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文|旷野里的孤独与告别

文|胡婷

在山谷村庄的旷野与河流之间，13岁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以植物为媒介，小心翼翼地封存着一段注定要消逝的时光。观看青年导演景一的长片首作《植物学家》，一种轻轻的惆怅弥漫心间，在一草一木之间，感受到时光和情感的易逝。

这部电影自问世以来，凭借柏林电影节“新生代Kplus”竞赛单元国际评审团最佳长片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新秀电影竞赛最佳导演奖等一系列光环，迅速成为小众文艺片领域的焦点。但剥开“献给自然的赞美诗”的闪亮外壳，仍然能够看到电影内核表达上的不足。

影片中，阿尔辛痴迷于采集植物标本，用拓印的方式记录他所见的每一株植物，那些压在本子里的枝叶被永久定格，保留完整形态。母亲去世后，阿尔辛跟随奶奶生活，在阿尔辛的世界里，同样痴迷植物的叔叔神秘消失，哥哥从北京打工归来又将再度离开，女孩美玉为他带来朦胧的情感涟漪，却又要去上海读书。阿尔辛发现，他能用标本封存植物的生命，却无法用同样的方式挽留身边的人。少年与他人淡薄的连结与情感，比初霁时叶片上的水汽更容易随风而逝。

电影采用4:3的画幅和大量长镜头，大漠、荒草、河流悉数出现，光线倾泻、树叶晃动、涟漪层叠、虫鸣回响。景一的摄影机安静注视着土地上的生命和风景，小演员叶斯力·加和斯力克对角色的传达也颇为真实，正如导演所言，“他不需要表演太多东西，他的面孔、他走路的状态、他存在的样子，本身就在诉说他和这片土地的关系”。摄影和选角的理念，在平静克制的景象中呈现出一致的姿态。

阿尔辛在旷野中游荡，俯身观察一株植物，将标本小心夹入书页，人物之间似有若无地对话，电影呈现出碎片化、冥想式的叙事方式，这正是导演刻意追求的效果。景一在访谈中坦言，他受到印度导演雷伊和美国导演大卫·林奇的影响，试图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而且“剧本写得没有那么规范”，“不是特别讲故事”。他将自己的叙事策略概括为“并列之和”，从影片整体来看，景一的创作理念有其美学上的创新性和自主性，但影片面临的问题是，它用“并列”取代了“联结”，用“层面”遮蔽了“脉络”，在观影时让人感觉云里雾里，不得不在散落满地的象征碎片中茫然摸索。

因此，影片的一个明显缺憾在于，它难以将零散的片段叙事凝练成完整的故事线索。开篇的寓言故事与主题的关联何在？开头和结尾反复出现的老人象征着什么？阿尔辛的叔叔告诉他的关于“树洞”的故事，与他或任何人的命运又有何关联？影片将这些象征性的元素一一抛出，却始终没有给出解答。

影片将亲友的离去堆叠成一系列零散的事件，角色之间的对话极少，人物的情绪波动也难以被察觉。而阿尔辛的“植物学家”身份，也像为了某种诗意的光环设定的标签，没有交代因果，也没有阐释它对于小男孩而言真正的意义。导演试图通过哥哥、女孩美玉、阿尔辛的不同形态的交流赋予更深的意涵，如导演所言，“孤独的人渴望交流的情形”。遗憾的是，这些意图在成片中并未得到充分的情节支撑。哥哥对交流的渴望几乎只通过“爬到山顶找信号”这一单一动作反复呈现，而阿尔辛与美玉之间的交流也停留在浅表的互动层面。

这个关于收集植物标本的小男孩、关于孤独与告别的故事，放在任何一个大山里的孩子身上都可以实现。影片对文化的呈现更多停留在了服饰、民谣和风景的景观层面，因而也无法更好地承担导演所期许的使命。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