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文心雕龙》——中华文章学元典

《文心雕龙》——中华文章学元典

□戚良德

在中华文化史上，以一部书而名垂青史者不乏其人，刘勰正是其中的一位。至于以什么样的书流芳千古，则各有不同。刘勰留给我们的书叫《文心雕龙》，章学诚谓之“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谭献赞其“文苑之学，寡二少双”，鲁迅先生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指出：“《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古代的典型，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研究文学、美学理论最早的一个典型，它是世界水平的，是一部伟大的文艺、美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全书三万七千余字，分为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部伍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谨严，形成一个完备、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论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理论体系的著作，确乎是独一无二的。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大约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东晋时，莒县已沦陷，晋明帝在京口（今属江苏镇江市）侨置南东莞郡，刘勰祖、父即居于此。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父亲早逝，其“笃志好学”，“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并在定林寺写成《文心雕龙》一书。梁武帝天监初年（502年），刘勰“起家奉朝请”，开始步入仕途。先后为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记室、太末令、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记室，并兼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后迁步兵校尉，成为一名中级军官。僧祐去世后，刘勰奉命回定林寺整理佛经，晚年出家为僧，不知所终。或谓其卒于梁普通三年（522年），或谓其卒于中大通四年（532年），其说不一。

刘勰雕像

据《文心雕龙·序志》自述，刘勰七岁之时，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他梦见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援而采之。这一吉祥的美梦，象征着刘勰的理想乃系于锦绣文章。齐明帝建武五年（498年）前后，已逾而立之年的刘勰又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自己手捧红色的祭器，跟随孔子南行。梦醒以后，他感到非常高兴。遥想夫子当年，曾慨叹自己很久不再梦见周公了，而今，他老人家竟然托梦于自己这个无名小卒，这难道不是重任在肩吗？从建武五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502年）三月，刘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呕心沥血数个春秋，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并为这一精妙的华章定下一个动听千古的美名：《文心雕龙》。

刘勰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所谓“为文之用心”，当然是说写文章要“用心”，而“用心”的关键在于把文章写得“美”。怎样才算“美”呢？要“美”到什么程度呢？这便是“文心”之后“雕龙”的含义了。刘勰解释说：“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就像“心”字已被人用作书名一样，前人亦有“雕龙奭”之称，但他特别指出，古往今来，“文章”这一称谓本身便意味着其必“以雕缛成体”，则“雕龙”之称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即是说，要写出美的文章必须经过精雕细琢，要像雕刻龙纹那样，所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因此，“文心雕龙”者，“文心”如“雕龙”也。刘勰要讨论的中心问题，便是如何用心写出美的文章。

体大思精的《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分为上、下两篇，各包括二十五篇（章），合为五十篇（章），正好符合“大易之数”。“易”者，变也，变化、演变之意。所谓“大易之数”，亦即《周易》所谓“大衍之数”，也就是天地演变之数。《周易》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认为，“大衍之数”包括太极、两仪（天地）、日月、四时、五行（水火木金土）、十二月和二十四节气，合为五十之数。古人认为，“太极”乃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本，所以成为后天之用者，便是除“太极”之外的“四十有九”了。《文心雕龙》真正论文的篇章，当然不包括《序志》一篇，这便是所谓“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刘勰以自己的著作篇目符合“大衍之数”，既表明其乃精心结撰、自成系统之作，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一部《文心雕龙》，可以说概括了文章的千变万化，论述了写作的全部问题，所谓“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确如清代纪昀所说，刘勰是“自负不浅”的。

刘勰名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之“上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五篇，借用刘勰的话，可以将其概括为“枢纽论”，研究者通常称之为总论。《序志》所谓“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思想；二是就“为文”而言，文章写作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

