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日本如何面对历史》：开历史的倒车，终会落入深渊

近日，日本文部省审查通过了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高中教科书，其中一些版本刻意淡化、否定乃至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与此同时，日本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防卫省首次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这一连串的动向，是日本右翼势力数十年来系统性篡改历史记忆、毒化国民认知，最终服务于其国家战略野心的关键一环。

日本历史学者山田朗的《日本如何面对历史》一书，为我们穿透表象提供了滤镜，将这一开历史倒车的做法，置于“硬件（兵器及装备）—体制（法律体系和制度）—软件（价值观及战略）”的战略框架下审视，让我们看清其逻辑之严谨、图谋之深远、危害之巨大。

持续发酵的历史修正主义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被建构、记忆和传承的，而历史教科书则是最重要的传承历史记忆的媒介。顺此逻辑，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是政治进程的一部分。

近年来，日本当局持续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企图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历史真相，误导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甚至系统性抹除日本社会对战争罪行的记忆。

这种伎俩由来已久，早在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历史教科书时就严重歪曲历史；1985年，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是战后40年来日本第一位在任首相以公职身份进行参拜。这些事件使得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更广泛层面的历史认知问题，开始成为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日之间的主要外交问题之一。

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是日本逐渐走出战败阴影、国力提升，民族自信心随之空前高涨。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在历史教科书中篡改历史等操作，日本右翼试图修改和平宪法、以历史修正主义挑战“战后体制”和实现自我解绑等，改变战败国形象进而迈向政治大国。

对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蔓延的行径，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直言不讳地提出，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批判，就无法进行反省。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即“侵略”并不是一个如何定义的问题，而是作为历史事实如何认识的问题，其中还包括不正视历史、把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说成“不存在”的固定思维模式。

日本政府关于反省历史问题有三次重要谈话，即1982年的“宫泽谈话”、1993年的“河野谈话”以及1995年的“村山谈话”。山田朗以这三次谈话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争议与挑战。他指出，这三次谈话核心围绕慰安妇问题、近代日本对外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加入近邻诸国条款等争议展开，本应构成日本历史认识的基石，但在右翼政治力量推动下，其精神正被系统性侵蚀。

日本政界蔓延的历史修正主义，不仅试图抹去三次谈话的历史意义，还反映出其无视侵略和美化殖民统治的本质。距离战争结束太久，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由于知识和构想力的不足，对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印象非常淡薄，反驳那些拥护和肯定战争及殖民统治的论调的力量也日渐变小。山田朗反思，作为史实的殖民统治、侵略战争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依旧昭然，那些所谓的不正视历史而得到的荣耀究竟是怎样的荣耀？在他看来，不基于事实的荣耀，不知道真正的历史和本国形象的荣耀，不过是自我吹嘘罢了。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右）在南京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丝毫没有对战争的反思

近30年来，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动向加速。右翼势力声称如实讲授日本侵略历史为“自虐史观”，部分出版社开始编写带有所谓“爱国主义”色彩的历史教科书。即使被视作比较公正、中肯的几家主流出版社，其记述内容亦存在对战争责任的刻意掩盖、极力描述本国受害与尽量简化对他国施害的巨大反差。一言以蔽之，即受害者意识和加害者反省的“置换”与对基本史实的“遮掩”乃其根本特质。

山田朗抽丝剥茧，将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四种：肯定战争；排斥外国、异民族；国家（天皇）中心思想；搁置战争性质，无条件地将牺牲神圣化。尤其是对靖国神社，山田朗特别指出，在其游就馆里，陈列着战死者的遗物，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那里只是一味地强调战死者的尊贵，丝毫没有对战争的反思。

与教科书相伴而生的，还有支撑历史修正主义的战争观，比如“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国家不唯日本”“战争和殖民统治也有好的一面”“战争为亚洲独立发挥了作用”“日本与英美迫不得已作战”“日本虽然举战但无领土野心”等等。

