运河观澜 | 阙里《孔羡碑》小考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藏有一方被誉为“魏隶之冠”的石碑，碑额刻“鲁孔子庙之碑”，习称《孔羡碑》，又名《魏修孔子庙碑》《魏孔子庙碑》《宗圣侯孔羡碑》。这块石碑立于魏黄初元年（220年），圭首、有穿,碑额6字为篆书，位于穿上；碑通高215.5厘米，宽93厘米，厚25厘米，碑文22行，行40字；后有北宋张稚圭22字题记。此碑为曲阜孔庙传世名碑之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有言：“魏黄初元年，文帝令郡国修起孔子旧庙，置百石吏卒，庙有夫子像，列二弟子，执卷立侍，穆穆有询仰之容。汉魏以来，庙列七碑，二碑无字，栝柏犹茂。”南宋洪适《隶释》碑曰《魏修孔子庙碑》，言《水经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均著录此碑，当为孔庙最早的七碑之一。该碑与东汉《鲁相乙瑛请置百石卒史碑》,习称《乙瑛碑》后均有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张稚圭之题记。《乙瑛碑》曰：“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孔羡碑》曰：“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谨记”。金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将其归入庙中古碑之列，曰《魏黄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孙羡为崇圣侯奉家祀碑》。两碑原来均在孔庙同文门西侧，1978年移至孔庙东庑陈列，1998年又迁入孔府西仓汉魏碑刻陈列馆保存。

《孔羡碑》

一、历史背景

《鲁孔子庙之碑》刻立的魏黄初元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之一。这一年相继出现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和魏文帝黄初元年三个年号,东汉王朝名实俱亡，中国历史进入三国时代。曹操在这一年的正月于洛阳病逝，他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拥兵而自重，挟天子令豪强，善权谋、明韬略，用人才，官居丞相、被封魏王，成就了一方洪业。《三国志·武帝纪》引《魏氏春秋》言夏侯惇劝曹操代汉自立，曹操云：“‘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深知汉气数已尽，已有代汉之心，但时机尚未成熟，并未称帝。曹操安葬完毕，改元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曹操的儿子曹丕继承父业,走向政治前台。

曹丕，字子桓，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年），立为魏太子，成为曹操钦定的接班人，曹操去世后他继位丞相、魏王，成为摄政者，曹魏代汉的计划也随之提前了。《资治通鉴》有载：“冬，十月，乙卯，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王三上书辞让，乃为坛于繁阳，辛未，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燎祭天地、岳渎，改元，大赦。”这一年十月，在曹丕的胁迫下，早已徒存名号的汉献帝刘协告祭宗庙，使张音持玺绶诏册到魏王宫，禅位于曹丕，并宣布退位。曹丕照古制三让之后升坛受禅，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魏，建元黄初。十一月，曹丕又封逊帝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使用汉朝正朔和天子礼乐，同时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汉魏朝代更迭的过程中,曹丕授意刻立了记载群臣奏请魏王接受汉帝禅让的《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记载汉献帝禅让魏王曹丕经过的《受禅表碑》；记载封孔子二十一世孙孔羡为宗圣侯，继承孔子祭祀，修理孔庙的《鲁孔子庙之碑》；这些碑刻彰显了曹魏受禅顺应天意民心和对文治教化的重视，在曹魏时期“禁碑令”的大背景下，其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尤其孔羡碑与曹魏代汉之事看似无关，但曹丕正是看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社会治理、道德教化中的显著作用，欲在三国乱世的历史背景之下恢复文治，故而在魏开国的元年即在曲阜孔庙刻立了此碑。《上尊号》《受禅》《孔羡》这三方魏初石碑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也是汉魏中国书法发展变化的巅峰之作，加之魏碑的稀缺，一直被视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名作。

