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防渔村到近代都会 ——青岛开埠史里的沧桑巨变

从海防渔村到近代都会

——青岛开埠史里的沧桑巨变

□陈立 

明初期，为抵御倭寇侵扰，朝廷建立了以卫所为主体的海防体系，在青岛地域共设置了“一营两卫四所”7处主体海防机构。光绪十七年（1891年）六月，清廷在胶澳设防。1892年秋，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兵移驻胶澳，在青岛村一带建总兵衙门、兵营和炮台等军事设施。1897年11月14日德国侵占胶州湾，青岛沦为德国租借地进入殖民统治时期，也随之被动卷入近代化与城市化进程。1899年10月12日，德皇威廉二世借用青岛村的名称命名“胶州保护地的新市区为青岛”。1922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

《与方子节书》（局部）

青岛口历史拐点

从传统海港到港铁新城

青岛村，始建于明初，明万历六年（1578年）朝廷开放海禁，允许在青岛村等地设立海运港口，青岛村遂成为海上贸易口岸，称“青岛口”。伴随着军队驻防，先后修筑总兵衙门、兵营以及电报局、前海栈桥码头等，使青岛口更为繁荣。据统计，至1897年11月，青岛口已建有房屋229座，人口达1300余人。《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记载，当年2月至6月，德当局派精于港口工程的建筑师乔治∙弗朗鸠斯沿中国海岸进行了考察，并对胶州湾进行了重点调查。乔治回国后撰写了一份内容翔实的考察报告，描述了胶州湾的地理、气候、潮汐差度、风力、岛屿、交通、饮用水、居民和工商业等28个项目，并得出结论：胶州湾非常适宜作为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和贸易基地。这份报告令德皇威廉二世下定侵占中国胶州湾的决心，也成为日后德国在胶州湾建造海港的规划依据。

1898年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随后颁布了《胶澳租借地合同》等土地管理法规。租借地内土地一律按占领前的价格由德国政府统一收购，凡其规定范围内的中国村庄必须限期迁出。根据海因里希∙谋乐编的《山东德邑村镇志》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称为上村，上青岛。当地先贤之一的胡存约，就生长在上青岛村，其“先世经营商业”。“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谨（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在胡存约等人的力争下，天后宫最终保留了下来，而青岛村其它建筑和商业设施等几被摧毁。青岛村进入青岛城市规划后，德当局在区域上将华人和欧洲人分开，欧洲人所在区域称为青岛区，占据市区最佳地段，青岛区北侧通过隔离地段为华人居住与商业区，称“大鲍岛”区。

因德国是把青岛作为在远东的军事和贸易基地，所以侵占后很快就把建设大型港口和一条联系中国内地的铁路之事提上日程。《胶澳租借条约》签字后仅一个月，德国国会先后两次通过了高达850万马克建港拨款议案；胶济铁路也于1899年6月开始勘测，9月23日正式动工。1901年4月青岛至胶州段完工通车，1904年6月全线建成通车。

1898年5月德方派筑港工程师来青岛，制订了整个大港包括后来的半圆形大防波堤和一、二号码头的建设方案。9月2日，德国宣布胶州湾租借地为自由港，向世界各国开放。据原德国胶澳总督府编写的1899年《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1899年4月德国与中国政府达成一份海关协议，设立胶海关，并在7月1日生效。这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租借地海关。1906年实行新关税协定，海关对山东省与青岛租借地之间的来往货物均不征税，为青岛工业兴起创造了条件。

大港第一码头于1898年4月动工，至1904年3月建成。1907年《胶澳发展备忘录》记载：1906年山东两个开放港口中，青岛收入86.34万海关两，比上一年增长58.3%。至1907年6月，青岛的关税额已在中国36个海关中占第七位。1906年10月至1907年10月，来青岛港的有498艘轮船。至1913年，到港的船只为902艘，载重129万净登记吨，总贸易值达到6000万两白银，在中国开放港口中位居第六。

大鲍岛往事

青岛里院的起源与演变

在港口建设的同时，青岛所特有的一种建筑形态——里院在华人居住和商业区“大鲍岛”开始慢慢形成。

青岛里院最初设计者是来自德国的建筑商阿尔弗雷德·希姆森。1900年，其在青岛成立希姆森建筑公司，在中山路与大鲍岛周围开发了很多地块，建成的房屋出租或卖给中国人使用。

里院是青岛特有的建筑类型，是过去青岛中下层市民普遍的居住形式，具有中外建筑文化融合特点，也是合院式集合住宅与商业混合建筑。房屋沿地块、地形周边布局，多为二至三层，四面围合，形成内部庭院，院内每层设置外廊和楼梯连接，临街一层多为店铺、二至三层用来居住。与北京四合院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根据《大鲍岛：青岛最后的里院聚集区》一书，目前能查到的最早出现里院名称的史料为1903年2月14日《青岛官报》刊载的一则传票，内中出现了“双鹤里”。这意味着早在1903年青岛就出现了里院这一建筑类型，也出现了以“里”命名的方式。

2023年，青岛市相关部门组织开展里院建筑全面普查，现存里院建筑共370处。

特殊年代文化交流交汇

逊清遗老与德国汉学家

辛亥革命后，因青岛地理位置离京距离合适，此地既属于中国领土又不受当时北洋政府管辖，一些逊清贵族、高官大吏纷纷来青避居。如恭亲王溥伟，前清旧臣刘廷琛、吴郁生、劳乃宣、周馥、周学熙、升允、赵尔巽、王垿等，来青后大多买田置地，有不少投资于房产并收取租金，多居住在湖南路、湖北路、宁阳路一带。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岛的传播，为20世纪初期在青岛出现的中西文化交流、交汇奠定了重要基础。

