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琅琊台遗址有何特别

4月29日，青岛琅琊台遗址顺利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座屹立黄海之滨两千余年的秦汉高台，再度成为业界与公众关注的焦点。

长期以来，秦始皇的形象常被“暴君”与“雄主”简单定格。随着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的系统推进，这处秦代海疆国家工程的真实面貌得以完整呈现。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不仅还原了秦帝国经略海疆的历史图景，更让我们跳出片面评判，看见一位兼具海洋战略眼光与治理智慧、胸襟博大的秦始皇，进而深刻读懂中华文明大一统传统的深厚根基与鲜活内涵。

帝国工程的完整原貌

在青岛西海岸南部，一座海拔183.4米的山峰三面临海，视野开阔，控扼航道，这里便是琅琊台遗址所在。在文献记载里，它与越王勾践筑台望海、齐地八神“四时主”祭祀、秦始皇三巡琅琊、汉武帝东巡礼祀紧密相连，《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作琅琊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的记述，让这座高台始终带着帝王登临的历史光环。

随着多年的考古发掘，琅琊台的真容逐渐浮出水面。一座规模宏大、规制严谨、功能完备的秦汉国家工程，呈现在世人面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考古研究室主任、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吕凯介绍，考古发掘明确了琅琊台遗址核心为“秦修汉葺”的高等级建筑群，由山顶高台建筑与山下正方形院落构成，辅以完善的道路、排水、蓄水设施，形成布局严整、功能互补的建筑体系，展现了秦汉时期高超的工程规划与建造技术。

山顶的“T”字形夯土高台是整个遗址的核心，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依山势分为多个层级，是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秦汉高台建筑核心殿堂基址。考古发掘显示，琅琊台秦代夯土经过严密分选，夯层厚度均匀，夯面经过特殊加工。与此不同的是，山下战国时期齐国的建筑下，夯土厚薄不一，夯层甚至难以仔细区分。这说明一种新的建筑国家标准，已经从关中传到滨海。

遥想当年，秦始皇以修琅琊台为名，“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推测移民人数可达十万之众。从建筑基址的巨大体量以及专业化的砖瓦窑址来看，其对劳动力的数量和技术水平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势必需要大量外来人口的支撑。

基址东西两侧的台面上，依次分布着房间、廊道、踏步、门址、石铺道路，配套有完善的排水与集蓄水系统。房间由夯土墙与台基壁面围合而成，留有规整的柱础与门道，室内残存壁砖；西侧房间内发现石砌地漏，下方连接陶制排水管道，设计精巧实用。廊道沿夯土壁延伸，外侧成列柱础整齐排布，不难想见当年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恢宏气势。高台西南部的登台踏步以龙纹空心砖铺就，纹饰精美，是秦代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构件。台基东西两侧各有一条石铺道路，石块加工规整，路面略呈下凹，兼具通行与排水功能，处处体现着秦代工程的缜密规划。

最能体现秦代工程智慧的，是高台内部预埋的复合排水与集蓄水系统。地下排水管道分单列、双列、三列并排埋设，在夯筑台体时同步预埋，管道接口与外壁包裹纯净的红色黏土防渗加固，入口处设置镂孔砖过滤枯枝杂物，防止管道堵塞。地面明沟以立瓦拼铺而成，汇集室外雨水，统一排入地下管道。台顶还凿有深约2.5米的井窖，与旁边水池配合构成集蓄水设施。井窖口部石框高出池底，雨量较大时，水池汇聚的水流自动漫入井窖储存，为山顶建筑提供稳定水源。

遗址发掘出土的排水设施。

山下建筑基址西约350米处，考古队发掘了10座秦代半倒焰砖瓦窑，这是山东地区首次发现时代明确、用途清晰的秦代窑址，也是琅琊台遗址断代分期的关键依据。窑址均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组成，操作间统一面向西侧冲沟，冲沟内发现东西向夯土堤坝，用于蓄水保障窑场生产，布局科学，功能完备。窑址出土大量板瓦、筒瓦、瓦当、砖、排水管道等建筑构件，形制、纹饰、工艺与山顶秦代遗物完全一致，证实这批窑址是专为琅琊台工程服务的官方窑场。

其中，最具震撼力的是夔纹大半圆瓦当，最大一件复原直径达80厘米，被考古工作人员称为“瓦当之王”，其纹样、尺寸、工艺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辽宁姜女石秦行宫出土的同类器完全相同，是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直观展现了秦帝国标准化生产、跨区域资源调配的强大能力。

