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周忠和：科普真的很有趣

山东省天宇自然博物馆，一场关于鸟类起源与生命演化的科普报告会，让周忠和再次体验到“明星”般的待遇：

来自临沂市平邑县各小学的200多名学生高举手臂，向这位中科院院士抛来“十万个为什么”，他被簇拥着，层层包围着，身旁伸过来高高低低的本子等他签字，应接不暇。

近四十年科普生涯，他早已深谙讲课之道：给小学生讲课，时间不宜过长，提问与讲解时长相当，效果才最好。

在许多人看来，院士高冷神秘，周忠和不是，他健谈、爽朗、谦和。作为理科生，他看过不少心理学、美学、哲学类书籍，这让他的科普工作有了更多人文底色。

“虚荣心”与“表现欲”的驱动

周忠和的人生“剧本”，平铺直叙，按部就班，几无波澜。儿时的经历实在普通，既没有触发对科学特殊热爱的大事件，也没有遇到过影响人生走向的引路人。唯一值得提的，是“自然流露的好奇心被维护且保留了下来”。

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家乡无山少石，生物多样性简单，儿时的他甚至算不上喜爱鸟类。但他对自然有着天生的觉察力：陪伴他长大的猫狗鸡鸭、房前屋后的飞鸟，与小伙伴一起钓田鸡、观察蚕茧、采集知了壳……他曾执着地储存雪水，想验证“雪水能助植物生长”的说法，虽然首次“科学”实验连年失败，却让他早早懂得：科学离不开尝试，更接纳失败。没有繁重的学业，与万物相伴，大自然成为他童年最生动的科学“启蒙老师”。

周忠和真正与古生物结缘，始于高中第一位班主任吴凤彩老师订阅的《化石》杂志。即便对古生物学没有任何概念，在课外读物稀缺的年代，杂志里跨越亿万年的远古生命故事，像一道微光吸引着他。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在懵懂间选择了有机化学与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因分数略低成为“保底选项”，无意间开启了他一生的事业。

进入南京大学地质学系学习古生物与地层学时，周忠和的好奇心有了明确的寄托——那些沉睡亿万年的化石。他笑言，最初写科普文，源于“虚荣心”与“表现欲”。父亲常年订阅《新华日报》，从小学三年级起，读报成为他的阅读启蒙。那时的报纸上，长篇批判文章随处可见，周忠和常惊叹于作者的文字功底：“我写的作文不过豆腐块大小，他们怎么能写这么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诗撰文成为潮流，每个人都渴望表达自我，而古生物学领域的通俗科普几乎空白，抱着“写出来或许有人喜欢”的想法，周忠和开始动笔。

1989年，周忠和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毕业，读研期间，他便已开始撰写与专业相关的科普文章，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化石》杂志上。最初，他只是享受写作与传播知识带来的成就感，随着创作深入，科普早已超越最初的“自我表现”，成为他锻炼表达、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

现在，周忠和很少写文章专门介绍某个知识点。他的科普内容变为给同行写书评、推荐，做视频访谈、直播，参加读书活动、科普讲座等。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多次提交提案，呼吁并推动科普法修订。

“相较写文章、书籍等传统形式，现在的科普形式灵活、渠道多元，既受观众喜欢，也能适应快节奏的信息传播环境。”周忠和欣然接受这些新兴的科普方式，但对流量这件事并不敏感。除了兴趣点不在于此，也确实无暇顾及，“让愿意做的人去做就好”。

竺可桢先生在1935年提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得失”，是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周忠和说，科学家作科普，一定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但也不必包装得太伟大。相反，他作科普，恰恰出于“功利心”。古生物学容易被人忽视，在他看来，有关生命、进化的内容虽然精深却不高深，公众和媒体感兴趣，科普自然成为双向奔赴的结果。“作科普可以反哺学科发展，学科发展进步，对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就有帮助。”周忠和的人生“剧本”，平铺直叙，按部就班，几无波澜。儿时的经历实在普通，既没有触发对科学特殊热爱的大事件，也没有遇到过影响人生走向的引路人。唯一值得提的，是“自然流露的好奇心被维护且保留了下来”。

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市农村，家乡无山少石，生物多样性简单，儿时的他甚至算不上喜爱鸟类。但他对自然有着天生的觉察力：陪伴他长大的猫狗鸡鸭、房前屋后的飞鸟，与小伙伴一起钓田鸡、观察蚕茧、采集知了壳……他曾执着地储存雪水，想验证“雪水能助植物生长”的说法，虽然首次“科学”实验连年失败，却让他早早懂得：科学离不开尝试，更接纳失败。没有繁重的学业，与万物相伴，大自然成为他童年最生动的科学“启蒙老师”。