《孔羡碑》碑额

《孔羡碑》题记

二、碑文考释

曹魏立国，改元黄初，提及承续轩辕、虞氏，因魏国曹姓远祖黄帝，近祖虞舜之故。关于曹操的祖先，《三国志》《曹瞒传》《魏书》均称其先祖出于黄帝，但近祖却有“邾国”“周叔振铎”“虞舜”诸说。魏明帝郊祀诏文云：“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今由此碑文可知，曹氏以虞舜为始祖之说在魏建国时已为魏文帝曹丕所认可。魏国建立后，续改风物，注重教化，统一国家的礼乐典章与度量衡等制度，恢复一系列的祭祀活动。曹丕以尊崇古代圣贤思想为标榜，封孔子二十一代孙、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并封邑鲁县百户以奉祀孔子。在所制的诏书中，历数了孔子的圣人品格，救世、述作、教化的功业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称颂其为“命世大圣”“亿载师表”。曹丕对时逢乱世所造成的庙毁、绝祀，德衰、学废深表痛惜，继而才有封邑孔羡，继孔子祀的诏令。同时，命令鲁郡修缮孔庙，并设置百石吏卒，由官方守卫，还于周围广建屋宇，重学兴教。鲁地的父老、学子、文人均目睹了庙堂的复兴，礼器的重置，崇祀的回归，均称颂曹魏之懿德，盛赞其受命以来的功绩不仅在鲁一地，全国上下均欢欣鼓舞，歌功颂德。虽然文辞有过誉之嫌，但碑文突出的是彰显文治教化与曹魏功业的目的。碑文中言，阙里礼学已经中断了三十年，也就是在东汉末帝刘协登基后，可见军阀割据之下，无休的战乱对鲁地文化教育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碑后以曹丕隆重复祀孔子、封邑孔羡、维修庙堂、复兴家邦为内容，作颂记之。

南宋洪适《隶释》云：右鲁孔子庙之碑，篆额，嘉祐中郡守张稚圭按《图经》题曰：魏陈思王曹植词，梁鹄书。《魏志》黄初二年正月诏，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令鲁郡修起旧庙，置吏卒守卫。碑云元年而史作二年，误也。后汉《孔僖传》注以羡为崇圣侯，亦误也。文帝履位之初，首能尊崇先圣，刊写琬琰，知所本矣！使其味素王之言行、六经之道，则岂止鼎峙之业而已哉！《孔羡碑》深切的体现了碑刻证经补史的作用，勘正了史书中“黄初二年封孔羡为宗圣侯”和“封孔羡为崇圣侯”的两处错误。洪适对曹丕恢复册封孔裔，奉祀孔子的做法是极其赞同的，但他也认为曹丕做的仅是表面文章，倘若真正领悟孔子儒家之道，其功业不止于此。

按张稚圭题记所言，颂为魏陈思王曹植所作，碑文为梁鹄所书。题记张稚圭自言是“按图谨记”，可见这种说法是有所本的。“图”一般认为是汉魏开始兴起纂修的图经。图经又称图志、图记，是附有图画、地图的书籍或地理志。图，是指一个行政区划的疆域图、沿革图、山川图、海防图等；经，是对图的文字说明。图经是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记述地方情况的专门著作，是我国方志发展早期出现的一种编纂形式。可见北宋张稚圭所见的图经中有该碑曹植作颂，梁鹄书文的记载，但图经散佚，如今已经别无旁证明晰此事，故后人多不以此为据。然而曹植的文学才华与梁鹄的书法成就却是汉魏时代的传世佳话。

曹植字子建，是曹操之子、曹丕胞弟，后被封陈王，死后谥号为“思”，故称陈思王。曹植才华横溢，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早年深得曹操宠爱，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十九年（214年）又徙封临菑侯，二十二年（217年）又赐封邑五千户，成为万户侯。一些历史记载曹丕、曹植有过夺嫡之争，因为曹植恃才傲物、放荡不羁的性格与不知内敛、任性逾矩的行事，加之饮酒不加节制，醉酒延误军机，逐渐失宠被曹操厌弃。曹丕继位后，逐步剪除了曹植的党羽，对他的过错亦动辄贬谪，并不断迁徙其封地，黄初二年（221年）贬爵安乡侯，又封鄄城侯，三年（222年）封鄄城王，四年（223年）徙封雍丘王。魏明帝时期依然，太和元年(227年)改封到浚仪，二年(228年)又回雍丘，三年(229)再改封东阿，六年(232年)又封陈王迁陈郡。其间曹植几次上奏欲为曹魏效力，但均未得偿所愿，他后半生郁郁奔波，去世时年仅41岁，安葬在了东阿。

