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化经典丨王羲之 —— 一代“书圣”

王羲之—— 一代“书圣”

□吕文明

王羲之像。

在中国文化史上，王羲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他留下的千古名作《兰亭序》，既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的美名，也因为陪葬昭陵、真迹隐秘而留给后人无尽遐想。梁武帝萧衍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唐太宗李世民更是对其推崇有加：“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王羲之由此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唯一圣人，影响至今。

神龙本《兰亭序》。

宦海沉浮 转益多师

王羲之字逸少，世称王右军，出生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祖籍琅琊临沂。琅琊王氏是中国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自西汉至唐末，家族中有600余人名垂青史，有92人担任过宰辅。除了政治上的辉煌，家族成员在文学艺术上也是累世风流，南朝文学家沈约评价：“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临沂王羲之故居。

有如此强盛的家族作支撑，王羲之本来可以顺利出仕，一生显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王羲之6岁时，父亲王旷受命北上抗击匈奴，在长平大败，全军覆没，自此下落不明。13岁时，王羲之跟随叔父王敦拜谒名士周顗，凭借高爽的性情和卓尔不群的风范，受到周顗热情款待。325年，王羲之出任秘书郎，后为会稽王友，又转任临川太守。之后，王羲之受重于征西将军庾亮，担任其长史、参军。340年，庾亮病逝，临终前向朝廷举荐王羲之，朝廷任命其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一年后，因庾、王两家相争，王羲之的江州刺史被堂兄王允之取代，庾氏家族拉拢他到朝中担任侍中、吏部尚书等要职，他坚辞不就。

桓温灭蜀后，威望和势力与日俱增，司马昱为牵制桓温而重用名士殷浩，殷浩与王羲之交好，加上王羲之曾做过司马昱的会稽王友，所以，朝廷起用王羲之为护军将军。然而，这样显赫的官职对王羲之并没有太大吸引力，时间不长，他就“苦求宣城郡”。这主要是因为他与殷浩在政治上发生分歧，而护军将军的要职又使他长期受到束缚。永和七年（351年），会稽内史王述母忧丁艰，朝廷即任命王羲之为会稽内史、右军将军。

自永和七年至十一年誓墓，王羲之在会稽为官四载，这是其一生中最高兴也是最有成就感的四年。他行事无拘无束，但凭心意，将自己的性情全部表现出来，因此难免得罪他人。王述在家丁忧期间，作为地方长官的王羲之只吊唁一次，便不再造访探视，王述深感耻辱。354年，王述丁忧期满，恰逢殷浩战败被罢为庶民，朝廷便任命王述为扬州刺史以代殷浩。王述自此成为王羲之上级，开始给他各种难堪。王羲之愤恨不已，派人入京操作分会稽为越州一事，其事不成反而泄露机密，遭到时人耻笑。王羲之一怒之下，于355年在父母墓前自誓辞官，自此以后飘蓬江海，于361年病逝于剡县金庭。

关于王羲之的书法师承，首先应该是父亲王旷，陈思《书小史》说王旷善行、隶书，陶宗仪《书史会要》也记载他从卫夫人处得到蔡邕笔法并传给王羲之。此外，母亲卫氏也对幼年的王羲之产生影响。卫氏未必是书法名家，但因其出自河东卫氏这样的书法世家，对于家传之法自然谙熟。当母亲发现王羲之学书的天赋之后，便请自己的同宗姊妹、当时的书法名家卫铄教授王羲之。

关于卫夫人对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张彦远《法书要录》载：“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锺繇，锺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初学卫夫人，得蔡邕笔法，后又学习锺繇，得其精髓。而琅琊王氏家族的书法也主要是受卫氏家族的熏陶和影响，自卫瓘以来的书法变革风尚充斥在琅琊王氏家族内部，如王导、王敦、王廙等都是新潮书风的代表。王羲之在这样的家族中成长，再加上卫夫人的启蒙，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抛掉汉魏旧法，而一味追求风流妍美。王羲之在楷书上受卫夫人影响最大，可以说，卫夫人是楷书从锺繇到王羲之过渡的重要桥梁。

卫夫人之后，王羲之的书法老师主要是叔父王廙。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廙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时右军亦学画于廙，廙画孔子十弟子，赞云：‘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图》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王羲之从王廙那里继承了变法和创新的精神，特别是在草书的研习上，王羲之就是由王廙而溯源张芝。王廙草书学张芝，他努力摆脱章草的影响，全力向今草迈进。王廙的这种探索大大影响了王羲之，他彻底完成这一转变，并将今草推向艺术表现的高峰。

王羲之青少年时期受到父母长辈和老师的影响与教导，所学范畴大致是张芝、锺繇和卫瓘。所以，在他成年以后不需要老师指导的时候，其自觉学习和追求的对象仍是这些名家，尤其是张芝和锺繇，成为其终生努力的方向。

