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爱军 赵梦杰：以地为“媒”：中国国家公园的三重空间叙事与认同建构

作者：齐爱军（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梦杰（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4期

导 读：

本文基于空间媒介理论，将中国国家公园视为物质、精神、社会三重空间辩证统一的媒介叙事场域，系统探究其如何通过空间化叙事实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层传播与公众认同的有效建构。

一、引言

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1]这一论述不仅锚定了中国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核心功能，更隐含了其作为生态文明价值传播载体的深层使命。2022年《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的印发则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进入规模化、系统化推进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明确要求“要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3]。至2035年，“我国要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建设任务，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4]，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生态保护硬实力，更需文化传播软实力的协同支撑。

2024年《中国国家公园文化传播工作方案（2024—2026年）》的出台，标志着政策焦点从物理空间建设向文化价值传播的深层转向。方案明确指出要推动传播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中国国家公园理念，积极培育国家公园文化品牌和传播体系。[5]

然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国家公园建设的研究呈现出“重保护轻传播”的实践偏差，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立法体系、管理制度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6]，传播学视角的研究严重匮乏。既有零星传播研究多从媒介与空间的机械二元论视角将国家公园简化为“信息容器”，或是把传播窄化为以国家公园为内容的信息流动过程。这类认知遮蔽了国家公园作为空间媒介的本体论价值，其传播效能的生成机制绝非信息浅层传递，而是以空间为媒介，根植于空间自身的媒介属性对认知、行为与关系的结构性重塑，是实现保护目标制度化与可持续发展愿景内化的系统性传播过程。

基于此，本研究将空间升维为传播本体，尝试从“空间叙事”视角探讨中国国家公园建设，聚焦于国家公园三重空间建构，重点探究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语境中，中国国家公园如何突破传统信息传播范式，通过空间化叙事建构与具身化传播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理念和其自身理念的深层传递与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为中国国家公园文化传播方案实践落地提供学理支撑与转化路径，驱动美丽中国建设从生态治理的“制度优势”向“价值认同”的深层沉淀。

二、国家公园：从西方范式到中国化重构

国家公园的文化传播实践需以空间本体论为逻辑起点。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国家公园不仅是自然地理单元，更是承载价值叙事的媒介基体。厘清其概念演进与中国化创新路径，是建构本土化空间叙事理论框架的前提。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权威定义:“国家公园是大面积的自然之地或接近自然的区域，设立之目标为大范围地保护（圈内）生态过程以及物种和生态系统稳定性。”[7]作为最早在美国创立的保护自然区域的保护管理机制[8]，“国家公园”之起源与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全球自然保护实践。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开端[9]，标志着一种以国家名义对代表性自然景观进行圈地与管理的模式诞生。值得注意的是，黄石公园的设立初衷并非纯粹的生态保护，而是交织着旅游开发与商业利益，特别是受到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推动[10]。因此，公众对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认知常存在误解，尤其是将西部大型自然公园视为其全部代表。实际上，美国早期国家公园的建立深受19世纪大型风景如画的城市公园理念的影响，这些公园旨在为公众提供重要的社会与休闲效益。[11]历经发展，美国国家公园建设具有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等特点，其核心目的在于保护国家级的自然生态资源、自然状态、自然景观，以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遗存及文化景观。[12]

然而，西方经典国家公园范式的深层逻辑是建立在“荒野”理念之上的，通常表现为通过强制性边界划定与原住民迁移等管理技术，力图建构并维持一种排除现代人类活动的、“原初”的自然景观。在此框架下，其保护伦理的核心指向“保存”，即尽可能维持生态系统不受人为干扰的状态。随着全球自然保护运动的发展，这一主导性范式逐步扩散至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诸多国家，并在跨国传播过程中经历了在地化的调适与重塑，共同构成了20世纪以来全球自然保护实践的主流脉络。

在我国，国家公园的政策性定义明确为“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13]。该定义延续了国际通行的自然保护理念，但也引发学术反思。有学者指出，现行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西方主导的自然保护范式，但相对忽视了我国作为文明古国所拥有的丰富文化遗产资源，同时在强调国家权益和全民共享方面存在不足。[14]同时，世界各国在阐述其国家公园理念时，均结合本国独特的自然条件、民族文化背景及国家意志，进行了新的话语重构与知识生产。[15]因此，中国创新性地在国家公园体系框架中单独设立国家文化公园。《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正式确立了“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坚持国家代表性、坚持全民公益性”的中国国家公园理念，并明确提出“培养国家公园文化，传播国家公园理念，彰显国家公园价值”[16]。