曹植十多岁就能诵读《诗经》《论语》以及数十万字的辞赋，前后撰写赋、颂、诗、铭、杂论共100多篇，文章风格早期风发意气、文采绚丽，晚期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南朝谢灵运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清初王士祯将其与李白、苏轼并称诗家“仙才”。曹植的《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名篇，如今读来依旧文辞华美，情真意切，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存在。至于孔羡碑的颂是否为曹植所作，笔者认为曹操、曹丕、曹植均是一代文豪、成就斐然，建安时期的文人才子亦层出不穷，非必曹植创作不可。若为曹植所作史书或碑碣应有所记，然各中并无确载。其时曹植深陷失宠的苦闷且封邑他乡，黄初二年还因劫持要挟朝廷使者被贬，之前为曹丕撰写颂词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张稚圭所言碑文为梁鹄所书，后人亦多有质疑。梁鹄字孟黄，安定（（今甘肃平凉））人，曾做过凉州刺史。梁鹄与曹操交集颇多，裴注《三国志》引卫恒《四体书势序》载，梁鹄随师宜官学习书法，拼命习字而官至选部尚书负责官吏的选拔任用，当时曹操想担任洛阳县令，梁鹄选任其为洛阳北部尉，对曹操亦有知遇之恩。梁鹄后来投靠了刘表，曹操平定荆州时，点名要招募梁鹄，梁鹄害怕自己绑了来见曹操，曹操遂任命他为军假司马，专职秘书职位，以善书效力。曹操常常把梁鹄书法悬挂于帐中、钉在壁上观赏，称赞其书法已胜过师宜官。魏国宫殿中的题字署名，据说都是梁鹄所书,但梁鹄的书迹流传下来的极少。关于《孔羡碑》的书写者，南宋洪适《隶释》判断其与魏《大飨碑》笔法相近，很可能是一家所出，他认为有传言为梁鹄所书的都不太可靠。两宋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均注“传为梁鹄所书”，可见梁鹄书这点并无实据。

《孔羡碑》拓片

三、书法成就

南宋洪适《隶释》又云：“魏隶可珍者四碑，此为之冠，甚有石经《论语》笔法。”《孔羡碑》与《大飨碑》《上尊号碑》《受禅碑》被称为魏初四碑，在汉魏碑刻与书法发展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孔羡碑》何以被誉为“魏隶之冠”,是独特历史时期使然，亦是书法艺术发展的结果。

东汉至魏晋之际，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汉末三国的张芝、蔡邕、师宜官、梁鹄、邯郸淳、钟繇、韦诞等一批书法家名留史册，光照后世，影响千秋。得益于纸张的发明和推广，汉代书法不再拘泥于竹木金石，自由发展下已众体兼备，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书体登堂入室，简便实用、表意真切。魏晋时期，混乱的局势也为不同的艺术风格提供了容身之所，书法艺术出现了风格迥异的代表人物，书法这一艺术也日益走向开阔大度，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景象，《孔羡碑》正是体现书法艺术这一变化发展的实物见证，所以在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郑樵《通志·金石略》、赵崡《石墨镌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彝尊《曝书亭集》、叶奕苞《金石录补》、钱大昕《金石后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王鸣盛《蛾术编》、毕沅与阮元《山左金石志》、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洪颐煊《平津读碑记》等宋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均有述录。

关于此碑的书法技艺，自古以来以褒赞为主。其结体严整而不板滞,书风淳古而高远,气势凌厉而磅礴,洪适称其有汉石经《论语》之笔法，一些学者认为其与汉末以方笔取胜的《鲜于璜碑》《张迁碑》等一脉相承。其碑文字体古质遒健，笔笔有力，一笔不苟，即不同于以上的汉隶，也不同于以下的魏碑，而是由汉隶向魏楷的一种过渡体。张稚圭说:“昔人评其书云:‘龙震虎威,气雄力厚,魏刻之冠。’”清末杨守敬云:“此碑以方正板实胜,略不满者,稍带寒俭气,六朝人分楷多宗此种,惟北齐少似之者。”清末民初杨钧独钟《孔羡碑》，其教授学生说:“学两汉书,有四要义:一曰沉着,二曰平稳,三曰开展,四曰铺毫。四者俱备,《孔羡》一石而已。”亦有言《孔羡碑》方板矫厉、肥重坚硬，不甚耐看者，但仅是支流片语。

《孔羡碑》拓片局部

《孔羡碑》在曲阜孔庙屹立了近一千八百年，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治乱兴衰和儒家文化的跌宕起伏。秦汉时期，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奠基肇起，以炎黄子孙为主体的汉民族形成，儒家文化逐渐成为古代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良方。建构在儒家修齐治平、家国情怀基础上的中国主流传统文化一直薪火不灭、延续至今，儒家文化也成为塑造中国人精神品格的重要元素之一。如今更深入地去解读《孔羡碑》所蕴含的历史细节、古代智慧和艺术成就，就是要回望中华文明来路的点滴，让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回馈社会，沁润人心，助力中华文明赓续发展。

（作者 张帅、沈涛   张帅系曲阜市文物保护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沈涛系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馆长  大众新闻记者 孟一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