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观察｜春假落地，把孩子“赶”出 教室之后……

“我们希望把孩子‘赶’出教室，让他们去观察、去体验，这比坐在课堂里更有成长感。”临沂开慧实验学校小学部主任毛晓飞说。

4月16日至20日，春意正盛的临沂迎来首个春假。由于与周末相连，5天假期凑成了一个“小黄金周”。临沂市教育局下发文件明确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布置任何作业。

5天近乎零负担的假期，究竟该如何度过？记者多方走访发现，这个春假，既有生机盎然的研学游与亲子消费，也有家长无暇陪伴的无奈。

春假，看似是一个教育课题，但其答案，显然早已越出校园的围墙。

一场春假 两种现实

兰山区坐落临沂主城，常住人口、GDP、财政收入均居全市区县首位。公办小学超百所，教育资源富集。

4月17日，当记者踏入兰山区的学区一带时，托管机构显得冷清空荡，仅有寥寥几名初二学生在自习。东鲁素养托管中心工作人员解释说，附近家长多数经商，时间较为自由灵活，有些甚至在正式放假前已帮孩子请假出游，只为“抢春光”。

若家长无暇陪伴但预算充足，研学则是理想的替代选项。定位中高端研学游的“狼爸爸”研学机构工作人员孔祥婷透露，定价3000多元的上海、北京研学套餐，上线次日便火速售罄，是本次春假中最受青睐的单品。若家长不放心孩子在外多日，近郊单日、半日的“微研学”产品也颇受欢迎。

事实上，春假政策一经“官宣”，“狼爸爸”后台的咨询量已经翻倍，许多客户因春假头次尝鲜，拉新效果突出。

与旅游配套的相关行业也升温显著。“临沂的大巴早订完了，现在我们得从周边城市调车。”孔祥婷分析，二、三线城市的高端研学市场仍处于发育阶段。春秋假犹如一缕春风，将有效“催热”其土壤。

不过，当记者的脚步调转向工厂林立的罗庄区，这里与兰山区“过春天”的热闹氛围形成了鲜明温差。街巷中，常见孩子们三五成群穿梭消遣，不少学生在假期落入“托管真空”。

罗庄区传统商贸活跃，被称为临沂的“南工重地”。城中工厂与村庄交错，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城乡居民混居。许多中小学生的父母是流水线工人和服务于工业的个体商贩，带薪休假和弹性调休制度在这里并无落地土壤。生计所系，“手停口停”，他们既无闲暇照料孩子，也鲜有余力支付托管或研学费用。家庭，在这一背景下往往难以成为托载春假的支点。

临沂第二十中学初二女生的母亲闵庆龄经营着一家街边餐饮小店，丈夫在陶瓷厂打工。她忧心青春期的女儿出门或有风险，但也少有时间加以照料。她不无担忧地提到，放春假以来，女儿每天睡到日上三竿，而后便躲在房间里使用电子产品。

更深的焦虑在于，女儿与假期“弯道超车”的同学成绩差距会进一步拉大。“送不起辅导班，也管不住玩手机。”闵庆龄感到无力。

兰山与罗庄，映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处境。“对春假的态度，其实取决于家长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交平台上的这条评论，许多家长深有共鸣。

究其本质，影响春假体验的核心变量无非两个：“钱”与“闲”。有钱有闲，一切迎刃而解；有钱无闲，可将照护任务外包于托管或研学机构；无钱有闲，亦能依托本地丰富的免费文化资源找到去处。处境最为尴尬的，莫过于“闵庆龄们”——无钱无闲，春风难渡。

谁来托住“闵庆龄们”的孩子？

 在临沂市平邑县汇金湾社区，“闵庆龄们”的孩子或许可以找到安心的去处。春假期间，这里的社区主动介入，以公益托管形式“托住了”无人看护的学生。

明亮的护眼灯、整齐的桌椅、齐全的文具，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全程陪伴，孩子们可在安全环境中阅读、做游戏。

优惠供给的文旅资源，也为财力有限的家庭“解了围”。如临沂市博物馆提供了免费公益讲解及价格适中的研学项目；平邑的龟蒙景区、九间棚景区等对八年级及以下学生免首道门票。

在较早试行春假的江苏、广东佛山等地，工会、妇联、团委等均组织了主动兜底的公益托管服务，初具“社会化抚养”的雏形。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了一种富有民间智慧的形式——“互助拼娃”。同小区的父母若均需上班，可轮流请短假后接力看护，几家孩子凑在一起短游或户外活动，亦可享无限春光。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晴对这一解决方案十分赞同，“既降低了单个家庭的压力，也让孩子在交往中获得成长，恰恰契合了春假锻炼社交能力的初衷。”

