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Papi案二审宣判！宠物被毒死，为何难赔“心痛”？

4月16日，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张某华投毒致9只宠物犬死亡案件民事部分二审宣判，法院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即不支持张某华向5名受害犬主支付精神损失赔偿。

围绕“是否应支持精神损失赔偿”，社交平台瞬间炸开了锅。有人认为宠物早已是家庭成员，其死亡带来的情感创伤不应被忽视；有人则坚持，宠物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仍属财产，赔偿应以客观损失为限。立场交锋之激烈，发人深思。

事情要追溯到三年前。2022年9月，张某华为泄私愤，在鸡骨里掺入大量剧毒化学物氟乙酸，将其投放到小区道路上，导致9条犬只中毒死亡，其中，就包括那只陪伴李女士（网名为“西高地Papi妈妈”）13年的西高地犬Papi。

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相较于一些国家较为系统的动物保护制度，我国相关立法仍不完善，此类行为往往需要依附既有罪名进行认定，实际被追究刑责的案例并不多见。为了给受害犬讨个公道，李女士辞去高薪工作，选择与张某华对簿公堂、硬刚到底。

案件进展并不轻松。延宕3年、延审9次后，2025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民事部分判决其向11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赔偿2.2万余元至1000元不等，但未支持精神损失赔偿请求。

“它走得非常痛苦。”李女士回忆，Papi在生命最后的10个小时中持续挣扎，从朝夕相伴的家人，到一具冰冷的尸体，不过一天时间。她也因此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需要长期服药。

为什么“心痛”难以被赔偿？答案在现行制度中早已有所限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原则上仅支持物质损失，宠物在法律上仍被视为财产，其损失通常以市场价值等客观标准衡量，情感价值难以进入裁判体系。换句话说，在情理上最难承受的部分，恰恰是法律最难回应的部分。

从司法实践看，这类案件的定性也并不单一。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以“投毒”和“宠物/狗/犬”为关键词检索发现，近十年（2016年3月-2026年3月）相关公开文书共437份，涉及罪名主要包括盗窃罪、抢劫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毁坏财物罪，以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不同罪名之间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为目的与危害范围。山东秉乾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房玉表示，投放危险物质罪属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法定刑起点高，最高可至死刑；而盗窃、抢劫多针对非法获取犬只的行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则以财产损失为核心评价标准，涉食品类犯罪则侧重规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流通。

不难看出，同样是“毒狗”，司法重心却不一致：有的是侵害个人财产，有的是冒犯公共安全。前者处理的是损失，后者防范的是风险；前者面对的是个体受害，后者警惕的是不特定对象可能遭遇的危险。罪名之别背后，真正的边界在于：法律究竟判定这类行为是“伤物”还是“害人”。

虽然李女士饱受内心煎熬、患上精神疾病，这种“心痛”也未能直接转化为法律上的支持，但这场漫长的诉讼并非没有意义。

类似案件的司法处理正在变得更加高效。今年2月，广州南沙一起毒狗案中，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且未适用缓刑，从案发到判决仅用了5个多月时间。与Papi案动辄数年的周期相比，这种变化至少说明，我国法律对这类行为的打击态度日益明晰。

当我们走在街头，该关注的不应只是猫咖、狗咖，或者宠物用品店、领养店，更应是一个个具体的、鲜活的小生命。宠物，先是一条被尊重的生命，后才是一门能赚钱的生意。

（大众新闻记者 王鹤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