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超级个体与数字视听生态治理新挑战

作者：田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4期

导 读：

本研究试图开展一项思辨性研究，探索超级个体内容生产过程中所依循的技术逻辑与内含的文化立场，从数字视听生态的核心主张出发探讨当代数字文化创新路径，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有效地助益数字视听生态的良性发展。

一、引言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迅速介入视听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推动了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enerated content，AIGC）的广泛流行。主流化与规模化迅速成为AIGC相关产业发展的关键词。2025年9月24日，腾讯研究院发布了一项《生成式AI在中国网民中的普及与影响》报告。报告通过对3000余名网友开展在线问卷调查，显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网民中的使用率已高达96.2%。同时，用户的AI使用强度与学历、收入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广泛的用户基础与高度的使用频率，不仅转化为显著的市场规模与产业影响力，也为数字视听生态治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引发了从业者与监管部门的关注。[1]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将人工智能定位为繁荣文化生产、增强传播效能的工具，从政策层面鼓励其应用于优秀文化创作过程之中。

蓬勃发展的人机协作实践是促进AIGC内容广泛流行的一大动力。随着智能体、AIGC生产工具走向成熟，人机协作显著增强了个体的创意生产与实现能力。[2]个体借助各类不同的生产工具可以直接产生创意灵感，迅速实现风格各异、长短不同的视听文化产品的落地。这种多创意、快生产的技术能力催生并加速了视听内容生产领域内超级个体（super-organ/super-entity）的兴起。超级个体指称的并不仅仅是由多主体共同协作的生产角色，更是一类生产效率被极大提升的超级行动者。从2025年开始，以独立开发者、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OPC）、轻体量创业者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领域内的超级个体迅速涌现，它们所带来的内容产品也广泛流行起来，形成了社会范围内的影响力。包括影视剧“二创”产品、AI漫剧、AI魔改视频等都迅速成为流行的文化现象。[3]但是，超级个体的生产能力引人注目，其生产偏向却极大地受制于主观价值和生活经验，生产流程也千差万别，这导致视听文化生态中的新兴文化产品风格各异、主题不同，其中不乏哗众取宠、引发争议的内容。因此如何立足于人机协作的基础实践语境，讨论超级个体为数字视听文化生态带来的新挑战与新机遇，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本研究试图开展一项思辨性研究，探索超级个体内容生产过程中所依循的技术逻辑与内含的文化立场，从数字视听生态的核心主张出发探讨当代数字文化创新路径，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更有效地助益数字视听生态的良性发展。

二、超级个体及其技术—文化影响

一人公司能够凭借较小的人员规模与较灵活的组织形态，生产以往需较大团队才能完成的内容规模。这使得超级个体可以凭借人工智能内容生产与传播能力来介入视听生态，形成一种独特的、高度去中心化的新兴视听实践。然而，这种一人公司模式也为公众的视听生活引入了新的变量，显著增加了视听文化生态的复杂性。既定的视听生态结构在主体、结构与内容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更新”与“变异”，视听生态的良性运转面临着新的困难。

（一）超级个体的生产模式

在一人公司中，超级个体能够调用各类AI工具，独立完成从创意、研发到营销、售后的全业务流程，将传统上需要团队协作的内容生产功能压缩至数人乃至单人规模。在实践中，一人公司未必专指单一个体所组成的内容机构，但其组织灵活性远高于传统的数十人规模的生产机构。根据目前的实践经验，超级个体在内容生产与内容流通两个维度上可以为数字视听生态带来新的行动逻辑。

