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岐：把政绩留在山乡，把政德留在人心

【按语】 平度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罗竹风《在烈士陵园》一文中有这样的叙事：“1940年秋，平度县政府成立时，山区揭不开锅盖的人家多着呢，勺儿头全靠到夏邱堡卖松柴，挣回钱来籴粮糊口……”

这里所提到的村庄“勺儿头”，今名“所里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里头人民整山治水，发展生产，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王学岐，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里头大队和大泽山公社优秀党员干部的代表。他的闪光履历，引发我们诸多的思考：关于理想信念，关于干群关系，关于公心廉行，关于“急难愁盼”，关于政绩政德……

王学岐：

把政绩留在山乡，把政德留在人心

王学岐，平度所里头（今属大泽山镇）人。1960年5月1日，王学岐等7名平度民兵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前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75年，担任所里头大队党支部书记；1976年，升任大泽山公社党委副书记……

1960年5月12日，平度县党政负责同志与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柴新智、崔学良、何思忠，中排陶从良、侯松林、王学岐、于海亭，后排为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领导

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纪念章

平度市档案馆珍藏了关于王学岐的翔实的生平资料。披阅这些档案资料，一个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形象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所里头的第一块“平原”、第一眼水井

1957年春，王学岐因病退役还乡。当时，所里头正处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王学岐笃信，只有走合作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才能改变恶劣的自然条件，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所里头，位于大泽山南麓，群山环抱，只在村北有一条狭路通往山外的世界，村庄形似一把勺子，人称“勺子头村”。这个村的土地零碎，最大的地块也不过1亩多一点，有的地块只能栽三五棵地瓜；土质又十分瘠薄，粮食产量低得可怜。1957年冬，新任民兵连长王学岐向村党支部建议：利用冬闲时节，削平“八埠台”，以扩增粮田、多打粮食。

“八埠台”是村东北面的8个石头埠子的总称，埠子与埠子之间有宽沟、窄沟共12条，深坑达10多米，从前，人们只在沟的斜坡上种庄稼，一年收不到百斤粮食。党支部赞同王学岐的想法，一支以基干民兵为主力的突击队很快成立起来。有些人冷言冷语：“想叫石头变成沃土，真是扁担上睡觉——想得宽！”“现如今的青年人，都变成能人了，要是有登天梯，恐怕还要上天呢！”王学岐他们决心干出样子给这些人瞧瞧。

三九严冬，“八埠台”冻得梆梆硬，突击队用镢头和镐头硬拼砂石土；又让“小石头搬家，大石头开花（用炸药爆破）”……他们的手被磨破、被震裂，鲜血在寒风中凝成血痂；沉重的石头压肿了他们的肩膀，人人肩头凸起了“红馍馍”……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将八埠台削平。接着，又垒起一条109米长、7米高的石堰，然后填满沃土，整平地面，从此，八埠台成为所里头村的第一块大“平原”，八埠台改称“八亩台”。

平度气候有“春旱、夏涝、晚秋再旱”的特点。季节性缺水，严重影响所里头的粮食生产。1958年冬，王学岐带领突击队，拉开了打井挖泉工程的序幕。

几声开山炮轰动了整个村子。有人说：“咱老辈子没打过井，这伙毛孩子能打出井来？真是小巴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有人说：“要是能打出井来，老一辈早就打了……我看，当不了瞎子点灯——白费蜡！”

王学岐不听冷言冷语，他带领突击队，披星戴月，用炸药炸，用凿子凿，用撬棍撬……第11天，当凿到8米深处，一股清冽的泉水突然喷涌而出，所里头的第一眼水井诞生了，喜讯轰动全村，社员们纷纷跑来观看，一个个喜笑颜开。“山地打不出井”的说法不攻自破。

受此鼓舞，更多的社员加入到打井挖泉行动中来。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共打出水井13眼；修谷坊26座；开辟环山渠道5条，总长10余里，所里头粮田从此解除旱灾威胁，社员“吃担水、二里半”的饮水难问题也画上句号。

1958年，王学岐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铁肩挑起西岳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

1960年秋，公社党委决定派24岁的王学岐到西岳石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的西岳石大队生产搞不上去，粮食亩产仅为230斤，人均口粮260斤。因营养不良，全村出现较多的水肿病人，社员生活实属艰难。