诸体兼妙 创新发展

唐代张怀瓘《书断》评价王羲之：“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王羲之兼善多体，充分体现出他在书法上的创新精神。

洗砚池也被称为“鹅池”，据说石碑上的字是王羲之和其子王献之共同所书，因此带上了几分传奇色彩。 

王羲之的章草在当时很有名气，就连一直对他不服气的庾翼在看到其章草后也感慨：“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章草最初不如庾翼和郗愔，后来通过努力竟然超越二人，而且能以章草使庾翼叹服，可见王羲之的章草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这种变化和发展的方向就是字势飞跃跳动和即将出现的连笔状态，这是章草在向今草转变的征兆。王羲之不仅在章草的书写上有所变化和发展，而且还把这种发展变化引向了今草，促成了二者的融合。王羲之在草书上的最大贡献是他系统整理并推出了今草的法则，且进一步创造出今草的范式。这首先取决于他笔下章草书写的日渐熟练和楷书、行书的逐渐成熟。章草使王羲之掌握了字体的草化形态，即草字的写法。王羲之不仅很好地完成了草书与行书、楷书笔意的融合，而且还创造出一种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中正草书。王羲之实际是为后来的草书发展创造出一种美学范式，自此以后，草书再也没有跳出他划定的审美范畴。

王羲之的楷书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其作品《乐毅论》《黄庭经》等对历代书法家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云：“右军正体如阴阳四时，寒暑调畅，岩廊宏敞，簪裾肃穆。”张怀瓘《书议》列王羲之为真书第一。根据考古发掘来看，汉末三国时期，楷书已成为常用字体，后来经过全社会的普遍使用和文人士大夫的整理，到东晋时楷书已基本成熟，王羲之的楷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然而，这种成熟与后来的唐楷又有本质的区别，唐代楷书的点画、结体皆有规矩，法度森严，不可逾越，所以，字里行间流露出一派庄严肃穆的气象，而缺少灵气和活力。而王羲之却把努力的方向放在了结体和章法上，其楷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一派天机自然，没有刻意而为的痕迹，这是他比唐代人高明的地方。王羲之的楷书正趋于逐渐完善的状态，他虽然摒弃了隶书的拙意，却没把楷书引向刻意而为的法度时代，其楷书的意境仍然指向锺繇，即他改变了锺繇楷书的形态，却继承了他的笔意和境界。

王羲之以行书著称于世，唐代徐浩云：“厥后锺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张怀瓘在《书断》中列神品25人，王羲之在各体中唯有行书排名第一。这主要是因为，楷书、章草和今草在王羲之以前都有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传世，但是，行书的经典却一直没有出现，汉魏时期的刘德升、锺繇、胡昭等人虽然也擅长行书，却没有作品传世。王羲之名下有如此标准和妍美的行书作品，自然受到世人推崇。王羲之行书的面目非常突出，比起草书和楷书更具有典型的风格特征。如著名的《快雪时晴帖》，虽只有短短两行半24个字，但其书写时的轻松愉悦却跃然纸上，明代鉴藏家詹景凤以“笔法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味之深不可测”形容它的特色。他于楷书、章草和今草虽然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却都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做了一些探索，只有行书，他有明显的开山立派之功。王羲之对于行书的开创之功受到历代书家的推崇，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对其行书名作《兰亭序》爱不释手，倾心追慕学习，并亲自为其作传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由此而将王羲之推到“书圣”的宝座。

王羲之对书法最大的贡献是他把行、草字体的书写结合起来并融会贯通，创制出“新体”。王羲之深切体会到行草书的特点和优势，所以，他在书写中任由感情流淌，不刻意而为，纯以意行，一派天机自然，这在后世被人称为“新体”。此种写法在王羲之笔下大量出现，诸如《得示帖》《丧乱帖》《二谢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忧悬帖》等，都是行书和草书相结合，常有两三个字连在一起以字组的形式出现，字组与单字交替出现、交相呼应，笔意自然流淌，又常有意想不到的笔触飞跃而出，不断创造出书写的高潮。王羲之此类作品大多是写给朋友的信函，书写时便不需注意太多细节问题，可以任意挥洒。其中以《丧乱帖》最为精彩，就是因为他在书写中能比较好地把握情感，使作品呈现出少有的精彩和壮美。王羲之闻听先人陵墓被毁，心中的哀痛是无以言表的，所以，他的书写才能比其他作品饱含更多的思想阵痛和深情，作品也就因此而充满了表现力。王羲之对于这种行、草间杂书体的创制是其最杰出的贡献，他同时还带动了一批人进入到这样的书写状态，如《淳化阁帖》中收录的庾翼《故吏帖》、谢安《每念帖》、谢万《七月帖》、刘穆之《家敝帖》以及《汝帖》中收录的司马曜《汝昨来帖》等。可见，这种书写在东晋成为一种风气，并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兰亭雅集 千古佳话

