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时评|在经史合参中守常通变

品读经典、传承文脉，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古人云：“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如何从中汲取治理处世的智慧与修身立德的养分？“经史合参”正是那把至关重要的金钥匙——它将承载永恒价值的“常道”（经）与记录时代变迁的“变局”（史）相互印证、融会贯通。

经史相资，体用兼明

“经”者，常也。它是宇宙人生的常道，是超越时空的真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准则。《说文解字》释“经”为“织也”，象征着贯穿万事万物的经纬线。南怀瑾先生曾言：“经是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大原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个原则是不会变动的；而史是记载这个原则之下的时代的变动、社会的变迁。”

经者，蕴含宇宙大道与人伦纲纪，是“为政以德”的治理智慧，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而“史”者，载事也，是经义的生动载体，记载朝代更迭、人事兴衰；既有“文景之治”下与民休息的德政实践，也有“管鲍之交”中推己及人的千古美谈，更有王朝覆灭、礼崩乐坏的沉痛教训。

司马迁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果只读经而不读史，学问便容易流于空疏、脱离实际；如果只读史而不读经，则容易迷失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陷入以权谋为智慧、以奸诈为能干的误区。宋代学者苏洵在《嘉祐集》中精辟论述：“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史，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先经后史，本立道生

宋代大儒朱熹主张“读书须以经为本，而后读史”。他说：“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他还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来阐释：“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须是陂塘中水已满，然后决之，则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决之以溉田，则非徒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亦复无有矣。”

经者，是“尺度”与“权衡”。如果在读经不多、义理未融会贯通之时便急着去读史，胸中没有一个坚定的“主心骨”，面对历史中复杂的权谋、诡辩与成败，极易被其迷惑，甚至误入歧途。反之，若胸无权衡而仓促读史，则如程颐所言，不过是“看人相打”：只见热闹，不辨是非，甚至以权谋为智慧、以奸诈为能干，这是古今读史者需要警惕的重要误区。因此，必须先读《孟子》《大学》《易经》《德道经》等经典，确立基本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如同在心中竖起一面明镜，然后再去读史。这样，面对历史人物的兴衰际遇，我们才能如朱熹所言：“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

“先读经，后读史，则论事不缪于圣贤；既读史，复读经，则观书不徒为章句。”这种“先经后史”的顺序，实质上是确立了“以经驭史”的原则。经是体，史是用；经是道，史是事。只有以经义来驾驭史实，历史才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成为验证大道、启迪智慧的宝库。

以史验经，鉴往知来

今天我们倡导“经史合参”，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与未来。

其一，经史合参是“通变”的智慧，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通过经史合参，我们能深刻理解《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中所揭示的历史演变规律。正确的政绩观，既要有“为政以德”的价值坚守，又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实践智慧；既不做脱离实际的空谈者，也不做急功近利的投机者。那些违背常道、只顾眼前的“显绩”，终如过眼云烟；而那些顺应规律、默默积累的“潜绩”，方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其二，经史合参是“刚柔”的修养，有助于涵养中正平和的君子人格。“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心情躁郁、意气用事时，读经可以平复内心，回归中正；心情沉闷、意志消沉时，读史可以振奋精神。只读经容易“书生气”，缺乏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只读史容易“世故气”，失去原则与底线。经史合参，让我们既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又有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的灵活智慧。

当下，在孔孟故里济宁，“悦读济宁·书香任城”全民阅读周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古槐街道“周三见·遇见县前”国学堂每周与读者相约。经典走出书斋，历史照进现实。通过经史互证、知行合一，我们不仅能读懂过去，更能明晰未来；不仅增长知识，更能修炼心性。唯有如此，方能在纷繁复杂的时代洪流中，做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创造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实绩。

（评论员 梅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