在内容生产方面，超级个体的生产效率正在极大提升不同内容生产领域内的生产力。以AI漫剧这一新兴形态为例，根据36氪2026年1月14日的报道，2025年抖音端漫剧的累计播放量超过757.72亿，共上线3.7万部作品。相关市场预计在2026年仍将保持高速增长。AI漫剧是一类典型的AIGC内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提升了漫画内容元素生产的可控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生产者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精确生成连贯的情节与丰富的动态影像，这契合了动漫领域内的专业创作需求。在此基础上，视听文化产业中复杂的剧本创作、场景生成、渲染合成等环节被压缩为简单、快捷的提示词工程，提升了单一文化产品的生产效率。[4]也有从业者在探索借助智能体来实现自动发布提示词功能，这在实践维度上进一步推动了AI漫剧的产品规模大幅度增长。在这一过程中，能够顺畅调用AI工具、在较短周期内完成内容生产的个体或一人公司，就成为生产力超凡的超级个体。超级个体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在结构特征与行动逻辑上大多与已有的视听内容生产、传播、接受规则差异较大。那些智能化、复杂化、多线并行的超级个体行动，对数字视听生产来说是一项直接的挑战。[5]

在内容流通方面，超级个体的高生产力直接影响了内容生产主体和内容传播机构之间的适配关系，多元、丰富的内容产品更加积极地向用户群体的各类生活需求与审美趣味聚集，这可能会阻滞高质量内容与主流审美内容的有效流通。在当前的流媒体平台与短视频平台上，各类内容传播者显示出明显的组织化关系，观众所触及的内容生态因而有赖于传播主体的能动性。鉴于数字视听生态的维系是一个持续的、相对平衡的过程，观众对视听生态的干预需要通过管理自身所能够触及的信息原料与潜在力量来实现，信息策展、算法驯化等个体实践成为观众的共同选择。[6]但是超级个体的兴起使得内容产品的标签趋向模糊，观众越来越难依靠自身经验来辨识不同人设的真实性，只能凭借朴素的信任来获得对视听文化生态的整体性感知。倘若超级个体控制大量社交机器人开展大规模内容生产，他们便能够迅速借助个体实践来传播消极视听产品，引发群体维度上的观念倾轧与极化现象，这在信息传播维度上会带来次生乃至多生危害。[7]

（二）超级个体的生态风险

基于既有经验，拥有强生产力与强传播力的超级个体必然对数字视听生态带来诸多影响。借鉴既有的信息生态研究（information ecology studies）成果，我们认为，超级个体及其供给的大量内容产品能够同时影响数字视听生态的基础架构、信息通路与主体关系，并在主体关系与内容流动方式等不同维度上为数字视听生态设置文化风险。

第一，超级个体的兴起必然会影响数字视听生态的基础架构。一般来说，多主体的交互关系及其组成的多层组织（levels of organizations）是数字视听生态的基础。不同行动者扮演着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核心角色，占据不同的生态位（niche），并制约或激发不同个体的价值观念与实践行为。这是影响特定视听内容生成、传播与接受环节是否顺畅的关键。[8]以数字新闻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研究为例，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考察美国地方新闻业中的行动者、信息内容与技术手段，认为新闻生态中的不同“物种”与“群落”互相协作，共同推动了新闻业的更新与重建。[9]同样的逻辑存在于数字视听生态之中。当数字视听生态纳入各类行动者，包容不同的实践目标，鼓励不同实践关系时，生态系统才能与自然生态相比拟而实现良性运转。倘若内容生产、传播环节为少数超级个体所垄断，生态结构中的主体关系就会走向失衡，视听生态则面临着为少量个体所操控的风险。从实践上来说，数字视听生态中的不同行动者能够基于自身经验来获得对整体生态状态的局部理解，并进而参与广泛连接的规模化连接行动（connective actions）。[10]但超级个体在参与内容生产与传播的过程时，其价值观念却隐于内容产品之后，这使得观众群体受到规模化文化产品激发而产生的舆论观念会趋向复杂。更进一步，包括图像、视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在内的多模态内容也会进一步推动观众群体的接受环节变得多元化、无序化。[11]针对这些内容模态的矫饰与深度伪造也会加剧在线毁谤、在线勒索与羞辱的风险，视听文化生态的结构特征因此趋于复杂化。