清京师大学堂总监、学部副大臣劳乃宣是特别重要的一位，他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有很深的渊源。卫礼贤原名理查德∙韦尔海姆，1899年作为传教士来到青岛，为自己取中文名字卫礼贤，是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25年，其中有22年是在青岛度过的，他最重要的汉学成就也是在青岛完成的。1900年，在德国基督教同善会的资助下，卫礼贤创办了教会学校，后改名“礼贤书院”。因办学规模扩大，1902年在大鲍岛东山建造了新校舍（今青岛九中）。当年，时任山东巡抚周馥来青岛到礼贤书院考察，对该校的教育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该校学生参加山东大学堂考试资格。1904年礼贤书院第一届毕业生谭玉峰被选为优贡，学校一时名声大振。1906年，经山东巡抚杨士骧奏请，清政府以办学有功赏卫礼贤四品顶戴。

卫礼贤在《中国心灵》一书中写道：“前巡抚周馥（1902年4月至1904年9月任山东巡抚）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欧洲人只了解中国文化的浅层和表面，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深刻之处……如果我给你引见一位老师，他的思想真正根植于中国精神之中，你就能翻译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周馥引荐下，卫礼贤聘请劳乃宣来青，并在其帮助下，将《易经》翻译成德文，在翻译《易经》时，“我们工作非常认真。他用中文讲解内容，我作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因此，我没有借助中文原本就译出了德语文本。他则进行对比，检查我的翻译是否在所有细节上都准确无误。而后再审查德语文本……”，卫礼贤译的《易经》在德国出版后，成为西方公认的权威版本，相继被转译成法、西、荷、意等多种文字，风行欧美各国。他除翻译了大量的中国传统典籍外，还对中国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与青岛的关系则始于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1917年康有为第一次来青岛，就惊叹“海上忽见神仙山，金碧观阙绚其间”，青岛的美丽风光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923年，康有为来青定居购得福山路住宅并命名“天游园”，在与友人《与方子节书》中写道：“青岛之红瓦绿树青山碧海为中国第一 ”。这一对青岛风光的评价，一直有着城市广告语的价值，沿用至今。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先是葬在自择的李村象耳山墓地，后迁至浮山。

共和潮涌胶澳

中山先生与青岛民主革命风云

20世纪初，民主共和思想开始在青岛传播。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国同盟会，同年，日本颁布了《取缔留学生规则》，对中国留日学生严格管束，山东同盟会的活动重心被迫转入国内，在山东进行革命活动，传播共和思想。同盟会会员陈干（字明侯），1908年至青岛，与一干人等创办震旦公学，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革命机关，主要工作一方面是培植人才，宣传革命，另一方面成立保矿会，反对清廷以山东矿藏为抵押举外债。因震旦公学革命色彩深厚，陈干又极力与德人争矿，创办不到一年即被解散。震旦公学的出现不是偶然，早在1901年2月至1903年5月期间，广东籍革命党人朱淇就在青岛创办了《胶州报》，成为青岛乃至山东最早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的报纸。1908年4月由陈干等创办《青岛时报》，作为他们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工具。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汇聚青岛，秘密领导沿胶济铁路的斗争。1912年1月27日，即墨革命党人分头攻打县署及警察局、西关警察分局和电报局，守城官兵连夜逃窜，拘禁知县张同皋，占领即墨城，第二天成立临时民政署。即墨光复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嘉奖。胶澳总督闻讯声称“万难坐视”，于2月1日派骑兵130多人开赴即墨城，要求革命军撤离，遭到拒绝。3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等致电烟台都督，命“迅即饬该处民军（革命军）照约暂行退出即墨，候本部与德国商定再行办理”。4日，山东巡抚张广建派清军进抵即墨城，沿街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大部流往莱阳、高密同当地革命军会合，仍有17人被害。即墨光复虽仅10余天，但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为推翻封建专制的英勇斗争，不但打击了清王朝，也震撼了青岛德当局。最终，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

1912年9月28日，孙中山在山东同盟会会员陪同下，自济南乘火车抵达青岛，虽在青岛仅4天，但受到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欢迎，还应邀至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中德两国政府合办）演讲。他说，中国的政权形式已经历了根本的变革，但年轻的共和国正面临发展的开端，现在该集中全力，使之完全成型。勉励学生要勤奋、热情和自我克制，以所学知识造福于民。在高等学堂的学习并非教育的唯一源泉，在大墙之外也还可学到大量知识和值得仿效的东西。中国人必须开放胸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把中华文化精华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以期中国质的飞跃。

山河重光

青岛回归　重获新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德之战，使青岛成为一战时远东唯一的重要战场，德国战败，1914年11月16日日本强占青岛。

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无视中国诉求，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凡尔赛和约》签订时，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发表了拒绝签署和约的声明，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企图未能得逞，使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最后变成“国际悬案”，这也为后来华盛顿会议解决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有利的契机。1921年11月始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接受英美提出的“边缘谈判”的建议。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则》，6月2日，双方在北京交换已获两国批准的条约正式文本，条约正式生效。在长达半年多时间内，中日双方展开了一系列谈判，称“鲁案善后谈判”。北洋政府任命王正延（此前参加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的相关工作）为鲁案善后督办，全权负责青岛回归有关事宜。何宗莲等为第一部委员，劳之常等为第二部委员，根据当时分工，第一部讨论青岛行政接收问题，第二部讨论胶济铁路接收问题。9月5日，何宗莲因身体原因辞职，大总统黎元洪任命陈干主持第一部谈判工作。

1922年12月10日12时，青岛回归仪式正式举行，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青岛，设立由北洋政府直辖的胶澳商埠督办公署。

（青岛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工作办公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