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宋朝人的读书心得：朝经暮史，昼子夜集

文|陈保琳

至哉之乐，终日在书案

宋朝建立后，确立了以文治天下的祖训，科举纳才选仕，给予文人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厚待遇，激发了人们的读书热情。

宋代文人有文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欧阳修也曾感叹，“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诗人黄庭坚更是指出读书的重要性：“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理义不交于胸中，便觉面貌可憎，语言无味。”

尤袤为南宋常州无锡人，官至礼部尚书，他不仅仕途显达，且家富藏书，精通版本，嗜好金石碑刻，在无锡建有藏书楼“遂初堂”。尤袤博览群书且记忆力超群，每日公务结束后便闭门谢客，坚持手抄古籍。南宋历史学家李焘对尤袤的读书乐趣曾有过生动记载：“延之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抄书。一日，谓子曰：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友，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

宋人勤奋读书，更讲究方式方法。欧阳修提倡“枕上、厕上、马上”的“三上读书法”。苏轼总结出各个击破的“八面受敌法”：“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不分散精力“八面出击”，而是集中优势兵力，一次只攻克一个方面，实现各个击破，最终达到对全书内容的全面、精深掌握。还有朱熹主张的“口到、眼到、心到”的“三到读书法”等，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宋人还发明了“日课”读书法，广为时人接受。南宋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说过：“为学之本，莫先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南宋学者倪思说：“观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

南宋进士郑耕老根据“九经”字数安排日课内容：“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九十字。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

宋人还根据不同生活情境安排相适宜的阅读内容。南宋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载：“(邵)康节先生劝学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欧阳修《归田录》也载：“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

大诗人苏轼被贬黄州时，仍然坚持读书日课。即便朋友来访，也要坚持完成日课再待客。据《道山清话》载：苏轼在雪堂每天都要读诸子百家，前人诗文无所不读，他特别喜欢杜牧的《阿房宫赋》《过华清宫》，每读完一遍便嗟叹不已，到深夜也不能入睡；他甚至把《过华清宫》等诗作抄了三四十本。

贪道义而非贪利禄

宋代学术氛围浓厚，众多学者包括朱熹、程颢、程颐等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吸引大量学子前来学习和探讨。

读书人研读儒家经典，对社会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意识，他们往往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挥笔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慷慨豪歌。范仲淹对读书痴迷不休，尽管他幼时家境贫寒，依然坚持读书，据宋魏泰《东轩笔录》记载：“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数十茎，酢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这个记载是说，少年范仲淹生活十分清苦，每日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一切为四，早晚各吃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生活如此清苦，但范仲淹依然坚持读书学习，最终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对于范仲淹的情怀，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高度赞扬他：“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张载认为：“学者当须立人之性。仁者人也，当辨其人之所谓人。学者学所以为人。”就是说，要通过读书学习，提高道德修养，去除气质之恶，复归天地之性，堂堂正正做人，由此他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旷世名论。

居何以待，案上书千卷

宋代读书热的兴起，带动了印刷术的重大突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高了书籍的印刷效率，降低了成本，使书籍得以大量印刷发行。据史料记载，宋代印刷书籍的数量远远超过前代。

当时书籍出版交流传播更快更丰富，私人藏书甚是盛行，出现大批藏书家。特别是士大夫官僚阶层的收入稳定且较高，“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尤嗜读书，所得禄赐，多以购书”。

宋代的藏书家不仅自己读书、藏书，他们也愿意使一家之藏为众人所用。官至龙图阁直学士的宋敏求是宋仁宗时期的大藏书家，他家中的藏书竟达三万卷，在当时堪称之最，前来他家求书的人络绎不绝。他不仅经常与其他藏书家互通有无、共享资源，还乐于把自己的藏书向大众开放，借书与人读，所以当时喜欢读书的人们不仅到他家里借书，很多人更在其居住的春明坊周围赁屋建宅，“以便于借置故也”，致使春明坊地价房价大涨，高于他处，出现了“读书房”的奇特景象。

宋哲宗时期的丞相苏颂，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天文学家与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别出心裁，以书宴客，不仅可以借阅，还可以无偿抄走。他写了一首《客来》诗：“有客过我门，开颜喜相见。贫居何以待，案上书千卷。高论到古人，终日自忘倦。非同豪富家，丝竹留饮宴。”当时的丹徒尉叶梦得就是他家的常客，从中借抄，获书甚多，对其后来人生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叶梦得每与士大夫言此之幸，则对苏颂感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