第二，通畅的信息流动与聚合路径是健康的数字视听生态的标识，而超级个体的行动却增加了信息通路淤塞的风险。一般来说，特定组织内信息主体互动的终极目标是规避“信息淤塞”或“信息匮乏”等情况，因为这些问题会导致各类主体生存状态不佳，也可能导致生态走向崩溃。类似于生物的食物链，在整个视听生态层面上，视听文化生态中的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可以依赖视听产品的流通过程获得生存动力。倘若视听内容的创造、流动、利用过程相对协调，信息多主体的交互关系就大约等价于行动者与环境的有机互动系统。一旦某些主体角色缺失或过度增殖，视听文化产品流动与聚合的过程就会因受到干扰进而导致视听生态整体恶化。再次以数字新闻生态研究为例，新闻生态研究通常将所涉及的行动者、信息内容与技术手段都视作新闻生态的“物种”，行动者的集群则构成信息生态中的群落。[12]将这一视角纳入数字视听生态中，非人类行动者（如人工智能技术、数字人、写作机器人等）与人类行动者的依存关系就是超级个体占据主导性地位，并获得核心内容生产角色的主要途径，由此所引发的对于人机联合如何造成视听生态失衡就成为一个生态问题。因此，如媒介生态学派（media ecology school）对技术与人类主体的融合考察一般，立足于信息的物质载体，探索超级个体如何与媒介技术协同、竞争、冲突并共同促进生态环境的整体演进，以动态性、生成性的系统观念来理论化媒介技术与个体的关系，就成为针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路径。[13]在具体实践中，那些与社会现实相关的信息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接受环节，就会直接影响局部生态的良性运转，而秉持着价值理性对其进行准确观察则更加重要。[14]进一步来说，当数字视听生态纳入更多如超级个体一般的多元行动者，包容不同的实践目标和实践关系，数字视听生态也能够获得健康的视听文化产品流通路径。

第三，超级个体可能会影响数字视听生态对于稳定的、持续的信息秩序的追求。整体上来说，数字视听生态鼓励趋于稳定而非持续破坏的主体关系。尽管不同主体出于生存需求会破坏既有的视听生态，但受到不同意识形态倾向和生活经验制约，其信息实践会围绕着具体社会事件而具备一定程度上的秩序特征。数字视听生态因此也会如自然生态一般在较长周期内具有稳定性（conservation）。尽管在新的技术—文化境况兴起时，新问题会不断涌现并不断打破旧生态，使数字视听生态面临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但最终将走向新的文化秩序。在一定的界限内，视听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与传播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相互作用中可能会对既有的生态造成创造性破坏，但最终的目标始终是一种稳定的、持续的视听文化秩序。然而，在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打破旧的视听文化生态后，超级个体似乎无意于新的生态秩序。原因在于，个体被极大提升的生产力尚未显现出明确的天花板，这使得少量个体始终在追求对视听生态的统治力，新的文化秩序无法及时显现。如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将媒介视为人与文明之间的中介，认为媒介应当适应人类的选择而生存，如同生物体适应自然环境一样，在试错之中不断进化。[15]如果现有的视听生态不能帮助个体获得充分的文化产品，也不能有益于个体的日常生活，它就会陷入不稳定的境况。恶化的视听生态会让个体陷入信息迷雾中，失去参与视听生态的动力，这可能引发个体大规模的抵抗和冲突行为。这一系列问题似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超级个体带来的“试错”，如何开展“纠错”，引导以超级个体为核心的媒介载体与信息内容在互动中渐趋稳定，就成为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三、主体、行动、目标：重思数字视听生态的生态性主张

数字视听生态以视听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接受为主要环节，既有研究尝试围绕着生态的本体特征来创设生态化的思维方式，以说明视听文化产业的系统性与稳定性特征。由此，在超级个体介入视听产业的当下，思考视听文化生态如何良性运转，需要探讨不同类型的视听生态主体的核心性质与演进规律。