“上篇”的第二部分，包括从《明诗》至《书记》的二十篇，刘勰谓之“论文叙笔”，可以简称之为“文笔论”。当时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刘勰便搜罗几乎所有的“文”和“笔”，逐一从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也就是考察文体的源流演变而知本知末，解释文体的名称而明确其含义，选择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品而予以评定，敷陈各体文章的写作之理而总结共同的文章之道。所以，研究者通常将这一部分称之为《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从“论文叙笔”二十篇的篇名看，刘勰便论及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四种文体，其中一些篇章又列出若干子目，如《杂文》便讨论了“对问”“七发”“连珠”等形式，又述及所谓“汉来杂文，名号多品”，不一而足。《书记》一篇则除对“书牍”和“笺记”作重点论述外，还对各类“笔札杂名”分别予以考察，达六类二十四种之多。因此，《文心雕龙》的“文笔论”不仅为南北朝之前文体论的系统总结，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渊薮，具有分体文学史的意义。

《文心雕龙》之“下篇”，除《序志》为全书“序言（后序）”外，也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从《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刘勰谓之“剖情析采”，可以概括为“情采论”，也就是探讨“为文之用心”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者通常称之为创作论，历来受到极大的重视。“论文叙笔”的文体论本就既着重于每种文体的写作方法，更放眼整个文章的写作之道；而刘勰的目的在于“弥纶群言”，即在“论文叙笔”的基础上寻找文章写作的大道通衢。最终要写出什么样的文章？刘勰说：“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所谓“腾跃而生”“丛杂而至”，意味着大气磅礴而势不可当，这样的文章要用五官来体验，有锦缎的色彩，有丝簧的声韵，有甘美的滋味，有芬芳的气息。显然，如果文章达到这样的境界，那确乎“于斯盛矣”。所谓“情采”，刘勰心目中的文章之美乃是非同一般的。“为文之用心”者在此，“雕缛成体”“雕琢其章”者在此，“文心雕龙”者亦在乎此也！

“下篇”的第二部分包括《时序》《物色》《才略》《知音》和《程器》五篇；除了《物色》一篇外，刘勰对另外四篇一一作了说明，所谓“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即《时序》总结历代文章盛衰兴亡的规律，《才略》褒贬历代文人或高或低的才能，《知音》表达自古以来文章难于理解的怅惘，《程器》寄托刘勰对文人成就事业的希望。从其总的理论趋向而言，可将其称之为“会通论”；若用现代理论话语加以概括，则可谓之发展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名言便出自其中。

《文心雕龙》是一部什么书

在《四库全书》中，《文心雕龙》被列入“诗文评”之第一，当然是颇受重视的。然而，近代国学大师刘咸炘说：“彦和此篇，意笼百家，体实一子。故寄怀金石，欲振颓风。后世列诸诗文评，与宋、明杂说为伍，非其意也。”他认为，《文心雕龙》乃“意笼百家”的一部子书，将其归入“诗文评”，是不符合刘勰之意的。其实，以今天的观点看，“子书”与“诗文评”未必有绝对的高下之别，但所谓“与宋、明杂说为伍”，说明在刘咸炘的心目中，《文心雕龙》乃是富有体系的著作，并非散漫的“杂说”，这显然是符合其理论实际和刘勰的著述初衷的。

明人张之象论《文心雕龙》曰：“至其扬榷古今，品藻得失，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盖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也。”较之《四库全书》的定位，张之象的看法更为准确，评价也更高。所谓“持独断以定群嚣，证往哲以觉来彦”，不仅指出其“意笼百家”的特点，更肯定其创为新说之功，从而具有继往开来之用；所谓“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则具体地确定了《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那就是文章写作必须遵循的“章程”和“准的”。清人黄叔琳延续了张之象的看法，论述更为具体，其云：“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所谓“艺苑之秘宝”，与张之象的定位一脉相承，都肯定了《文心雕龙》作为文章写作章程的重要性。同时，黄叔琳还特别指出刘勰“多所折衷”的思维方式及其对“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的特点，从而认为《文心雕龙》乃“缀文之士”的“津逮”，舍此而别无所求，这样的评价自然也就不“与宋、明杂说为伍”了。

