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 | “固执”的书香

什么是独立书店？曾主编三卷《独立书店，你好》的青岛作家薛原，用八个字概括“资本独立，人格独立。”

在青岛，如果按此标准丈量，真正配得上“独立书店”之名的，可能不足五家。而在这寥寥无几的名单里，部分书友们心中排名第一的，是藏在市北区天福文化新天地三楼的“我们书店”。

开业十八年，未曾易主，未曾搬迁，更不曾被资本裹挟。它只是安静地、固执地卖书。

“我们书店”负责人马振奎

精神乐园

每一位初入“我们书店”的人，大约都会有同一个感受：这里的书，好满。满到还未走进店里，就先看见一摞摞书堆满了落地玻璃窗的内侧。白纸黑字、手写的“我们书店”四个大字，就那么朴素地贴在玻璃上，配以一扇蓝色门框，成了这家店最独特的标识。

店内是复式结构。一楼三面墙壁，书架从地板直抵天花板，每一寸缝隙都被书填满。中厅的展台上，书也码得密不透风。二楼同样有一整面书墙，另辟出一块喝茶聊天的角落。连接一二楼的楼梯两侧，堆着足有一人高的书，用棕色皮纸捆扎着，原本就不宽的楼梯被挤得只容一人侧身而过。墙上还挂着店主的手书作品。

“同行开玩笑说，我们这里是全中国密度最高的书店。”老板马振奎笑着说。就是这块不足五平方米的二楼会客区，十八年来接待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商、作家、书友。

2004年出生的高达，是青岛大学数学系的学生。逛书店是他最大的爱好，北京、上海、南京的名店他几乎都走过一遍。“我觉得马老师这里是青岛最有特色、最符合我心中独立书店样子的书店。”

三年来，高达在“我们书店”买了上千块钱的打折书。“去买书是一方面，和马老师聊天是另一个主要原因。”

他回忆起第一次去书店时，并不敢上二楼，因为那是老板的“私人领地”，一楼才是卖书的地方。但他几乎每次去，都能听见二楼传来畅快的谈笑声。

“马老师一般不打扰顾客选书。只有我们需要他时，喊一声，他才会回头看看你。”

有一次，高达被二楼的热闹吸引，终于鼓起勇气沿楼梯走上去，小心翼翼地加入讨论。“他对我们年轻人很包容。最后五六个人在那里谈天论地，感觉再多来一个人就站不下了。”

马振奎说，曾经有一天，书店里聚集了二十三个人，其中二十二个是来聊天的朋友，只有一位是来买书的。

许多读者就这样成了书店的朋友，也成了持有“我们书店”钥匙的“幸运儿”。“前些年大家还比较悠闲，我发出去五六把钥匙。有时候我不来，他们就自己开门。现在基本天天开门，外面还有一两把钥匙吧。”

对作家薛原来说，从家去步行半小时就能到的“我们书店”，早已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来书店已经不是为了单纯买书，而是与店主成了朋友。每周犹如值班打更一样，必到书店二楼坐下来喝茶聊书。”

书店也成了他的收发室和接待室。“外地朋友或单位寄来的邮件，地址留的是这里；与本地朋友见面，约的是这里；外地朋友来青岛，也带到这里喝茶聊天。”

慢书市

疫情过后，“我们书店”里像高达这样爱逛书店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铁开通后，从黄岛、即墨来的高校学生明显多了。同时，大家在小红书上拍照打卡的也多了，所以我们增加了明信片业务。”马振奎说。

客人多了，销量却没有同步增长。“现在整体上，打卡的人远高于买书的人。”马振奎说，店里一个月能卖出几百本书。

“青岛的书籍销售速度其实很慢。”同样的书，在北京的豆瓣书店半年就能卖完，在青岛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八年。“现在我们店里还有二十年前进的书。”

说着，马振奎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开本的书。“这是十几年前进的《红楼小讲》，当时进了四百本，现在还有上百本。”

“我们书店”主营文史社科类特价书，店里九成是五折书，也有三折、四折和七折的。开店之初以文史哲为主，后来慢慢摸清了青岛市民的阅读习惯，增加了中医、文学类的书，小说、散文的读者群体最大。“没想到《悉达多》最近突然畅销起来。每个时代的阅读方向都不一样。”马振奎感慨。

他介绍，书店在价格上，与网店相比并无优势，但与其他线下店比还有一定优势。马振奎介绍，新华书店只卖新书，与出版社有账期，一两年结算一次，超期未售的书就退回出版社，出版社再以特价处理。这时候，上一级供货商会回收这些特价书，转卖给打折书店。“以前这个周期需要三五年，疫情加速了这一过程，现在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就可能进入特价市场。”

活着就好

马振奎是青岛人，今年51岁。青岛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1998年在一所职业高中当语文老师。2003年，他辞职去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在一家出版公司做编辑。

“我一直喜欢看书，喜欢淘书。那时候一有空就去北京的大小书店乱逛。”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后来的合伙人“马胡子”，他是从被誉为“京城文化地标”的北京万圣书园出来的。从那时起，马振奎开始了摆摊卖书的生涯。

2008年，马振奎回到青岛，“马胡子”也一同回来。两人一拍即合，在昌乐路文化市场开起了这家文史社科特价书店。

从一开始，他们就把店面选在三楼的这个角落。“唯一的原因就是这里房租低。”马振奎说得坦率。实用面积五十六平方米，月租一万五千元。同样面积的一楼铺面，月租四万五；临街店面，要六万。

此后房租每年递增百分之十，涨到三万时，房东没再涨。

“其实我们并没有坚守。唯一的原因就是开在三楼，房租低。疫情之后我们火了，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同行很多都关门了，能剩下来的，就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吧。”

如今全国图书市场都不景气。马振奎介绍，今年，北京的同行“纸上声音”前门店决定不卖书了，即便他们一个月能卖出一千本《白夜行》，依然付不起房租。北京大学周边的书店也关了不少，豆瓣书店今年五月房租到期，也就不再干了。

“很多人觉得书店是不一样的。但说白了，它还是商业行为。你首先得能挣出房租，才能活下去。”马振奎感叹。这些年来，他似乎没见到开书店能赚多少钱。每个月卖了钱就进货，“一年似乎也没有盈余。盈余就是书。”

相比于同行的轰轰烈烈，马振奎最大的感触只有一句：“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马振奎感叹，现在老顾客越来越少了。好多上了年纪的人，逛不动书店了。倒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走进来。

还有人拿来旧书请他帮忙处理，店里放不下了，他只收一部分。有人直接送给他，说“你看着处理吧”。

十八年了。这家店还在三楼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卖着打折的书。门外的楼梯依然斑驳，书架依然塞得满满当当，二楼的谈笑声依然时不时传下来。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