中国对国家公园的这一“中国化”理解与重构，从根本上是传承和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是适用于本土发展的新理念。[17]具体说来，即基于中国国情，在吸纳国外国家公园环境伦理思想的基础上，融合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形成适宜中国国家公园利用和传播的环境理念。[18]面对中国历史悠久、人口稠密、人与自然长期交互融合的基本国情，纯粹排除人类活动的保护模式显然难以适用。不同于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与欧洲文化线路模式[19]，中国在接纳国际通行的生态系统保护核心原则的同时，有意识地超越了西方早期国家公园将自然与人文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的“荒野”理想。中国的国家公园理念在顶层设计之初，就更加注重协调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强调在保护中促进民生改善，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管理实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导向统领，从根本上超越了保护与发展的传统二元对立，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保护范式。这是对我国“天人合一”传统智慧的现代诠释，以及在管理制度上对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文化传承的协同考量，更深刻地植根于通过空间叙事凝聚国家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战略视野。

综上所述，国家公园具有实体性与互动性，其理念和核心价值已被全球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国际自然保护的共通语言和各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的最高等级。[20]同时，随着国家公园保护范围的扩展，国家公园的全球实践呈现从单一自然保护范式向多元文化生态共同体演进的整体趋势，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政府宣布作为公共财产而划定的以保护自然、文化和民众休闲为目的的区域成为一种共识。[21]国家公园理念从西方到中国的传播与落地，已成为一个基于本土国情与文明基因进行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三、理论视角：空间作为媒介与叙事认同建构

“空间转向”作为一种根本性的范式革新，彻底颠覆了将空间视为静态背景或中性容器的传统观念，将其提升至认识论的核心范畴（即作为一种媒介研究方法[22]）。空间被确立为社会学乃至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研究的分析视域与理论起点，并在知识建构中享有优先地位[23]，以此来审视、结构相关研究议题的框架与叙事，从而生产出关于社会与文化的全新知识。[24]在此视角下，空间被重新概念化为一种携带着复杂社会文化密码的认知媒介[25]——强调的是空间的中介化认知能力，即通过对既定空间形式的激活、征用或建构，将现实关系抽象为某种空间模型，从而以空间为媒介，完成对现实本身的中介化认知。

空间媒介化并非简单指涉“空间”与“媒介”两个范畴的耦合或叠加，而是指向空间生产总体过程对媒介物质属性、象征模式和制度化结构的调适与依赖，以及空间作为媒介的内在本质的显现。[26]媒介既是作为技术（包括基础设施）的媒介，亦是意义生产过程的媒介[27]，空间的本质是人类的实践。[28]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详细阐释了“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表征性空间”三者之间的互动和紧密联系，揭示出空间作为媒介的体验与实践渗透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感知和想象中，它不仅是物质现象，更是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的体现。[2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极大强化了空间的媒介属性，赋予空间以新的传播属性和社会意义。卡斯特提出“流动的空间”，进一步指出新技术催生了新型空间形式，时间与空间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物质实践，现代化社会各要素的流动与融合形成了流动的空间。[30]位置媒介等技术进一步使实体空间通过技术自我言说和表意形成媒介本身[31]，在技术驱动下“空”与“间”交转互动，构成并更新沟通系统与环境的区分。[32]

学界将空间从被动的背景中解放出来，确立其为一种能动的认知媒介与意义建构框架，这一“空间转向”不仅重构了传播研究的范式，也确立了空间在理解社会现实、文化叙事与身份认同中的优先地位。当空间作为媒介参与叙事进程，它提供了一个灵活的认知、交流与互动框架，用以勾勒社会与事物的发展过程、揭示主题内涵，最终形成理解世界的认知模型。[33]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进一步确定了空间的本体性优先地位，指出空间是意义生成与叙事建构的本体性枢轴。[34]与此同时，叙事构成了空间传播实现其意义建构功能的核心机制。在宏大叙事的层面，空间叙事基于多元性框架，强调本土化实践与地方性知识，为反思西方中心论的现代化叙事、阐释如“中国式现代化”等本土实践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理论工具。[35]尤其在数字媒介深度介入的当下，数智技术极大地拓展了空间叙事的维度与能力，使叙事不再仅仅“发生于”空间，而是“生成于”空间本身的结构、符号与关系网络之中，空间本身即是叙事的生成者，催生了“开放叙事”的兴起，即通过框架整合与悬置等设计，叙事空间主动邀请受众参与意义共建，从而在参与中深化认同建构。[36]