服从党的安排，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王学岐回家和父亲一说此事，父亲就火了：“你上西岳石？我看你还上东岳石！你成天介睁开眼没别的，不是这里就是那里，一天介集体、集体、集体，就不管家里啦？”母亲说：“你走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个男人挣工分；再说，咱家自留地怎么办？队里要是分东西，咱过河爬山好几里去领，谁能去领回来？说什么咱也不去！”妻子说：“你腿有关节炎，还有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你去那个地方，怎么能行？你快跟上级说说，不去了吧！”还有近便人掏心掏肺地劝他说：“学岐，西岳石一不给钱，二不给粮，你去干什么？”王学岐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敢于挑重担子、接烫手山芋，不能尽打自己的小算盘，他对母亲说：“过去咱家穷，没有什么吃的，您领着我爬山越岭、没年没月地要饭；房子也被日本鬼子烧了，那些年咱连个住处都没有。如今，才过上好日子，咱可不能忘本。”母亲想起旧社会的苦，禁不住流下眼泪；父亲低头不语，最后长叹一声，说了一句：“去吧，到那里好好干！”

步行32里，王学岐来到西岳石大队地界。放眼一看，满坡是荒草，秋种还没有开始。王学岐思忖：工作该从哪里下手呢？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毛主席经典文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为王学岐提供了行动指引和方法遵循。他一家一家地走访，了解群众疾苦。贫农张培顺，八口之家只有一个劳力，家里缺烧草，王学岐就往返60多里，从自己家里推了200斤松柴送给他；贫农李春尧，两口子拉着5个孩子过日子，经济拮据，王学岐就常去帮助料理家务，帮他家计划每天的用粮，又为他家解决了300斤干菜，帮他家度过困难时期。

“爱民者，民亦爱之。”王学岐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西岳石村开始了热火朝天的生产自救行动。王学岐统筹安排，一部分劳力负责冬季麦田管理和积肥；另一部分劳力专搞副业增收——打石头、做木活、编盖垫、搞运输……一个冬天，西岳石村仅副业收入就达到24000余元，平均每户分到100余元，基本解决了群众生活困难。

一年后，西岳石村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良好变化。群众交口称赞：“王书记真是我们的好当家人。”

1961年秋，王学岐接到大泽山公社调令，要返回本村任职。临行前，西岳石群众恋恋不舍，一直送出村外；有的人紧紧握住王学岐的手，激动流泪。

心系新河灾区，情暖同室病友

1963年冬天，王学岐犯了严重的胃病，县民政局安排他到平度县荣军疗养院治疗。

住院期间，他仍然时时想着怎样为人民服务。他忍受着病痛，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先后进5个病房扫地、生炉子、提尿壶、刷痰盂，帮助病号整理内务，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档案记载，1964年4月5日，渤海潮位暴涨，海水倒灌北胶莱河，新河公社不少村庄严重受灾。一天，公社党委收到一封匿名信，发信地址是县疗养院，随信寄来的还有30元钱。是日，新河公社正在召开救灾工作会议，党委书记刘林双当众宣读来信，与会的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听后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搞好生产！今春小麦受了潮灾，我们要多打秋粮，把损失补回来！”

几天后，疗养院收到了新河公社党委的回信和退回的30元钱。信中说：“我们感谢这位雷锋式的好同志，他的来信对我们救灾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请帮助查找这位同志，就说我们收下了他的心意，但不收他的汇款。”疗养院党支部连开三次会议查询无果，后来，从其他病员那里得到线索——寄信汇款人是王学岐。原来，为了帮王学岐治病，弟弟从部队寄给他15元，家里也捎来15元，王学岐舍不得花，就攒起来寄给了灾区。

在疗养院，王学岐发现4号病房孤零零地住着一个病人，每天除了医生、护士进出，很少有人进去；隔几天，就有个妇女来看望这个病人，离开时就大哭一场。王学岐要进去看看，有人阻止他说：“千万别进去，他那病传染人！”王学岐想：病员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不能因为他有传染病，就让他孤孤单单。王学岐向院方提出，愿与病人同住，起初院领导不同意，王学岐再三要求，院领导叮嘱他几个注意事项，最终批准了他的要求。原来，这位病人名叫张有进，抗战时入伍，1961年患上肝病，目前病情较重，思想苦闷悲观。王学岐天天给他擦屁股，端屎尿，刷痰盂，打饭倒水。有一天，他对王学岐说：“老王，我有两桩心事：一是我这病是没有好了，二是家人没有房子住。”张有进神情忧郁地说：“家里小孩他娘拉着3个孩子，大的才9岁，我有个好歹，她娘们连个房子住也没有。”王学岐宽慰他。为鼓励他安心养病，王学岐找来毛主席给王观澜的题词读给他听：“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到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王学岐一连读了好几遍，张有进听得入神，精神振作起来。几天后，王学岐到县民政局找刘局长，又到蓼兰公社找郑书记、张社长和民政助理老谭，向他们如实反映张有进的病情和住房问题，政府很快为张有进家人解决了住房问题。

