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观点（2026.5）

编译者：田香凝（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包含记者的关怀实践、新闻行业中的“好奇心”、聊天机器人使用边界、科技报道记者的协作转向、社会实验类真人秀的伦理问题、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投资者图谱等主题。

1.记者的关怀实践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新闻生产与分发的重要场域，越来越多新闻从业者需要通过个人品牌塑造、与受众互动等方式开展工作，但这也带来了工作负荷加重、公私边界模糊和职业倦怠等问题。2026年4月的《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应将关怀实践（Care Practices）纳入记者职业福祉的研究中，推动记者职业福祉从个体责任转向更广泛的集体与组织支持。

论文访谈了20名新闻从业者，并对访谈数据进行扎根编码，提炼出记者“关怀他人”和“关怀自我”两大主题。研究发现，在关怀他人方面，记者通过建立社群、围绕受众兴趣定制内容、积极分享专业知识、处理受众反馈等方式，来建立社区归属感，这些实践也为记者带来了职业满足；在关怀自我方面，记者通过分享个人真正感兴趣的话题来愉悦自我，并会通过采取断联措施、屏蔽恶意用户、制定评论区规则等方式设定互动边界，从而缓解社交媒体时代永远在线的压力。此外，记者在实践中还发展出了一种集体性关怀，例如通过工会或新闻编辑室内部培训来共享应对压力的策略，这打破了将职业福祉视为个人抗压能力的个体责任论。

作者认为，社交媒体鼓励平等、真实和亲密互动的特性，为记者的关怀实践提供了条件。只有当关怀成为一种嵌入社群关系和组织支持的互惠性集体实践，而非记者的个体修行，才能从根本上构建新闻业的可持续生态。这篇论文也为新闻机构未来的培训体系改革和支持机制完善提供了借鉴。

文献来源：BOSSIO, D., & HUTCHINSON, J. Taking Care Online: Reconceptualising Professional Wellbeing for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in Journalism[J].?Digital Journalism, 2026(04):1–19.

2.新闻行业“好奇心”的多维阐释

新闻教育与新闻实务长期将“好奇心”视为记者的必备素质，但缺乏对其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理论化探讨，尤其缺少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的系统研究。鉴于此，2026年第4期的《新闻》（Journalism）发表了一篇论文，通过对18位美国特写记者的半结构化访谈，首次系统探讨了好奇心在新闻生产中的多维角色。研究发现，记者对好奇心的运用呈现三种相互关联的形态：作为人格特质（记者自我认同为“天生的好奇者”，并认为这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基础）、作为动力（好奇心驱动记者发现线索、追问细节、拓展报道角度）以及作为技能（记者在报道中策略性、有选择地调动好奇心，使之成为一种可操作、可教授的专业工具）。

研究认为，尽管记者普遍将好奇心视为个人特质，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发展出一种专业化、战略性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不同于漫无目的的“八卦”倾向，而是记者在时间、资源和职业规范约束下，有意识地用于挖掘故事、筛选细节、与信源互动的可习得的技能。研究指出，新闻教育与研究长期将“好奇心”简单化为一种抽象价值或指令（如“要保持好奇”），却未深入剖析其内在机制与可操作性。研究将好奇心从一种模糊的“特质”概念，转化为一种可明确表述、反复练习并融入新闻教学的具体实践，为培养更具洞察力与创造力的记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文献来源： FLAMMIA C. In Feature Story Reporting, Curiosity Is a Personality Trait, a Motivation, and a Skill[J]. Journalism, 2026, 27(4): 941–958.

3.未成年人使用聊天机器人的边界

社交聊天机器人区别于规则型机器人，能够进行类人化、社会导向的对话，从而满足用户的陪伴、寻求建议和娱乐等需求。近年来，越来越多未成年人频繁使用聊天机器人，但由于缺乏成人监督，他们在使用过程中也可能面临一系列风险。2026年4月的《儿童与媒体杂志》（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发表了一篇文章，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

文章指出，未成年人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边界目前处于模糊状态，具体体现为：第一，身份认同边界模糊，聊天机器人通过“肯定性身份反馈循环（affirmative identity feedback loops）”机制，倾向于放大用户表达的自我描述，这虽然可能让少数青少年获得认同感，但也可能强化他们的负面信念，甚至鼓励不当行为，从而扭曲其身份发展轨迹。第二，人际关系边界模糊，聊天机器人被部分未成年人用作陪伴工具来缓解孤独感，然而机器人出于“过度讨好”（sycophancy）的设计逻辑，通常会无条件肯定用户的立场，进一步影响了未成年人真实社交的意愿。第三，监管责任边界模糊，很多平台设置了年龄门槛却缺乏有效验证机制，与此同时，超过六成的家长对孩子使用聊天机器人并不知情，学校也普遍缺乏相关教育。

面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建议：技术平台应该采纳“儿童安全AI设计原则”，解决偏见与过度讨好问题；政府应通过《数字服务法案》等法规加强精细化监管；同时需要协同家长和教师共同发展人工智能素养教育。

文献来源：CHEN, Y. O., SCHREURS, L., VANHOFFELEN, G., & VANDENBOSCH, L. Social chatbots and minor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explore in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2026(04):1–8.

