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第二个结合”，让传统为政智慧焕发生机丨学有道

坚持“第二个结合”，让传统为政智慧焕发生机

□ 赵庆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价值基点，其形成深受特定文化传统的影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所提倡的“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知行合一”等思想智慧，历经传承淬炼，构筑起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基本框架。当下坚持“第二个结合”，让传统为政智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将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重要的文化滋养与镜鉴参照。

价值之维

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

“为谁创造政绩”是政绩观的首要问题。儒家“民为邦本”的理念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存在深层的逻辑契合，这一传统智慧的当代转化，为树立“为人民出政绩”的政绩观奠定了价值基础。

其一，都强调人民的重要性。

在民众地位问题上，早在《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论述。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立君为民”是荀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命题。“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一论述将君主的存在价值完全锚定于为民服务之上，明确了“民本”而非“君本”的价值取向。

当然，儒家民本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民本与民主并不相同。

民本观念下民众始终是被治理的对象，而非政绩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则建立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基础之上，人民是政绩的创造者、享有者和评判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正确政绩观应该坚持为人民出政绩，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其二，都注重人民的福祉。

在民生问题上，孔子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求统治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仁政”学说中包含丰富的民生思想：一是“与民同乐”的政治理念。他要求统治者“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二是“制民之产”的经济政策，因为“无恒产”容易“无恒心”；三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的具体主张。

古代民本思想虽然服务于封建统治的终极目的，但其对为民造福价值的肯定，为后世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资源。新时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持民生为大，为群众多办实事，让群众可感可知；要聚焦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坚持，也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其三，都将民心向背作为政绩的评判标准。

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著名论断：“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君舟民水”是荀子最著名的比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由此推论：“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训与“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的现代理念一脉相承，正确政绩观要求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政绩评价标准。人民不只是政绩的被动受益者，更是政绩的主动评判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这意味着，新时代政绩观在继承“民为邦本”传统的同时，实现了从“为民做主”到“由民评判”的深刻转变。这要求建立真正回应民意的政绩评价机制。“民心”不再是抽象的合法性修辞，而是可操作、可检验的评判标准。

主体之维

从“为政以德”到党性修养

在政绩创造中，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儒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政者，正也”的命题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的道德修养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把握，它们共同构成了正确政绩观的主体品格。

第一，“忠信笃敬”的品格要求。

“忠信笃敬”是儒家极为重视的四大品格，“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忠”强调内心之诚，是对自己的要求，指向内心的真诚无欺。“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要求为政者对待职事不懈怠、执行政务尽心尽力。“信”强调对外之诚，是对外的承诺，指向言行的表里如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笃”强调行之厚重，是行为的态度，意指笃实、厚重、坚持不懈。“敬”强调事之恭肃，是对待事务的态度，要求认真、谨慎、心存敬畏。

今天，党员干部仍然应该秉持“忠信笃敬”的品格，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诚于初心使命；言必信、行必果，以真诚赢得群众信赖；严谨求实、真抓实干，杜绝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创造的政绩才是实打实的、经得起检验的，而不是“盆景工程”“数据注水”的虚假政绩。

第二，“清正廉洁”的底线意识。

“廉者，政之本也。”廉洁被视为为政的根本。孔子对“义利之辨”的论述，奠定了儒家廉洁思想的理论根基。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不义不取。“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为政者而言，“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孟子对廉洁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这一标准要求为政者不仅要远离不义之财，还要主动规避灰色地带，展现出更高的道德自觉。

在今天，廉洁不仅是不贪不腐，更强调克己奉公、淡泊名利。党员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正确的政绩观，必须与廉洁自律统一起来，没有清正廉洁的品格保证，所谓的“政绩”很可能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第三，公而忘私的崇高境界。

荀子要求“公义胜私欲”。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倡“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指明了为国家、公义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崇高境界。

为政者“以何种心态”干工作直接决定政绩的性质与大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是党员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党性的最高体现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果党性不强，就容易在工作中产生“私心”，把政绩视为个人升迁的资本，从而催生“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党性是辨别“真政绩”与“假政绩”的试金石，是抵御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堤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功成不必在我”和“功成必定有我”，就是党性的生动体现。前者是境界，要求我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后者是担当，要求我们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因此，应该以党性修养涵养正确政绩观，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实践之维

从“知行合一”到实干担当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推崇实干、反对空谈。《尚书•说命中》有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这句古训精准点出了认知与实践的普遍矛盾——知晓道理相对容易，将道理付诸行动才是真正的考验。

儒家思想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经历了从“知易行难”到“知行合一”的思想深化。孔子强调“敏于事而慎于言”，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将“行”置于“学”之前。孔子本人就是实干的典范，他提出“仁”的学说后，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磨难仍坚持传播仁学；晚年归鲁，又讲学授徒、整理典籍，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荀子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将实践视为认知的最终目标。“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强调行动是成就事业的唯一途径。至明代王阳明，更提出“知行合一”的著名命题：“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他看来，认知与实践是高度统一的，真正的认知必然伴随自觉的行动，脱离实践的“知”是空洞的教条。

儒家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为实干担当精神提供了哲学根基。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政绩创造的内在逻辑：政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只有将理念转化为行动，才能创造真正的政绩。

其一，正确政绩观需要实干精神。

马克思曾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指出“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现从“知道”到“做到”的转化，一是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把宏大的政策理念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行动，避免“拍脑袋决策”；二是需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防止急功近利、盲目蛮干乱作为；三是需要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搞“一阵风”式的运动，而是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

其二，正确政绩观需要担当精神。

“实干”往往需要“担当”。担当精神是在实干的过程中面对职责、困难或风险时，不回避、不推诿，主动迎上、敢于负责、善于作为的内在品格和行为准则；是“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的自觉与勇气。它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境界。“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也就是说，为政者在政治活动中要身先士卒、躬耕实践，做好表率，不辞劳苦。今天的党员干部在为人民出政绩的过程中，要敢于担“责”、担“难”、担“险”、当“先”，而不是遇到问题“甩锅”“躺平”，面对困难“爱惜羽毛”“精致利己”。

“以实干出政绩”既是对中国传统知行关系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运用，更是对新时代干部作风的根本要求。真正的政绩，写在坚实的大地上，写在人民的口碑里，写在历史的长河中。唯有实干担当，方能成就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