为了实现上述理论目标，我们需要基于信息生态、新闻生态、视听文化生态等学术概念的出发点来讨论数字视听生态的核心主张。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可以溯源至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所创的概念“kologie”。从海克尔关于“房屋、栖息地、住所”的界定出发，现代生态学逐步被明确为对各类生命体之间及其有限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化的科学研究。1935年，亚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正式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以强调自然生态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为人类拓宽对生命体与生存环境的认识提供了一种系统观念。此后，生态系统作为一种自然模型，逐步发展为囊括多主体、涵盖不同生态位、拥有复杂动力系统、内部要素循环往复的综合性概念。在整个20世纪内，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领域都尝试过引介自然生态系统来阐释特定界限内的人类行动规律。在这一过程中，生态隐喻参与了不同学科的理论发展进程。如经济学科对生产者、分发者、消费者、监管者的组分，传播学对媒介基础设施、信息内容的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分析，大多都将生态隐喻作为背景框架来理解多主体的关系结构与行动网络，继而开展行之有效的生态管理。

在这一背景下，数字视听生态是一个典型的学术隐喻。从信息生态研究相关讨论开始，组织内部的个体需要依赖信息来决策判断，其行为受制于信息环境，明确组织内的个体关系有益于我们理解信息内容的循环方式。以此为切入点，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模型不断涌现，相关领域内的研究者对行动者如何组合、如何相互制约，以及个体行动如何影响信息流通的有效机制等议题兴趣盎然。[16]由此，数字视听生态缘起于个体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拟合，尝试基于整体观与系统论来构建主体、视听内容与信息环境的关系。尽管超级个体积极地介入并影响着当前数字视听生态的运转规则，但数字视听生态与各类生态系统所共享的生态性仍然是这一学术概念的内核。对于数字视听生态良性运转的理论考察也需要以生态性所蕴含的主体结构、行动关系和整体目标为出发点。

第一，数字视听生态需要以综合性而非分离性的观念看待各类主体，将生态问题视作人类行动者与生态系统互动的协调问题，最终以不同主体之间的稳定关联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点。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字视听生态的行动者都将以各类行动能力强大、行动策略明确的超级个体为代表。倘若我们仍然局限于竞争、合作等主体关联视角来解释人类的各类视听文化生产行为与组织行为，就会导致生物群落的模糊化与生态位的失衡。相反，准确理解超级个体如何整合技术能力，实现个体生产力量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来识别行动者群落、摹刻行动者关系、分析系统环境与开展生态管理，有助于我们探索数字视听生态中不同主体之间的稳定关联。由此所凝聚的经验是，从业者需要在生态视角下理解数字视听生态中各类行动主体的核心特征与行动取向，归纳诸种影响超级个体行为的要素，以系统观念来引导超级个体关于视听生态的日常经验拓展与知识范畴扩容，提升超级个体对于视听生态良性运转的认识。在实践维度上，置身于数字视听生态的各类主体就需要立足于新的技术—文化基础来探究如何构造新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秩序，基于数字视听生态的动态性、开放性特征来发展出个体与视听文化生态新的互动规则。[17]未来视听生态研究可能也需要围绕主体特征、主体结构来建构更微观语境上的概念体系，探索超级个体的日常生活理论趋向，实现对鲜活的视听文化实践经验的归纳与理论化工作。

第二，数字视听生态主张以关系属性来描述人类信息生产、传播与接受行为，要求相关从业者与研究者对多主体网络、行动灵活性以及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进行细致的摹刻，并基于行动实践的竞争与合作逻辑来研判整体生态的发展趋势。举例来说，创新生态研究主张相关从业者需要尝试立足于特定区域内的微生态、小范围的资源集群等概念，将生态群落、生物组织之间的关联纳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过程之中，在人造物社会之中拟合自然规律，推动经济网络的顺畅运转和组织创新。[18]站在生态治理的角度来说，相似的逻辑同样可以被应用于数字视听生态。超越简单的要素类比，从各类行动者的行动特征出发，讨论超级个体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同步进化如何催生新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应当成为数字视听生态研究的核心话题。事实上，伴随着近些年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核心的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视听生态中各类行动者的组织方式与实践方式已经被极大转换为个体化、智能化、流动化行动，显示出新的生态变革与组织创新的痕迹。面向未来，这可能会进一步呼唤我们开展持续的、适应当前生态需求的超级个体研究。