临沂开慧实验学校小学与初中部在春假的头两天，免费组织学生去金锣火腿工厂参观。“如果对本地的龙头企业怎么生产、用到了哪些技术都没有实感，谈何激发孩子对家乡的认同呢？”毛晓飞的考量很实在，能减少头两日的看护压力，家长亦感到轻松许多。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胡浩然强调，若让托管压力、看护成本仅仅转化为家庭隐性支出，就削弱了政策原本应有的社会效益。

换言之，尽管这是一项教育政策，但家庭、学校不应成为唯二提供解决方案的责任主体，它们也无法真正“包办”一切。社会、政府等主体均需共同介入，积极补位，主动伸出双手，托举每一个孩子充分享有春天的美好权利。

值得关注的是，学生作为这场假期的真正主角，其声音却鲜有被倾听。从走访来看，低年级的学生普遍渴望春假，但仍有部分学校“换汤不换药”，布置了每日打卡任务及周末作业，甚至有学生反映作业较平日更繁重，负担并未真正卸下。

被升学压力裹挟的高年级学生则对假期反应不一。有学生计划抽出一天和同伴去露营，也有学生准备埋头苦学。为完成预定教学计划，本就较短的春季学期日常课业只得进度更快、压力更大。且假期一结束，学生马上需直面中考改革后首次“一模”，假期只能和玩乐脱钩。

不过即便如此，春秋假仍旧像缓冲带，也如一份恰到好处的留白。“让我们能在统一的节奏里，自己喘口气。”临沂第三十四中学初二学生丁子涵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学生教育，远不止学校教育。”回归教育本质，打破有围墙的教室，将教育延伸至社会、自然等“大课堂”，这也是春秋假制度的深层价值所在。

低成本的政策创新 高回报的社会红利

回过头看，春秋假并非新鲜事。

早年间，“麦假”“农忙假”随1995年双休制度全面推行而逐渐淡出。2004年，浙江杭州率先开设春假，自4月25日开始，后与“五一”假期相连，长达15天，到2010年前后缩短为3天。

不过，这场在经济发达、资源充沛城市率先推行的春秋假，犹如一场“静悄悄的试验”，未能在全国掀起广泛效仿的风潮。

其实，国家政策层面也早有多次发力。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首次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学放春秋假。

此后2014年、2019年、2020年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多部门均多次重提春秋假。但十多年间，真正落地者寥寥，多数城市始终未有响动。

2025年3月与9月，国家多部门连发两道文件《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将春秋假从教育“独角戏”正式纳入与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经济战略紧密相连的大棋盘之上。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这一转向，源于清晰的经济外溢效应。张晴表示，若只算单个家庭的账本，难免片面；春秋假的真正价值，在于以亲子、文旅消费为支点，撬动市场的一池春水。

“这是一项需要长期评价的政策。”张晴说，“假期消费若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最终会回馈到每个小家庭。”

然而，释放红利的同时，也需警惕城乡落差的扩大。胡浩然提醒，尤其是济南、青岛这类中心城市，凭借其人口与资源集聚优势，易形成虹吸效应。政策需主动引导资源下沉，研学实践、红色教育、乡村体验等春假重点场景向县域、乡村延伸，让文旅资源和消费流量更多流向农村地区。

更美好的愿景在于：春秋假不仅可以做大蛋糕，还将优化蛋糕“口味”。

“除了给孩子‘买买买’，家长们会更乐于为研学、社会实践和高质量陪伴付费。”胡浩然指出，春假催生的“研学热”“亲子游”等新趋势，本质上反映了我国家庭消费需求正在从传统的物质与观光消费，向教育型、体验型消费升级；全年消费结构也将从集中式、突击式，转向分散式与常态化。“这不仅是一种消费选择的变化，更是一种能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结构优化。”

经济层面的红利十分清晰，另一重更隐蔽的社会价值在于，春秋假为职工休假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政策联动契机。它将带薪休假这一议题，从单纯的企业管理层面，提升为牵涉未成年人看护、家庭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公共议题。

胡浩然认为，春秋假与职工休假制度的衔接不能仅靠企业自觉，还需通过为企业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倾斜政策予以激励。

综而观之，作为一项教育领域的政策创新，春秋假的“性价比”尤为突出。

如今，春假已在临沂和德州热热闹闹地开场，但若要年年常“春”，它更需被视作一场考验耐心、决心与施策智慧的“长考”。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许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