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葱岭之外”文明涓涓细流——侯杨方新作《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出版

近期，《葱岭之外：亚欧文明的十字路口》（下简称《葱岭之外》）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复旦大学教授侯杨方以严谨的学术语汇、精准的数字数据、晓畅通俗的语言，形象、准确、生动地描绘了葱岭（帕米尔高原）历史与地理交织的壮阔画卷。书中，侯杨方以技术地理学为工具，锚定葱岭场域，描摹青铜时代到近代的漫长历程，细数“丝路”的千年变迁，展现了东西方文明数千年来的碰撞、融合和新生。4月17日，接受半岛全媒体记者专访时，侯杨方表示，葱岭既是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也是中西方文明的分野，是世界历史的十字路口。

兴趣所至，研究“丝路”不断向西

记者：这本书的书名定为《葱岭之外》，而非大家更熟悉的“帕米尔高原”，也不是单纯的“葱岭”，这个书名背后有怎样的深意，“之外”二字您想传递怎样的视野？

侯杨方：“帕米尔高原”是现代的地理说法，“葱岭”是中国古代人对帕米尔高原的称呼。《葱岭之外》是站在中国本位上看的，就是葱岭以西。中国是在葱岭以东，所以“葱岭之外”是按照中国人的视角看葱岭在西边，也就是中亚，包括西亚、南亚的一部分。

记者：您深耕历史地理领域多年，长期致力于丝绸之路精准复原，请先介绍一下葱岭在亚欧大陆的历史中扮演着怎样的基础角色？

侯杨方：葱岭是一个交通枢纽，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都从这里经过。它是个交通枢纽，而且是一个文明的分野。在2000多年前，葱岭以西是希腊化的世界，葱岭以东是中国的势力范围；它又是分水岭，葱岭以西是锡尔河、阿姆河流域，葱岭以东是塔里木河流域，所以葱岭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从中国的角度讲，葱岭之外主要是指葱岭以西的中亚、南亚、西亚地域。

记者：您专注历史地理研究多年，为何会选择葱岭及中亚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耗时十年多次深入实地考察，最初触发您开启这项研究的契机是什么？

侯杨方：这是我个人的研究兴趣所在，我从2012年就开始研究复原丝绸之路的路线。一开始集中做了中国境内的河西走廊、从罗布泊到玉门关，找到了汉唐两座玉门关的实际遗址，然后到新疆、中国境内与境外的帕米尔。做完以后，因为丝绸之路本来是向西延伸的，自然要走到葱岭以西，走到中亚，现在已经到了西亚土耳其一带，下一步是欧洲，还有伊朗、两河流域和欧洲，这是一个自然路线引伸出的研究脉络，研究葱岭也是必然的，因为它和丝绸之路的路线延伸是密切相关的。《葱岭之外》，主要是讲各个文明在这几千年内的相互交流、发展以及相互迭代。

记者：整个创作过程中，您感觉最有成就感，或最艰难的环节是什么？

侯杨方：最重要的环节是在考察中，就是尤其在边境地区、管控地区，怎么通过各种办法到达现场很重要。例如我2019年4月份找到了汉代玉门关的遗址，那个遗址在国家野骆驼保护区，是严禁进入的，我们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完成了学术考察。例如罗布泊、楼兰都是我们国家严禁进入的地区，最后也都去成了。我们2016年从敦煌出发，6月份严格按照古代丝绸之路的道路开到玉门关，然后到罗布泊，再从阿尔金山里的阳关道回到敦煌。现在管控越来越严格，几乎没人再能这样走一遍。

以文献为线索进行实地考察探访

记者：您多次翻越5000米以上山口，在长达十年的实地考察中，遇到过哪些难以克服的自然困难、调研阻碍？哪一次考察经历让您印象最深刻？

侯杨方：对于常人来说困难确实很多，帕米尔高原是四个国家的边界，边界管控得非常严格，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政治环境都不是内地人，不是在书房里的学者可以想象的。要克服这些困难也无章可循，因为瞬息万变，总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要综合应对，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确实有困难，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完满，我翻越过葱岭边境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山口，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也感谢边境地区的人对我的协助。很多境外的研究帕米尔的专家对我的经历非常羡慕，还找我要照片，因为他们永远不可能到达这些地方。

印象深刻的经历很多，尤其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考察是2013年4月，结果第一天就出问题了，我们盲目相信了地图上标示的线路，其实那个线路不存在，我们的车开进了河谷里，一整夜和外界失去联系，车的刹车板都撞掉了。于是更坚定了我的信念：纸面资料不可靠，纸面资料中最可靠的地图也是不可靠的，因为这些地图的编辑根本没到过现场。当然地图很重要，远比文字资料重要。