周忠和真正与古生物结缘，始于高中第一位班主任吴凤彩老师订阅的《化石》杂志。即便对古生物学没有任何概念，在课外读物稀缺的年代，杂志里跨越亿万年的远古生命故事，像一道微光吸引着他。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在懵懂间选择了有机化学与古生物学，古生物学因分数略低成为“保底选项”，无意间开启了他一生的事业。

进入南京大学地质学系学习古生物与地层学时，周忠和的好奇心有了明确的寄托——那些沉睡亿万年的化石。他笑言，最初写科普文，源于“虚荣心”与“表现欲”。父亲常年订阅《新华日报》，从小学三年级起，读报成为他的阅读启蒙。那时的报纸上，长篇批判文章随处可见，周忠和常惊叹于作者的文字功底：“我写的作文不过豆腐块大小，他们怎么能写这么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诗撰文成为潮流，每个人都渴望表达自我，而古生物学领域的通俗科普几乎空白，抱着“写出来或许有人喜欢”的想法，周忠和开始动笔。

1989年，周忠和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硕士毕业，读研期间，他便已开始撰写与专业相关的科普文章，第一篇作品就发表在《化石》杂志上。最初，他只是享受写作与传播知识带来的成就感，随着创作深入，科普早已超越最初的“自我表现”，成为他锻炼表达、促进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

现在，周忠和很少写文章专门介绍某个知识点。他的科普内容变为给同行写书评、推荐，做视频访谈、直播，参加读书活动、科普讲座等。作为全国政协常委，他多次提交提案，呼吁并推动科普法修订。

“相较写文章、书籍等传统形式，现在的科普形式灵活、渠道多元，既受观众喜欢，也能适应快节奏的信息传播环境。”周忠和欣然接受这些新兴的科普方式，但对流量这件事并不敏感。除了兴趣点不在于此，也确实无暇顾及，“让愿意做的人去做就好”。

竺可桢先生在1935年提出，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得失”，是一种超越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周忠和说，科学家作科普，一定是出于社会责任感，但也不必包装得太伟大。相反，他作科普，恰恰出于“功利心”。“作科普可以反哺学科发展，学科发展进步，对全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就有帮助。”在他看来，古生物学容易被人忽视，有关生命、进化的内容虽然精深却不高深，公众和媒体感兴趣，科普自然成为双向奔赴的结果。

小众学科，并不冷门

近四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忠和不是在办公室内研究化石标本，就是跑到野外挖掘化石，“别人看感觉很无聊”，他乐在其中。

提起古生物学，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挖化石”“玩恐龙”，直接贴上“冷门”标签。周忠和并不赞同，“古生物学是一门小众学科，但不能说它冷门。”

“人少不代表影响小”。在周忠和看来，古生物学所揭示的生命起源、物种演化、环境变迁等规律，帮助人们理解地球历史、生命奥秘，回答人类是谁、从哪来又到哪去的哲学问题，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又在无形中拓展科学认知边界、传承科学文化。

对研究人员而言，“古生物学、地质学这类时空尺度宏大的学科，能够开阔视野，让人以更宏观、豁达、超脱的眼光看待自然世界，对社会和人生产生不一样的思考”。而在当下，古生物学在国家战略资源和重大科学问题中的独特价值，自不必说。

据周忠和观察，时不时冲上热搜的科研成果，各类科普读物的持续热销，古生物博物馆展区里的人头攒动，都是公众和媒体对古生物学感兴趣的表现，这为科普工作提供了土壤。

现代科学积累深厚，想成为专家必须长时间积累，在一个领域深耕才能做出名堂。不过，周忠和强调，古生物学研究就是坐“冷板凳”这种观点，需要纠偏。

“‘坐冷板凳’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坚守，却不能简单从字面理解。科研工作与曝光度高的行业本就不同，更需要安静的环境、专注的心态，以及对外界诱惑保持理性。”周忠和说。

作古生物研究的科研人员如何认识这门学科，是周忠和始终关心的事。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空间探索、行星科学等，在近年发展迅速，它们的崛起，无疑会压缩传统学科的生存空间。“学科发展关键在交叉和拓展，新兴学科不断出现，老学科就要自己想办法往前走。”

作最有效的科普

周忠和的科普与科研工作始终交织在一起：科研为科普筑牢知识根基，科普让科研走出象牙塔，被更多人看见和理解。“我一辈子只专注了两件事：鸟类的早期演化，以及热河生物群的综合性研究。”

在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周忠和又在2025年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他把成绩归因于“运气好”：赶上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红利，得以学英语、上大学、出国深造、发掘化石。而他的研究方向——热河生物群，恰好成为世界级生物化石宝库。