张有进乐意吃什么，王学岐就用自己的钱给他买来吃。有一天，张有进突然对王学岐说：“我真馋鲜蛤蜊了！”王学岐心想：“只要进食，病情就有好转的希望。”他立即答应张有进，一连跑了附近的几个集市去买鲜蛤蜊，都没有买到；他又骑着自行车往返200多里，到掖县夏邱堡，为张有进买回了鲜蛤蜊。

后来，王学岐又得到一个偏方——鲫鱼炖巴豆，据说能治张有进的水肿病。经医生同意，王学岐就几次赶集给张有进买鲫鱼和巴豆。

1964年5月，张有进身体基本康复，出院回家了。

摒弃“官架子”，公心昭日月

1975年，王学岐担任所里头大队党支部书记。他经常告诫自己，当官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生产。修水库，他和社员一块推小车；整地造田，他同社员一根杠子抬石头；沤绿肥，他带头泥里水里干；扛松柴，他翻山越岭走在前；果品交售季节，他每次到公社开会，或者推一车苹果、或者捎一车葡萄送果品站；散会后，又捎回化肥或农药……

1975年8月下旬，连续下了十几天的雨，给三秋生产带来很大困难，在这个关键时期，王学岐把铺盖搬到山坡上，白天和社员一起在梯田里抢种，晚上和民兵一块值班。连续一个多月，他没回过家，直到三秋会战结束。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王学岐谨记和践行毛主席倡导的“两个务必”，每次到县城开会，他都徒步爬22个山头，过十三四条河。1975年，王学岐作为出席过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的同志，受军分区的邀请参加座谈会；及至会议结束，从潍坊回到平度时，天已经黑了，县武装部长安排明日用小车送他回家，他谢绝了领导的照顾。第二天，天刚朦朦亮，他就甩开大步上路了……大队文书王学斌对他说：“伙计，十七年来，你光为公家节约的车费就有600多元了。”也有年长的社员说：“学岐啊，花几个钱去坐车，公家又不是不报销，何必步行六七十里路，去找那个累吃！”王学岐说：“节约了经费，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再说，我走一路，看一路，还可以学学沿途兄弟单位的种田经验。”

1976年，王学岐履职大泽山公社党委副书记。村里有人放口风：“王学岐当了公社干部，往后咱村办事就方便多了。”王学岐听闻传言，心潮涌动：如何对待和使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是把它用于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还是把它用于为少数人开方便之门？自己正面临一个新的考验。

那时，国家处于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物资匮乏，自行车是紧俏商品，需要凭票购买。王学岐内弟找上门来，求他帮助买一辆自行车，内弟说：“你是公社副书记，说话顶事儿，只要你一开口，别人不好意思不给。”王学岐耐心地说服内弟：自己的职权不是用来为亲戚朋友讨方便的，这个忙不能帮。

1965年平度县购物证

其实，为照顾王学岐工作方便，公社党委曾先后四次给王学岐批了自行车，他都让给了并不沾亲带故的“外人”：前两次，王学岐把自行车让给了王振胡和王振贵，他觉得，生产队长王振胡年老多病，副书记王振贵也是一大把年纪了，他俩更需要自行车；第三、四次，王学岐把自行车让给了代销员和赤脚医生，他觉得，大队代销点和合作医疗卫生室，比自己更需要自行车。

干部不能搞特殊化，王学岐坚定践行党章党规。有一次，生产队分麦秸草，村干部知道王学岐要修缮房屋，就分给他一些好的麦秸草，而把受潮发霉的麦秸草均分给了其他社员。王学岐心中颇生感慨：当干部了，分点儿草都会受到照顾；而和自己同样情况的社员，为什么没有得到照顾呢？这背后，是某些人脑子里的等级观念在作怪。想到这些，他坚决把麦秸草退回了大队。他对妻子说：“当干部并不高人一等。这些草，咱不能要。”

青山常在绿水长，政声更比山水长。2008年7月12日，王学岐病逝。他的政绩政德将永远为家乡人民所铭记。

（作者：王守梅 崔娅楠 崔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