考古发掘还梳理出早期琅琊的关键历史线索，凭借多时段遗存，完整勾勒出这片海域的文明演进脉络。在山顶建筑正东约1200米的海边，考古人员发现一处依山体夯筑的椭圆形大型台基，顶部平坦，未发现成规模建筑遗存，其圜底夯窝呈现较早时代特征，推测为官方营造的礼制活动场所；遗址东南部的濒海台地上，发现一处由长廊和院落构成的建筑群，出土遗物为战国时期，具有鲜明齐文化特征，印证了田齐时期对琅琊地区的经略与营建。

从田齐深耕海疆，到秦代筑台定界，再到汉代接续沿用，一条时序清晰、脉络完整的历史链条，在琅琊台遗址层层铺展。也正因如此，琅琊台，成为串联中国海洋文明发展演变的重要实物载体。

跳出脸谱化，看见真实的秦始皇

长久以来，秦始皇的历史形象被牢牢禁锢在“暴君”与“雄主”的二元标签之中。史书叙事要么侧重严刑峻法、徭役繁重、焚书坑儒的苛政一面，要么歌颂横扫六合、开创帝制的雄图伟业，却很少展现他构建大一统国家的战略格局、治理智慧与文化胸襟。

“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发现，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被遮蔽已久的历史真相，让我们跳出非黑即白的片面评判，看见一个集海洋战略家、国家治理者、文化整合者于一身的秦始皇。”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青岛中华文化学院）教师、政治学博士张继超介绍。

可以肯定的是，秦始皇是具有全球视野与海洋意识的战略家。不过，青年时期的秦始皇，并没有亲身体验过大海的一望无际和震撼。没看过大海，并不意味对大海一无所知。根据沿海地区人们的描述，尤其是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诸多记载，内陆地区的人们还是对大海颇有认识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大海是东方所有陆地的自然尽头，这已成为秦人乃至许多‘戎狄蛮夷’的共识。”南京师范大学随园学者、历史系教授晋文指出，正如《琅琊刻石》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便充分体现了这一共识。而秦置东晦郡即东海郡（今山东郯城），亦可以说是“东有东海”的一个象征。

山顶遗址出土的瓦当（左），与秦始皇陵出土哦瓦当（右）。

在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先后五次出巡，其中三次抵达琅琊，且在此驻跸三个月，为所有巡幸地中停留时间最长。琅琊是秦帝国东端的海上门户，控扼黄海航道，连接齐鲁大地与广阔海洋。他在此筑台刻石，以“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昭告天下，第一次将海疆正式纳入国家疆域治理范畴，彻底终结了先秦时期“重陆轻海”的传统认知。

而秦始皇派遣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表面是追求长生不老的个人期许，却也促进了秦帝国海洋意识的觉醒，既是对未知海域的探索，也是对海疆影响力的拓展。琅琊台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海洋国家战略的重要起点，实证中华文明从不是封闭的内陆文明，而是面向海洋、兼容海陆的开放文明。

秦始皇还是具备超强国家动员与工程组织能力的政治家。琅琊台不是观景台，而是秦帝国东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国家工程。

琅琊台地处滨海山地，多石少土，运输条件艰难，施工环境险恶，建造者却能在短时间内调集十余万人，完成夯土分选、远途运料、窑场烧造、高台营建等全链条复杂工序，且建筑规格、构件标准与咸阳宫同等级别。

这背后，是秦代成熟的郡县征调体系、物资统筹机制、工匠管理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度爆发出的惊人治理效能。“瓦同范、土同夯”，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一脉相承，共同构成大一统制度的顶梁柱。从关中到琅琊，数千里之外，工程标准、建筑规制、建材规格完全统一，意味着帝国政令无远弗届，中央权威穿透山海阻隔，直达帝国东极，统一不再是军事征服的短暂结果，而是制度固化的长久秩序。

同时，秦始皇是懂得包容与整合的文化治国者。齐地“四时主”祭祀是当地流传数百年的信仰核心，深深扎根于民间，秦始皇没有粗暴禁绝，反而以天子之礼亲自主持祭祀，将地方神祇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这种“因俗而治”的柔性策略，是高明的文化整合智慧：通过尊重地域文化传统，将地方信仰融入国家秩序，以文化认同消解地域对立，以柔性治理稳固东方疆域。琅琊刻石通篇记载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严明法度的治国方略，清晰传递出秦始皇的核心认知：军事统一只是大一统的开端，制度统一与文化认同，才是帝国长治久安的根本。

琅琊台也让我们看到了秦始皇作为常人的细腻情感与开阔胸襟。《史记》明确记载其“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一个“乐”字，道尽秦始皇登临琅琊、俯瞰沧海的心境。面对浩瀚大海，一统六合的帝王卸下冷峻严苛的面具，流露出发自内心的豪迈与欣喜。这不是个人游乐的随性之举，而是对江山一统的自豪，是对帝国未来的期许，是对海疆稳固的安心。