在此理论语境下，中国国家公园作为蕴含丰富生物多样性、独特自然景观及深厚文化底蕴的复合空间实体，其物质特性与技术属性共同赋予了其作为空间媒介的叙事潜能，是一个持续进行着生态话语与集体认同的传播场域。尽管现有中国国家公园研究多集中于旅游管理与生态管理等应用领域，从传播学理论出发的系统性探讨仍显不足，但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触及国家公园的传播机制与意义建构功能。例如，傅才武指出，国家文化公园通过空间生产系统的化育，形成特定的空间叙事结构，推动国家形象传播方式从语言叙事向空间叙事转变。[37]王积龙则从仪式传播视角切入，论证国家公园在自然空间与时间维度中所展示的生态中心主义理念[38]。此外，陈宝龙与邵的湾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分析了其如何通过符号体系的构建与传播路径的创新，凝聚公众认同并建构国家环保形象。[39]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公园作为意义载体的传播功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但综观现有研究，其在理论视角与分析深度上仍存在局限性。

因此，本研究引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旨在探究在三元辩证法的框架下，中国国家公园不同空间维度如何持续互动，在社会与公众之间构建出经验与意义交织的复杂网络，成为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塑造国民生态文化认同的关键媒介和象征性空间，从而实现信息传播、价值传递与文化认同塑造的功能整合，以此来解构生态信息在此复合空间中的流动、接收与意义生成机制。这一三元一体的研究视角，既是既有理论上的重要整合与创新，更是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与媒介融合这一时代课题的深切回应。

四、物质空间：物理实践的叙事基体与符号编码

物质空间是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指一切可被形塑与描绘、由人类空间实践所生产、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并可通过形态与属性加以描摹的实体空间场域。它由具体的物质性要素构成，是空间实践的直接产物。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国国家公园的广袤物理空间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庇护所，更是承载宏大生态叙事的物质性支撑。其物理空间是中国国家公园叙事中最直接、可感的层面，它通过地理景观、生态体系与基础设施为游客提供具身化的感知体验，成为个体认同生成的物理基础。

从宏观尺度看，中国国家公园群的整体布局构建了我国国土生态安全战略的空间叙事结构。叙事结构表征着阐释命题的内在逻辑框架与自洽的言说方式，由叙事要素排列组合构成一个完善的系统。[40]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这首批5个国家公园覆盖23万平方公里，囊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多类型生态系统，这种布局超越地理连接，在国土空间尺度上构建起紧密相连的叙事网络。它以生态系统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叙事主题，通过差异化的空间角色分配，共同叙述着关于生态系统完整性、连通性及国家生态安全战略的故事。除此之外，界碑、围栏等实体设施构成空间分隔的符号装置，其物理区隔使生态安全战略获得可见性，形成系统间分野、张力与交互的界面。比如，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完成了3646个感应界桩的打桩定标工作，这些界桩清晰地标示出公园的边界和内部的核心保护区与一般控制区，承担着空间感知与边界示警的双重功能，有效解决了以往因边界模糊所导致的管理权限悬置与执法依据缺失等制度性困境。同时，我国国家公园与周边社区、城镇、交通网络等人工环境紧密相邻，其边界地带成为人地关系交互的核心界面，承载着资源利用、社区发展、文化保护与冲突协调等多种社会经济活动，是区域社会空间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观层面，中国国家公园的内部空间布局与功能分区承载着多元叙事功能。依据《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公园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实施分区管控，保护关键生态系统，提供自然体验机会，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自然资源保护、科研监测、访客体验、解说教育、社区发展等多重功能。[41]内部基础设施的生态化设计构成空间叙事的修辞装置：生态廊道、迁徙通道、河流水系等路径要素构成物质、能量与信息流动的线性通道；核心栖息地、水源涵养区、特定生态系统单元、文化景观区等区域要素作为承载特定生态功能或文化记忆的空间单元；保护管理站点、生态观测点等节点要素成为生态过程发生或人类活动介入的枢纽与焦点。这些要素共同为空间主体构建了直观、可感知的空间表征，并深化了生态话语的叙事层次。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其游览路径设计不仅便于观赏，还蕴含叙事与象征意义。九曲溪漂流项目将山水文化与生态理念融入游客体验，实现生态教育与休闲娱乐的双重价值。

