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落点｜在“投资于人”中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

核心观点：

 ●通过促进消费来推动经济长期发展，关键是要改变“重物轻人”的传统发展思维，推动消费政策从侧重短期数量的“规模刺激”转向注重长期质量的“结构优化”，核心在于大力培育和发展“投资于人”型消费：一是要鼓励和支持人口的代际再生产即生育相关消费，二是要通过更好的文化、教育、培训、医疗等条件，切实提高人口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人的创新、创业、创富能力。

在“投资于人”中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

□ 刘学良

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33419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

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其结构优化与动力转换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通过促进消费来推动经济长期发展，关键是要改变“重物轻人”的传统发展思维，推动消费政策从侧重短期数量的“规模刺激”转向注重长期质量的“结构优化”，核心在于大力培育和发展“投资于人”型消费：一是要鼓励和支持人口的代际再生产即生育相关消费；二是要通过更好的文化、教育、培训、医疗等条件，切实提高人口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人的创新、创业、创富能力。

低估消费作用的倾向仍然存在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占我国GDP的比例近年来稳定在55%左右（2024年达到56.6%），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近四年来平均达到60%（排除2020年疫情的异常影响），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

党中央高度重视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近年来，我国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多项政策措施，持续深化扩内需、促消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然而，在理论认知与政策实践中，对提振消费这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仍存在认识不深、把握不准的问题，低估消费作用的倾向仍然存在，重生产轻消费的政策偏好长期持续。这一现象的形成，从认识层面看，可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方面剖析。

一方面，在需求侧，存在将投资与消费简单对立或相互替代的倾向。诚然，在支出法GDP中，投资与消费同属内需组成部分，但不能简单认为投资可替代消费的拉动内需作用。必须认识到，投资形成的产能最终需要消费需求来实现其市场价值。长期过度依赖投资驱动，而消费需求未能同步匹配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产能结构性过剩、资本边际回报率递减，使经济难以持续运行在潜在增长水平，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消费是畅通经济循环、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动态平衡的“稳定器”与“压舱石”，特别是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活跃且富有韧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抵御冲击、稳定增长的基本盘。

另一方面，在供给侧，部分观点受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范式的影响颇深。新古典增长模型通常将劳动力数量视为外生给定，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余值，进而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归因于资本积累（投资）。消费在其中仅被视作当期效用的来源，而非生产要素质量改进的投入。这种认识未能洞察到经济增长最本源、最核心的驱动力——人的发展。

实际上，作为生产函数中最能动、最关键的要素，劳动力的再生产与质量提升高度内生于经济系统，并直接依赖于消费过程。一方面，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即劳动者体力与精力的每日恢复，离不开衣、食、住、行、医疗等基础消费的持续投入，这是维持经济系统基础运行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劳动力质的飞跃与复杂再生产，即其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亦即人力资本积累，则深刻依赖于教育、培训、文化、体育、健康、终身学习等发展型消费。

这些消费直接“投资于人”，转化为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更丰富的知识存量和更活跃的创新能力，进而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正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要义：将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内生化，揭示消费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进而驱动长期增长的内在逻辑。

明确“投资于人”型消费的内涵与方向

“投资于人”虽然名为“投资”，实际主要对应的经济活动是消费。消费，特别是“投资于人”型消费，是连接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纽带，是通过提升核心生产要素质量来巩固长期增长基础的战略路径。

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凸显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由“物的数量积累”向“人的质量提高转变”的深刻认识。践行“投资于人”的发展理念，关键在于引导和鼓励消费结构向“投资于人”型转型。

根据其功能目标，主要可分为两大战略方向：

第一，支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代际再生产型消费。重点是通过减轻家庭在生育、养育、教育子女过程中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缓解“生育焦虑”，提振生育意愿，为人口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涉及孕产健康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优质普惠学前教育、儿童健康医疗、家庭友好型产品与服务等一系列消费领域。

第二，支持个体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提升的质量发展型消费。核心是围绕个体成长、成才、成功的全生命周期，投资于其健康、知识、技能与精神素养的全面提升。这主要包括：教育文化与技能提升消费，涵盖各阶段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继续教育、文化体验、数字素养提升等；健康与养老服务消费，涵盖预防性医疗、健康管理、体育健身、心理健康、智慧养老、康复护理等；效率提升与时间节约型消费，涵盖能够解放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家庭闲暇时间的智能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如数字化工具、家政服务、养老服务、便捷交通等。

构建系统性政策支撑体系

民生缺口，就是产业的风口。笔者以为，全面提振“投资于人”型消费，需要构建系统性政策支持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量——

第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并优先纳入学前教育。将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投资。建议制定中长期规划，逐步将九年义务教育向两头延伸，可优先考虑将三年学前教育全面纳入义务教育或免费教育范畴，率先实现“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升级，从而显著降低家庭直接教育成本，释放生育潜力，为人人享有公平而优质的早期教育提供制度保障，从生命起点夯实人力资本基础。应持续落实并完善已有相关政策，并稳步扩大覆盖范围与保障水平。

第二，构建覆盖全民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相比教育年限的简单提高，劳动技能的培养对于提升劳动力效率，增加劳动力收入更加关键。要推动教育体系从“学历导向”向“能力导向”深度转型，一是强化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打通学历教育、职业技能等级与职业资格之间的认证通道；二是增强公共财政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产业工人、新市民、农民工等群体提供普惠性、针对性强的技能提升补贴；三是全面落实并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子女教育”“继续教育”项的覆盖范围与扣除标准，鼓励自我投资，研究将部分非学历教育纳入支持范围；四是鼓励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建立职工培训机制，开展岗前、在岗、转岗培训，对相关支出给予税收优惠，引导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教育增强技能型培训内容；五是规范引导在线教育、虚拟仿真培训等数字化教育新业态健康发展。

第三，大力鼓励时间节约与效率提升型消费。支持能够提高全社会时间配置效率的消费模式。一是将发展即时零售、智慧物流、在线服务等“即时经济”纳入促进新型消费的政策视野，理解此类消费在优化社会分工、节约高价值劳动者时间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持续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不仅关注绿色节能，更强调其对提升个人工作效率和生活品质的赋能作用，以物的投入换人的效率提高和时间节约；三是鼓励发展智慧家庭、智能办公解决方案，对符合条件的智能家居产品、办公效率软硬件等给予消费补贴或税收激励。

第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背景下的健康消费。将健康消费视为最重要的生产性投资之一。一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在稳步提高整体保障水平的同时，着力缩小不同群体间的医保待遇差距，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覆盖病种与保障水平，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向门诊全面覆盖；二是大力发展“预防为主”的健康产业，通过财政补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鼓励定期健康体检、健康管理服务、慢性病早期干预等消费；三是协同推进“银发经济”与普惠养老，支持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创新康复护理、长期照护服务模式，减轻家庭养老负担，节约年轻劳动人口照料时间投入；四是丰富全民健身消费场景，加大体育公园等体育设施建设与开放力度，组织多样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积极培育体育旅游、观赛、培训等消费市场。

第五，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筑牢居民消费能力根基。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是“投资于人”型消费的前提。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依然突出，必须坚持系统施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强化“提低、扩中、调高”的政策组合拳，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提高实物转移支付调整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二是优化再分配调节机制，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个人申报和家庭申报相结合的个税申报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三是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教育、医疗、养老三大领域，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切实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只有建立起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分配格局更趋合理的长效机制，蕴藏在亿万人民中的“投资于人”型消费潜力才能充分涌流，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