文心亭

着眼于《文心雕龙》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把握《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第一，它是中国文论的元典。中国文论浩如烟海，但是，真正可以称之为元典的著作，大概只有一部《文心雕龙》。所谓“元典”，乃是首要之典、根本之典。《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的元典，意味着中国文论后来很多著作、很多理论，特别是很多范畴，都是从它生发出来的。第二，它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枢纽。《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一个关键环节，不仅创造性地融汇了六朝之前的理论成果，而且完成了中国文论和美学范畴、体系的基本话语建构，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文论和美学的话语范式。第三，它是中国文学的锁钥。《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的紧要之处，是我们打开中国文学宝库的一把钥匙。比如中国古代讲“《文选》烂，秀才半”，但要读懂、读通《文选》，就离不开《文心雕龙》。《文选》的选文标准，《文选》的文体分类，和《文心雕龙》都密切相关；《文选》所选文章的写作方法，更是《文心雕龙》研究的主要内容。第四，它是中国文章的宝典。我们今天所谓“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中国古代叫“文章”。但中国古代的“文章”比我们今天的“文学”宽广得多，包括众多的实用文章和文体。要写好这些文章，《文心雕龙》是必须遵循的章程和法则，也就是所谓“作者之章程，艺林之准的”。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教科书。《文心雕龙》的“文”，不仅不等于今天的“文学”，而是范围宽广得多，而且其地位也重要得多。《序志》篇有云：“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即是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仪节、制度、法律，都离不开这个“文”。因此，《文心雕龙》虽是一本文论著作，但这个“文”既不同于今天的“文学”，则所谓“文论”也就不等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刘勰的论述实际上提供了一部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科书。

百年“龙学”与中华文脉

《文心雕龙》问世于公元6世纪初，至今已经一千五百余年。一千五百多年来的《文心雕龙》传播、接受和研究史，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前“龙学”时期（20世纪以前），或谓古代“龙学”时期，二是20世纪以来的“龙学”史，或谓现代“龙学”时期。在漫长的前“龙学”时期，《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化领域有着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渗透和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但对《文心雕龙》这部书的专门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主要是文本的校勘、典故的解说以及原文的征引，对词语文意的训释尚且很少，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研究了。

日照莒县浮来山定林寺内的‌校经楼‌

进入20世纪以后，数位国学大师开启了近代《文心雕龙》研究之路，奠定了现代“龙学”的基石，他们是刘师培、黄侃、刘咸炘等。正如牟世金先生所说：“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对《文心雕龙》做过大量不可磨灭的工作，但除校注之外，大都是猎其艳辞，拾其香草而已。真正的研究，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但这块古璞一经琢磨，很快就光华四溢，并发展成一门举世瞩目的‘龙学’了。”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有云：“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20世纪以来的现代百年“龙学”与古典“龙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和长足的发展，这种不同和发展当然集中体现为“龙学”成果的极大丰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百年“龙学”的专著和专书已达到一千部（种），学术研究论文则超过一万篇。这一巨大成果是20世纪以前的一千四百年古典“龙学”所难以望其项背的。同时，《文心雕龙》开始走向世界。20世纪50年代，施友忠先生将《文心雕龙》翻译成英文，向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完整展示了这部中国文论元典的魅力。至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编写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文心雕龙》被作为中国文学思想的核心著作予以介绍。目前，《文心雕龙》已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各国均有“龙学”专家。因此，“龙学”的主力军虽然仍为中国学者，但这门学问的世界性已是不可逆转之势。季羡林先生曾指出：“《文心雕龙》在世界上声誉很高……《文心雕龙》这本书的内容、主要理论，要搞清楚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几代都要学习。”这是完全正确的。

一本书的研究形成一门学问，而且其中大师云集，从刘师培、黄侃、刘咸炘、钱基博，到范文澜、陆侃如、李曰刚、杨明照、王利器、周振甫、詹锳、王元化、牟世金、王更生等，这个队伍可以说蔚为壮观，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奇观之一。《文心雕龙》的元典性是形成“龙学”的根本，百年“龙学”的发展和兴盛则使其走向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前台。可以说，《文心雕龙》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之关键和枢纽，这是“龙学”之根本所系、意义所在。我们相信，它不仅会吸引世界文论学坛的目光，最终一定会在世界文论的舞台上熠熠生辉，而且也会引起人文学科众多领域的广泛关注，进而将其运用到思想文化的建设中，并作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代表汇入世界文化的长河，从而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