“筑台、徙民、设郡、刻石，所有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源于对统一秩序的坚定信念，对万世基业的深沉追求。一言以蔽之，琅琊台遗址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立体鲜活的秦始皇。”张继超说，秦始皇是集战略家、治理者与文化整合者于一身的大一统奠基人，他所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框架，塑造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

琅琊台景区的秦始皇雕像

琅琊台上的“大一统”

在张继超看来，琅琊台并非一处单纯的建筑遗址，而是大一统理念从政治构想落地为国家制度、社会生活与文化认同的完整样本，其内涵可从疆域宣示、民族融合、制度统一、文化认同四个层面一体贯通解读。

秦初并天下，东方齐地根基深厚、文化独特、势力强大，是帝国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秦始皇选择在琅琊筑台，首先便是大一统疆域的东方定鼎之举。他以国家最高礼制仪式，在帝国东极宣示主权，将海疆与内陆牢牢绑定，宣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时设立琅琊郡，全面推行郡县制，以中央垂直管理取代旧有分封制度，遗址出土的“琅县”铭文陶文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一条从咸阳直达滨海的行政链条清晰可见。三面临海的高台既是视觉上的权威象征，也是航道上的管控节点，实现政治宣示与疆域管控的双重目标，从根本上改写了传统疆域认知，让后世始终铭记中国的大一统从一开始就是海陆兼具、陆海一体，海疆从来不是边缘地带，而是国家疆域不可分割的部分。

大一统的根基在于民心与族群交融，秦始皇下令“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约十万来自六国故地的民众跨越山河迁居琅琊，与当地齐人、越人杂居共处、通婚互通、生产协作。这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而是秦帝国巩固东方、整合社会的战略决策，意在打破地域壁垒、消解族群界限，让不同文化、习俗、背景的人群在统一疆域内共生共融。

此时，秦文化的规整严谨、齐文化的灵动开放、越文化的海洋特质在此碰撞汇流，没有单向的文化同化，只有平等的交流与交融，琅琊台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早期形成的生动缩影，实证中华民族从来不是单一族群的延续，而是各民族在统一框架下凝聚而成的命运共同体。

制度是大一统的骨架，标准是国家运转的血脉。琅琊台遗址出土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秦代制度统一的实物见证。量器、衡器与咸阳同款同标，文字统一政令畅通，工程建材全国划一，“瓦同范、土同夯”与“书同文、车同轨”并立，构成大一统制度的保障。正是这套标准化的制度体系，让幅员辽阔的帝国高效运转，让中央权威直达边陲。

文化认同则是大一统的灵魂。秦始皇没有用暴力摧毁东方地域信仰，而是将齐地“四时主”祭祀纳入国家礼制体系，以柔性治理赢得民心、降低抵触。尤其是齐人对横无际涯、浩渺神秘的大海的迷恋与向往，与当时的人文经济紧密结合，促成了特有的方士文化。仅据现有文献所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而在稷下兴盛时期，齐地方士文化已蔚然成风。齐威王、宣王时期就已派人入海寻访仙山，这是齐人的海洋探索精神与神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的“大九州说”是齐文化海洋特质在稷下学宫的直接产物。邹衍提出，儒者所称的“中国”只是天下八十一州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外，如赤县神州者八，合为“九州”；每州之外，有裨海环之；裨海之外，如九州者九，是为“大九州”；大九州之外，又有大瀛海环之，“此言诡异，闻者惊骇”。这种层层扩展、无限延伸的想象，应是世界地理学上对地球最早的探索性描述。这一惊世骇俗的学说，显然受到海洋视野的启发。战国方士的崛起，齐国海洋文化的魅力，对秦汉政治文化影响甚大。

秦始皇三巡齐地、必到琅琊，汉武帝十余次巡东海，都与齐地方士文化的兴盛有关，进一步强化了文化认同。历代文人登临咏怀，多以“一统”“家国”为主题，不断将大一统理念植入人心，最终让大一统从政治制度转化为深入人心的文化观念与精神标识。这也充分证明，中国的大一统从不是靠武力强制维系，而是制度同轨、文化同心、民族交融的自然结果，多元包容、和合共生，让不同地域、族群、文化在统一框架下找到归属，凝聚成永不分离的中华文明共同体。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在此筑台刻石，留下“普天之下，抟心揖志”的誓言，将大一统理念镌刻于海疆，使之成为融入中华文明血脉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琅琊台的夯土依旧坚实，出土的瓦当、砖石、管道依旧完整，那些藏在遗迹之中的历史信息，依然在不断诉说着秦帝国的治理实践、秦始皇的战略格局，以及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形成之路。从琅琊台回望秦汉，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海疆高台，更是一个统一王朝的秩序构建，一种文明形态的成型与扎根。

（大众新闻记者 鲍福玉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