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国家公园视觉符号与叙事韵律共同塑造了游客的具身体验。在视觉文化主导的图像时代，人类认知模式与情感体验发生转型，由文字主导的线性思维逐渐向图像触发的多维感知过渡。以环境、景观、气候等为代表的“非媒体为中心的媒介”通过各种不同的元素与符号叠加从而构建认知代码，在人类日常生活实践、互动和体验感知的过程和结果中介导虚实空间感知。叙事韵律则赋予空间以节奏与美感。随海拔变化的植被与物种垂直地带性构成宏观节奏；植物物候循环、水文盈缩、自然干扰等生态过程形成周期性韵律；由地形变化、景观界面复杂度塑造空间格局形态韵律；而巡护监测、访客流量、社区生产活动等人类活动则构成混合节拍。这些韵律共同构成立体的生态叙事文本，通过感官震撼促成生态价值观的内化。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其独特石柱地貌与丰富植被构成震撼的自然景观，天门山索道与玻璃栈道等现代设计元素的融入，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一种创新诠释，更是通过视觉修辞与叙事手法，直接而强烈呈现出自然壮美，促使生态敬畏完成从感官震撼到价值内化的转化。敬畏感能够通过生态价值观和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游客亲环境行为。[42]

五、精神空间：话语符号的象征秩序与认同建构

精神空间奠基于物质空间之上，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它并非实体存在，而是人们对物质空间进行主观解读、意义赋予与观念重构的结果，是对自然与社会空间在思维和意识层面的再现。依据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精神空间可进一步细分为空间表象与构想空间两个维度。空间表象作为精神空间的外在化显现，紧密关联于物质空间的实践创造与特定空间主体的意识形态框架，是特定社会群体精神世界具象化的直接表达。构想空间则更侧重于空间作为社会理念与主流价值观的投射领域，其规划与建构过程嵌入复杂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之中，成为传递国家意志与文化理想的重要媒介。

中国国家公园作为独特的地理与文化单元，其精神空间建构依赖于密集的象征符号系统。园内丰富的古人类遗址、古建筑群等物质遗存，以及活态传承的民俗风情和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形态，共同构成了文化意义的承载网络。这类建筑与景观不仅是功能实体，也是文化意义的载体，传递着诸如生态文明、民族象征等意识形态内容，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寓意与艺术表现力，成为自然信息与历史记忆的承载物，实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物化呈现以及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以茶产业和茶文化为核心形成的传统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景观，构成了其文化沉积的重要组成部分。[43]因此，国家公园需高度重视其范围内的“文化沉积”，即人类在特定区域发展过程中，基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创新实践所形成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景观。[44]

在话语建构层面，中国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建设体现了权力空间化的实践逻辑，推动了地理空间向文化政治空间的象征转化。福柯曾指出，空间不仅为权力运作提供了现实基础，其本身也反映着某种秩序结构与治理逻辑。为实现集体目标，空间往往被赋予规划意志与制度安排，从而在社会内部实现秩序的构建与维系。[45]中国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建设，正是这种权力空间化实践的典型体现，构筑了国家理念与公共价值传递的通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国家公园承担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自信、筑牢中华民族生态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使命。[46]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典范，中国国家公园的规划与设计不仅关乎空间布局，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治理舞台上宣示理念、展现担当的重要支撑。[47]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其位于青藏高原腹地，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在国家叙事话语中被建构为“中华水塔”这一融合地缘政治、生态安全与文化象征的重要符号，实现了从纯粹自然地理向承载民族生命与国家生态伦理的精神象征的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时所强调的，要将其打造成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48]，这一论述进一步提升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战略地位，赋予其国家象征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双重使命。

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家公园作为一种被构想和赋予意义的空间，借助情感叙事将集体潜意识中的家园情感与文化自豪感显性化与体验化，使之成为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资源。这一过程深刻塑造了公众对自然、历史与社会的认知图式，并有力地参与到国家认同的建构之中。