4.职业流动中科技报道记者的协作性转向

近年来，一些记者因工作条件、薪酬问题和工作压力而选择离职。过往研究多聚焦记者的个体选择，而缺乏对群体现象的深入剖析。《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2026年第4期发表的一篇论文就专门聚焦了科技报道记者向科技行业的“协作型事业转型”（collaborative career change）现象。论文通过深度访谈、走查法（walkthrough method）和问卷调查，揭示了记者离职过程中的协作网络与社交动力。

研究发现，记者的离职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由专业认同与同事情谊共同驱动。科技报道记者因长期报道高科技产业，产生职业认同转移，对其报道对象产生向往。更关键的是，已成功转型的前记者经常通过在线社群主动分享招聘信息、面试经验和技能培训资源，成为新职业的引路人，形成了“离职带动离职”的现象。

研究指出，上述现象对新闻业构成了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它加速了行业人才流失，尤其削弱了科技报道等关键领域的专业力量；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损害新闻的客观性。论文警示，若新闻机构不能通过改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来增强职业吸引力，此趋势将危及新闻业的健康发展及其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

文献来源：MASHIAH I. Exit with My Colleagues: Exploring Collaborative Career Change of Journalists to High-Tech Role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26, 20(4): 1344–1368.

5.数字媒介环境中的投资者图谱

数字媒介环境中，在线独立投资者群体迅速增长。现有研究因数据匮乏，难以系统揭示该群体的多元特征与动机，制约了市场与监管的精准应对。在此背景下，发表在2026年第4期《信息,传播与社会》（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的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基于实证的在线独立投资者分类法，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研究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收集了474名意大利独立投资者的原始数据，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识别出6个具有显著差异的投资者类别：一是自我实现型交易者（self-fulfilled traders）,他们的投资主要受热情与储蓄动机驱动，经验丰富，财务素养最高，偏好中长期投资。二是务实业余型交易者（pragmatic-amateur traders）,其核心投资动机是储蓄，交易经验与财务素养相对较低，交易频率低，偏好低风险投资。三是青年特立独行型交易者（young-maverick traders），他们追求成功与快速收益，将金融视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工具，学习倾向高。四是临时精英型交易者（makeshift elite traders）,他们拥有最高的收入与金融财富，但投资动机复杂，兼具收益与情感追求。五是冒险型中产交易者（adventurous middle-class traders），他们同时关注收益、激情、情感与储蓄，具有中等财务素养和较高的交易投入。六是模仿愿望型交易者（‘wannabe’ traders）,他们的投资动机集中于收益、情感与成功，财务素养中等偏低，依赖社交媒体获取投资信息。

研究通过这种多维分类，揭示了在线投资者并非同质化群体，其动机、行为和背景存在系统差异。该框架为学者、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工具，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策略和干预措施。

文献来源：CASNICI N, ZUCCOLOTTO P, CASTELLANI M. No One Can Do It for Me; Only I Can Change My Life! A Taxonomy of Online Independent Investor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Finance[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6, 29(4): 1197–1228.

6.社会实验类真人秀的伦理问题

自1992年的《真实世界》开播以来，社交实验类真人秀迅速发展，其通过操控变量、设置标准化条件来观察参与者行为，在结构上高度模仿科学实验。然而，这类节目缺乏相应的伦理监督，导致参与者普遍遭受睡眠剥夺、食物饮水不足、心理操控、剪辑歪曲等伤害。2026年4月的《媒介伦理杂志》（Journal of Media Ethics）发表了文章，提出了一套覆盖真人秀制作全周期的伦理规范。

文章选取Netflix热门真人秀《爱情盲选》作为典型案例，研究者通过分析诉讼文件、媒体报道、前参与者访谈、行业报告以及现行合同条款，系统梳理了从前期筹备、拍摄制作到后期播出各阶段的伤害机制。在此基础上，作者参考了康德哲学、制片人工会规范以及国际媒体伦理准则等内容，构建了一套包含前期筹备、中期制作和后期播出三阶段、共14条具体准则的伦理规范。

作者认为，在前期筹备阶段，需要明确实验设计、提供透明合同（含知情同意和无条件退出权）、强制伦理培训、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在中期制作阶段，需要禁止为纯粹制造戏剧效果而干预内容、禁止歪曲参与者言行、允许参与者质疑不实剪辑并调取原始素材；在后期播出阶段，需要至少为参与者提供一年的心理支持、禁止播出参与者神志不清时的画面、取消禁言条款。论文还建议成立独立的行业审查委员会，由专业人士、前参与者和观众共同监督，对合规节目授予“伦理认证”标识，通过公众监督和法律诉讼保障落实。作者认为，这些要求并非激进改革，而是将现有行业规范延伸至参与者，最终能使真人秀兼具娱乐性、教育性和人文关怀。

文献来源：DUNN, J. C., DUNN, T. R., & GOMEZ REYES, G. From Harm to Humanity: A Code of Ethics for Social Experiment Reality Television[J].?Journal of Media Ethics, 2026(0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