记者：考察过程中，您搜集了大量地理信息数据、实地踏勘遗址古道，这些一手资料，和传统文献记载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发现或认知细节？

侯杨方：传统文献是一种极为简略的记录，一千多年前真正比较详细的实地记录只有《大唐西域记》，古代文字很多都是传奇性的东西，很多文字不太准确，且道听途说居多，真正实地走的人不多。而文字的信息量非常小，远小于照片和视频，到现场收获的信息量更大，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中国古代的文字，包括近现代探险家的文字，只是一种研究线索，你可以据此去实地考察探访，在现场采集的数据量是几百万倍、几千万倍于这些文字线索的。

记者：书中涵盖了东西方诸多帝国、族群在葱岭的活动轨迹，您梳理这段历史时，是如何平衡中原视角与西方、中亚本土视角，做到客观还原历史全貌的？

侯杨方：我是从逻辑、常识、人性的角度看待一切历史事件，包括现实事件，尽量脱离作者的出身视角，做研究要客观中立，符合常识、逻辑和人性。当然，我们毕竟是中国人，这本书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看中亚的历史演变，这是《葱岭之外》基本的视角，使用了大量中文资料，也使用了很多当地的资料，尤其是客观的实地考察的地理资料，但是分析的具体过程要秉持客观、中立的角度。

技术克服地理局限改写历史

记者：书中您提出技术地理学这一原创研究视角，将地理环境从被动的历史背景，提升为主动塑造文明的“主角”，这个概念和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有何本质区别？

侯杨方：技术地理是一个简略化的讲法，人生活在地球上，被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严格限制，但人类可以通过努力，提高技术克服地理的限制。比如说，4000多年前的印欧人进行了整个亚欧大陆的大扩散，到了伊朗、印度、整个欧洲，甚至扩散到楼兰、河西走廊，就因为他驯化了马匹，发明了马车，利用了青铜的兵器，这是典型的克服了地理环境的限制。否则，他居住在欧亚草原，没有发明马车是无法进行这么远距离的快速迁徙的；没有青铜武器，他也不可能碾压原住民。后来的蒙古草原上，匈奴、突厥、蒙古人向中亚的扩张，是因为骑兵，通过马匹的驯化，不断进行扩散。近代，俄国人19世纪的扩张是通过铁路和火药占领了整个中亚。

记者：您在书中梳理了从史前族群迁徙、青铜时代技术传播，到古典帝国争霸、蒙古帝国联通，再到清代西北疆域定型的数千年历史，葱岭作为亚欧文明十字路口，不同文明在此碰撞交融，您认为葱岭区域文明发展有怎样的规律或特点？

侯杨方：帕米尔高原是连接塔里木盆地和中亚的一个交通枢纽，一方面它是一个障碍，高原有效抵御了扩张，比如2300年前希腊人扩张到葱岭以西就止步了，就是受地理的限制。但过了200年，中国的丝绸之路翻越葱岭，到达中亚，葱岭又是天然的通道。葱岭在亚欧大陆的正中心，把亚欧大陆以东和以西相对隔绝，但又通过各个河谷之间进行不断的涓涓细流式的文明交流。所以我们中国文明相对来说保存得比较完整，比较稳定，3000 多年的汉字一脉相承至今，因为有了葱岭这样的天险，有塔里木盆地这种沙漠，和葱岭以西的中亚文明完全不一样。中亚文明的迭代特别快，因为它是四战之地，没有天险。

记者：当下我们重新研究葱岭、解读中亚文明，对于理解丝绸之路历史、亚欧大陆文明交流史，乃至当下的地缘格局、文明互鉴，有怎样独特的现实价值？

侯杨方：我觉得最重要的现实价值就是每个民族、每个文明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吸取其他民族、其他文明的长处优势，不断迭代自己，自我提升。几千年人类历史证明，人类的元规则还是丛林法则，这方面做得不好，很容易被其他文明取代，被迫去学习不如主动学习。中亚式的迭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频繁的，这个教训非常深刻。

记者：完成《葱岭之外》后，您在历史地理领域还有哪些后续计划或新的探索方向？

侯杨方：我刚完成了《永恒之城：罗马的兴亡与遗产》，是《葱岭之外》的姊妹篇。当下罗马的书写太学究化又繁琐，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写得太学术、太晦涩冗长，一般人读不下去；有位日本作家又写得太通俗化，个人感情投入太强，像话本小说，也很冗长，所以我希望有一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科学性的书，通过这本书就能从地理、气候、交通、考古、DNA以及历史事件等方面综合了解罗马文明的发展，也会像《葱岭之外》一样配上大量的照片。另因我给商学院讲课，最近完成了一本《秦亡汉兴：三个人的创业史》，大概今年5月份就会出版。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