在这一经由话语建构的空间维度中，中国国家公园通过其形象性、自足性的思想及符号化的表象，在逻辑与形式上被高度概念化与抽象化，成为一种承载集体认同的想象性存在，并依托大众传媒得以构建和传播，强调主观认知与文化意识。这一层面涉及中国国家公园在社会、文化和科学领域中的认知和概念化。

在信息时代，环境保护议题具有天然的政治合法性。[49]环境议题的数字叙事建构，体现为借助数据技术重构新闻故事的内容和形式，以增强公众的环境素养，并呈现有别于经典叙事的新理念、新语言和新实践范式。[50]数字媒介的深度介入不仅扩展了精神空间的建构维度，更催生了具有自主逻辑的网络叙事空间，重塑了国家公园的传播生态与认同生成路径，显著拓展了环境议题的呈现形式与公众参与方式，实现环境问题“可见性”的生产。我国国家公园充分利用大众媒介的效能，通过以《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国家公园》《王者归来—中国国家公园》《武夷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等纪录片为代表的影像叙事实践共同阐释生态系统、讲述生态修复实践，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51]；再如光明网《国家公园守护者》等融媒体传播产品，综合运用图文、视频、音频等多模态表达与实时更新机制，并通过精准定位目标受众和制定多元化宣传策略，形成了动态延续的叙事流，共同阐释生态系统、讲述生态修复实践，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六、社会空间：具身实践的交往场域与认同生成

空间生产的第三个维度是对空间的直接体验，即空间的生活经验维度，意指人类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所体验的世界，是对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二元对立关系的一种积极超越与创新重组。[52]社会空间与社会群体的区域地理相连，是社会集体活动的产物。[53]它超越了物质空间的物理约束与精神空间的抽象规划，是前两者在日常生活层面互动、冲突、协商与融合的动态产物。社会空间根植于具身化的交往实践，是社会关系、文化意义与个体经验在特定场所中交织、生产与再生产的核心场域。对于国家公园而言，其社会空间维度绝非简单的休闲场所叠加，而是承载生态文明理念具身化传播、促进公众生态认同生成、实现“全民公益性”核心价值的关键实践界面。

社会空间的价值生产与意义传递，其核心机制在于具身实践。中国国家公园通过精心设计的自然观察、生态摄影、研学旅行等生态体验活动以及科学调配的消费空间，比如生态友好的特色餐饮、文创纪念品销售、环境解说服务，将抽象的生态保护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互动的身体经验。游客置身于国家公园的壮丽景观与生物多样性之中，通过身体的移动、感官的刺激与环境的直接互动，超越了传统媒介的信息接收模式，实现了生态认知的具身化。例如，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参与研学项目的学童，其触摸千年古树、临溪诵读《仁说》、品茗问道的体验，不仅是对自然与文化知识的获取，更是通过身体力行，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传统生态智慧与当代保护理念内化为深刻的情感记忆与价值认同。这种基于身体的经验，构成了生态价值观从生理到心理的价值转化，是空间叙事产生深层传播效能的根本所在。

表征性空间是社会空间的范畴，这一空间离不开资本因素对社会的影响，同时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交往。[54]空间传播研究将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视为与大众媒介相互嵌入的传播平台，空间中人的交往成为研究议题。[55]特定的空间类型因其物理结构、符号系统和社会规则，预设并塑造了其内部的社会交往关系模式。[56]在社会关系的组织层面，国家公园所建构的社会空间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空间，其功能的实现依赖于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网络构建，是由管理者、游客、社区居民、科研人员、环保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空间进行交往、互动、协商甚至发生冲突的场域。通过构建访客中心、科普展览、自然导览等多元化服务体系，我国国家公园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普及与生态文明教育的前沿阵地，更在深度对话中激发游客的生态责任感与行动意愿；通过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设立生态监测站与科研基地，为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提供了实地资源与实验平台，推动该领域的技术革新与发展，构建科研监测与社会协作平台，强化科教游憩公众服务。[57]除此之外，社会参与和公园公民身份对地点满意度和地点依恋存在关系，信息传递需要促进对公园的归属感与对个人的意义，创造地方的独特性[58]，文旅融合是国家公园价值传播与区域共赢的实践载体，形成保护和发展良性循环的区域社会空间网络，生动诠释了代内生态正义下的区域共赢发展与社会空间价值的深化。