周忠和的科普之路“断断续续”，却从未停止：硕士刚毕业的几年，科研压力小，是创作高产期；1999年博士毕业，从美国回国后专心冲刺学术，近十年基本暂停；2011年当选院士后，才重新投入更多精力。

近四十年里，他的科普实践覆盖多个层面：主编《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担任教科版小学《科学》教材主编，从基础教育筑牢科学根基；每年开展二十余场线下讲座，十多年累计近两百场，足迹遍布高校、党校、博物馆，还远赴港澳台及日本作报告；他还多次提案推动科普法的修订，呼吁完善科普评价体系、保障科普工作者权益，为科普事业鼓与呼。

他坚信科普要追求效率与影响力最大化，“有限时间，要做最有价值的事”。因此他多次走进党校，向干部普及古生物学与科学精神，希望通过影响决策者，带来政策、经费等实际支持。“领导干部的决策影响力大，只要认可基础研究与科普的重要性，就能带动更大层面的改变，影响面远比给几百个孩子讲课大。”而为教师科普，则能实现“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通过提升教师科学素养，惠及更多学生。他调侃自己是“功利主义者”，这种精准取舍，何尝不是一种清醒与智慧。

三十多年间，周忠和见证了中国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深知困境与短板。“当前科普最显性的困难，是专职科学教师资源短缺。”小学科学课虽已提前至一年级开设，但仍非主课、不纳入考试，师范院校缺少对口专业，大量科学教师非科班出身、缺乏系统培训。

周忠和深感全民科学素养提升任重道远，他接触过不少名人、专业科研人员，发现他们尚未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他们只是本领域专家，不代表拥有完整科学思维。”

如何鼓励更多科学家投身科普？在他看来，中国不缺科普受众与市场，打造科普人才队伍，关键在营造重视科普的社会氛围，需要政府、市场、个人三方协同。比如，真金白银投入、完善教育设施、提高科普从业者待遇、打通职称与发展路径等，让作科普“有意义、有奔头”，而不是可有可无。

他从自身经验出发，发现利用学术会议、调研间隙作科普，是一个好办法。周忠和反对千篇一律的科普内容，认为基层科普不必照搬大城市模式，应因地制宜探索。“山东有丰富的地质资源，孩子能接触化石、岩石，就是最好的科普素材；平原地区化石少，观察小鱼小虾、草木植被，同样能激发好奇心。”

传递科学精神

当下，传播手段日益丰富，AI浪潮席卷而来。当AI能快速生成科普内容、构建虚拟科普场景，甚至模拟科学家授课时，科研人员在科普领域的价值，是否会受到冲击？

周忠和坚持认为，AI只是工具，而非替代者，科普的核心永远是人，是科学精神的传递。

周忠和一直强调科学文化培育的重要性。他曾说，科学家不仅要有对科学的执着精神，还要富有人文精神。若科普教育仅关注科学的实用性，而忽视其与人文精神的结合。这样的科普教育，在他看来也不能算成功。

科普的核心不仅是知识灌输，更重要的是传递科学精神——尊重事实、理性质疑、尊重规律，以及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这是周忠和反复提到的。这需由科研人员亲身参与。那些富有人文温度的表达、融合了自身经历的知识趣闻，都是AI科普无法复制的。

这些年，周忠和也在调整科普方式，融入进化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与人文交叉的内容，通过讲述丁文江、赫胥黎、达尔文等科学家的人生故事，串联起知识点，既有广度，又更生动。

持续做好科普的“诀窍”，在于不断学习、不断贯通。每次讲座前，周忠和都会更新PPT，“加些新内容，变换点新花样”。他说，跨学科不能空谈，从物质到生命，从自然到人文，都要广泛涉猎、持续积累。知识面广了，内容自然与众不同。

或许有人会疑惑，同样是学者作科普，为什么有的人收获关注，有的人却没有收获预期的反响？周忠和的看法一如既往“松弛”：科普应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科研繁忙时顾不上就不强求，空闲时、有表达冲动时再做。学术表达和科普表达毕竟是两回事，有的学者不擅长作公众表达，也没必要勉强。“一些院士哪怕跟学生见面、答疑、分享人生经历就很好，不一定非要讲前沿知识。学生们听听老先生的成长故事、实验经历，反而更能感受科学精神、受到激励。”

博物馆里，平邑县小学生对科普报告的热烈回应，让周忠和十分感怀。同样令他遗憾的是，很多孩子成年后，陷入学业压力，蓬勃的表达欲和好奇心逐渐被消磨了。

“好奇心是刻在骨子里的天性。”周忠和认为，人类天生热爱自然，好奇心不会自然消失，“不需要专门培养，只要不把它压制住就行了。”

（大众新闻记者 宫小昀 卢鹏 实习生 马广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