山田朗用思辨与史实结合的方式，一一驳斥了上述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比如，有人主张让问题随时间付诸东流，既往不咎，“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来看过去”。对此，山田朗有着作为历史学家的清醒。在他看来，正确认识历史，不是为了把现代人带回过去。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也不是盲目接受或认同过去的价值观，而是要搞清楚，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那样做？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制度限制或思想局限？只有如此，当我们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时，才能看到他们当时看不到的问题，以及长远的历史后果。这样，历史才不是简单地“复述故事”，而是既能理解过去，又能超越过去，让人从中获得真正的教训和智慧。 

山田朗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教科书还是诸多荒谬的战争观，其意图是在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对于战争的否定，从而培养出新的战争价值观。随即，他提出一套逻辑结构，即国家要发动战争，需要硬件（兵器及装备）、体制（法律体系和制度）和软件（价值观及战略）三者齐全，即所谓的“战争遂行三要素”。这三要素的一般规定是按软件→体制→硬件（或软件→硬件）的方向递进。也就是说，以容忍战争的价值观为基础形成军事战略，根据这个战略构筑发动战争的体系和制度。有了这样的战略和制度后，再建设、置办兵器体系和装备。

事实证明，被毒化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把错误的历史认知推向日本社会，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助长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山田朗认为，以美国战略为基础、在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前提下，日本目前正在进行可能发动战争的体制制作，很明显硬件先行（兵器及装备），法律、制度和组织紧跟其后，然后再进行与之相对应的人才、价值观和战略的创造。

一旦硬件先行，制度和战略要与之相应配备，最好的选择便是在新编撰的教科书里美化战争，创造出充分肯定战争价值观的年轻人。这正是“三要素”中担当战略创造的部分。

令人遗憾的是，在日本国内，先行的硬件构筑、制度配备主要被军事专家、执政党政治家和财界所掌握。近日，日本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防卫省首次部署具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这些动向不仅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更可能将日本再度引向战争深渊。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投降书上签字。

主动参与战争责任的追究

在当今日本社会关于历史认识的激烈论争中，追究战争责任这一议题往往被误解为“向后看”的消极行为。然而，山田朗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即追究战争责任“决不是向后看的工作”，而是“创造未来社会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投资”。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历史反思的本质意义，令人信服。

日本若要与邻国重构友好关系，仅靠口头上的理念表达远远不够。真正的友好关系建立在历史问题的妥善解决之上。保护历史记忆、防止历史被改写、铭记受害者、防止美化侵略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和任务。只有通过解决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尽可能消除各国各民族之间的隔阂，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如果日本对历史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无法赢得邻国的信任，更将失去面向未来的道德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追究战争责任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它需要的不仅是经济实力，更需要对历史真相的勇敢面对。

对战后出生、未曾经历战争的人们而言，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历史上的侵略罪行？针对日本社会存在的让后人承担战争责任是“不近情理”的论调，山田朗有着不同的见解：正如享受着祖先留下的文化和经济遗产一样，对先人未曾清算的“负的遗产”，后人同样有责任参与清算。这种责任不是简单的“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就要谢罪”，而是通过主动参与战争责任的追究，亲自确认历史真相，从而真正完成承担历史责任的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在政界与网络上的加速蔓延，其“教育再生”政策的推行，试图培养民众“对日本抱有荣耀感”，将对国家、民族主义的批判视为“自虐性”举动。这种倾向实际上是选择性地看待历史。山田朗坚信，真正的历史观应该是全面而客观的。历史中既有光明也有阴影，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只有全部正视，才能从中吸取教训，增长智慧。如果只挑选让自己感到舒适的部分进行放大，只会陷入自我满足的境地。

山田朗正视历史的呼声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当前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样的理性声音显得尤为珍贵。它提醒日本社会，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盲目美化历史，反省国家与社会的失败绝不是“自虐”，而是面向未来的必要准备。随着右倾化的加剧，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认知再次来到关键的十字路口。毋庸置疑的是，开历史的倒车，终会落入深渊。殷鉴不远，究竟何去何从，考验着日本政治人士的政治勇气和历史良知。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