在社会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数字媒介也重塑了认同生成的路径，网络空间的建构进一步体现为参与式叙事场域的形成。社交媒体平台、虚拟社区和互动应用构建起开放的意义协商网络，公众不再只是信息的接收者，更是成为生态叙事的共构者与传播节点。中国国家公园通过短视频征集、生态打卡、线上解说等参与机制，将数字互动转化为认同实践，在虚拟交往中强化公众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认知整合与情感归属。此外，网络空间还通过与实体空间的交织与互嵌，重塑公众对国家公园的感知方式与意义解读。增强现实、位置服务等技术将线上叙事锚定于具身的地理节点，形成虚实交融的混合体验场景；而数字导览、线上云游等则突破了物理边界的限制，使国家公园的生态叙事得以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中展开传播，构建起跨越地域的“数字生态公共领域”，实现了实体空间的具象展示及其承载意义的表达、展演与传播、仪式操演、意义扩散的目的，在公众参与中促成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化与共识凝聚，形成线上线下一体、技术叙事与价值传递深度融合的传播新格局。

七、结语：“三元空间”辩证统一的国家公园文明叙事

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不仅是生态保护的制度实践，更是一场以空间为媒介的文明叙事与认同重塑。中国国家公园的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并非彼此割裂，而是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三元一体”结构。具体来说，物质空间是叙事传播的感知基体，精神空间是意义内化的认同核心，社会空间是实践转化的行动网络。物质空间的可感秩序为精神认同提供载体，精神空间的象征意义为社会实践注入动力，而社会空间的互动网络最终使生态价值在生活实践中完成辩证统一与循环升华。三者以物质实践为根基、精神转化为导向、社会实践为归宿，在空间媒介的交互中共同构建了生态文明从认知到认同、从观念到行动的完整传播闭环。三层空间并非线性传导，而是一种螺旋上升的辩证关系——物质体验催生精神感悟，精神认同指导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又反过来重塑人们对物质空间的感知与理解，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深化、充满生命力的意义循环。

这一“三元一体”的融合机制，不仅实现了对西方传统保护范式中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批判性超越，更在实践层面生动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与西方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从属观念不同，中国生态文明叙事始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逻辑。[59]这一叙事既生成于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宏大历史语境，亦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生态观。[60]深植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传统，中国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为核心理念，突出人在空间中的参与性、体验性与认同性，从而完成了从“在空间中传播”向“作为空间传播”的范式转型，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当然，中国国家公园的空间叙事与认同建构仍面临诸多挑战，如多元叙事主体的协同、本地化知识与国际表达的平衡、数字化叙事与实体体验的整合等，这些都是未来理论与实践需进一步探索的方向。首先，在全球化语境下，还需要创新重构国家公园内涵与话语体系，突破传统自然保护范式，依据国情将国家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公园有机整合纳入广义国家公园体系[61]，并深度解读“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理念，使其成为系统内行为准则与公众共识的价值锚点。其次，需遵循系统性、共时性及人文性三大原则，深挖传统文化资源，构建特色文化品牌，以代表性工艺、图式与时代主题，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连接当地社区生活，实现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的双赢。再次，强化多元传播手段与生态文明叙事，响应分众化趋势，运用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及影像叙事力量，结合线上线下活动，精准触达公众并提升其生态保护意识。最后，完善国际话语体系与传播合作，通过国际旅游、文化产品开发、媒体合作及举办国际会议论坛，主动展示保护成果与管理智慧，贡献“中国方案”，提升全球话语权。

未来中国国家公园的传播实践，亟须在三元空间的动态互构与辩证统一中，持续探索“以地为媒”的东方生态叙事范式。在内在维度上，应深化物质、精神、社会三重空间的协同演进，着力构建融生态价值阐释、文化基因传承与公民身份认同于一体的叙事共同体，实现空间媒介功能的内生性拓展。在外部维度上，则需积极贡献基于“协调哲学”的文明对话方案，通过国际旅游体验、跨文化知识生产等全球性社会空间实践，将“美丽中国”的生态图景转化为具有普适性意义的人类生态智慧。唯有如此，中国国家公园方能超越其作为自然保育空间载体的初始定位，跃升为超越现代性困境、重构人与自然本体性联结的文明叙事枢纽，亦是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贡献的、具有本体论价值的叙事原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知识逻辑和演进机制研究”（批准号：19BXW005）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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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齐爱军，赵梦杰.以地为媒：中国国家公园的三重空间与认同构建[J].青年记者，2026(04):95-1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