第三，数字视听生态要求以系统整体目标来规制各类实践的普遍性与变异倾向，推动文化生态的去个人化特征。早在芝加哥学派的一系列经典研究之中，学者们就尝试将城市视作生命有机体，并通过人文生态学（human ecology）的视角来考察并预测人类的生活与各类社会行为、城市内的社会组织与个体团结、城市的扩张与变迁规则。[19]及至目前，数字视听生态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仍然是与人类文化环境的构成主体、系统结构、运行目标相关的各类整体性价值。以此为依托，数字视听生态研究必然需要聚焦超级个体的新特性，在媒介维度上探索一种新的人机文明形态，并进一步理解超级个体的相互关系及其交往规则。在此基础上，学界对于媒介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映射关联的考察，可能会基于数字视听生态的演进而显示出新的规律。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趋向也在方法论层面上为数字视听生态研究提出了要求，即通过对大规模行为数据和小样本数据的抓取与分析，以及对生态的运转规则进行仿真来准确、全面地认识整体视听生态与局部个体行为的共同演化规律。

四、数字视听生态的新兴治理方案

由此，着眼于数字视听生态中的超级个体及其实践，研究者既需要探索优化视听文化内容生产、流通、接受的路径，也需要进一步厘清超级个体的主体特征、主体关系以及信息流动规则，推动理论维度与实践探索的协同进化。尽管当前超级个体及其诱发的文化风险尚不清晰，但我们可以基于数字视听生态的生态性主张对其进行相当程度上的探索。从数字视听生态的应然层面出发，数字视听生态的从业者与研究者应当从两个维度探索生态治理方案：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二是视听生态的基础设施。

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方面，鉴于大规模的个体经验与文化产品被超级个体自然引入数字视听生态之中，不可预测的、众创的文化产品及其传播效果就会越发成为数字视听生态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数字视听生态的反馈机制也会进一步使得主体关系趋于复杂，各个行动单元的活跃度显著提升。以此为标的，与其继续探索视听生态系统内各类主体的空间聚合与身份变化，不如转而探索以超级个体为代表的“物种”，明确其技术能力、文化偏向以及行动逻辑。由此，对于超级个体所进行的人机协作实践的考察应当成为核心所在。在数字视听生态中，包括专业生产者、用户生产者、人工智能生产者等在内的众多主体既彼此分离又彼此联动，他们与技术手段的协作方式也存在差异，这导致生态实践的效果实现机制趋于复杂，群体维度上的观念差异与价值冲突更加普遍。[20]在具体的治理方案上，研究者与从业者有必要针对特殊超级主体的文化产品生产流程开展充分的研究，对其内含的生产、传播、接受、反馈逻辑进行长期的、纵向的考察。

在视听生态的基础设施方面，数字化进程已经为数字视听用户带来了较以往截然不同的多感官、沉浸式接受体验。但在超级个体介入数字视听生态后，产品内容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时间维度上生产实践的压缩、延宕与接续。加上多主体生产和个性化算法推荐，用户的视听文化接受行为趋向分裂，视听文化生态的复杂性显著提升。在这种境况下，无论是对主体竞合、生态位的探索，还是对整体视听生态演进趋势的描摹，都需要将智能技术介入的“平台”作为新的基础设施。由这一观念基础所引申的概念与理论框架也日渐丰富，但鉴于研究对象的日常性与琐碎性，相关讨论尚未提供完整的概念体系或分析框架。研究者需要基于数字视听生态中的各类实践开展更准确的定义与知识生产。面向未来，人工智能生产内容可能会更加深入地介入视听文化生态，唯有充分探索以人为本的使用伦理，我们才能真正立足于当前独特的技术—文化特征，切实在理论探索与实践方案上推动当代视听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这有待更多实践经验的启发。

【本文为教育部专项委托项目“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历史演进与学科史研究”（编号：2023JZDZ034）成果，同时受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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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田浩.人工智能、超级个体与数字视听生态治理新挑战[J].青年记者，2026(04):8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