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上巳节，会稽内史、右将军王羲之遍邀诸友，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王羲之作为当时浙东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远离朝廷的羁绊和控制，独处一方，正遂了自己放浪形骸、自由自在的美好心愿，所以，他才召集了这样一场集会活动。唐代何延之《兰亭记》云：“《兰亭〈序〉》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蝉联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后，他日更书数十百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这段文字完整描述了兰亭雅集和王羲之书写《兰亭序》的过程，整段文字全是对王羲之的赞美之情。文中交代了王羲之的人品性格、书法造诣，雅集活动也是以他领衔，列举的数人又多是他的亲朋好友，其他一概忽略，然后就是对他所写《兰亭序》的极力赞美和推崇，毫无疑问，何延之已经将王羲之推到了书法圣人的高度。可以想见，王羲之在众人的推崇中已经达到了忘乎所以、心潮澎湃的至高境界，所以他才下笔有神，倾情书写，完成了这样一篇文字内容与书法创作完美融合的《兰亭集序》，并最终成为标立王羲之“书圣”地位的代表作。

临沂书法广场。

据史料所载，当时的宴集之地有一条水溪，蜿蜒曲折，自山中而来，在入湖前形成一片开阔地，此即为兰亭所在。此处视野极为开阔，触目可见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不远处即是浩瀚之鉴湖。面对此情此景，集会之人开怀大笑、觥筹交错、吟咏高歌，集会氛围达到高潮。而兰亭雅集选择的时间又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上巳节，这一节气的江南美景与文学艺术具有一种天然的融合性。草长莺飞美不胜收的景致，触发了王羲之“信可乐也”的思绪，并引起了他“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感叹，促成了千古一帖《兰亭序》的诞生。

兰亭雅集还具有文人集会典范的意义，对后世形成深远影响。兰亭雅集中，诸名士曲水流觞，饮酒作诗，已不完全是文人的休闲和娱乐，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创作倾向。与会人员大多作出了诗，有35首之多，多为四言或五言诗，主要是描写雅集周围的风景，寄托个人思想情感，与此前之玄言诗大不相同，已开山水诗之新境界。这样的文人雅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所以，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文人集会的典范。之后，王勃、鲍防、刘仁、杜甲等都仿照其进行文人集会，兰亭雅集已经成为中国文人雅集的代名词。

帝王推崇 走向神坛

梁武帝萧衍是第一个大力推崇王羲之书法的帝王。因为他的推崇，梁朝兴起第一波学习“大王”书法的风潮。当时内府秘藏的王羲之书迹已经杂有不少赝品，他一方面对前朝流传下来的王羲之书法进行整理鉴定，辨别真伪，另一方面，又将定为真迹的墨宝勾摹出许多副本，提供给王室子弟作为学书的范本。大同（535—546年）年间，梁武帝令殷铁石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拓出1000个不重复的字，又下诏给周兴嗣：“卿有才思，为我韵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四言韵语《千字文》。

王羲之故居洗砚池。

唐初，因为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天下出现搜求王书高潮，并终于找到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兰亭序》完全符合李世民推崇王羲之成为“书圣”的条件，如字数多、书风新、文辞美等，所以，李世民倾满朝书法名家之力，大力推崇《兰亭序》，掀起唐代初年的书法热潮。《兰亭序》自进入内府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陪葬昭陵，面世时间只有短短十年，然后就神秘消失，这就使《兰亭序》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书法界的地位愈加神圣。经过李世民的推崇，唐代书坛产生了“右军之势，几奔走天下”的势态。

宋代皇帝多为书画爱好者，对于《兰亭序》的推崇也更加突出。宋仁宗曾亲自临写《兰亭序》，宋徽宗、宋高宗父子更是将《兰亭序》抬到高位，使《兰亭序》在已确定无真迹传世的情况下继续受到学界重视。在几代皇帝的共同推崇下，宋朝士林掀起学习《兰亭序》的热潮。且当时刻帖技术先进，各种版本的《兰亭序》都极为精妙，薛绍彭、米芾、贾似道等也都极喜收藏《兰亭序》，在他们的带动下，从帝王贵胄到公卿士子，甚至一般市民，对于收藏《兰亭序》刻本都非常用心，这成为南宋收藏界的一大奇观。

清代皇帝中最热衷书画的康熙和乾隆是最后托起《兰亭序》神圣地位的帝王，他们不仅认真临摹，更御书题碑，并亲自造访兰亭旧迹。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圣祖御书《兰亭序》并刻于石上，三十七年（1698年），又书“兰亭”二字悬于御碑亭。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亲自前往兰亭遗址，并作诗一首，命人刻于康熙御碑之后，人称“祖孙碑”。至此，历代皇帝对于《兰亭序》的推崇已达极限，在这种强大推动力的作用下，《兰亭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羲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不能回避的传奇人物，时至今日，有关王羲之“牛心炙”“坦腹东床”的故事，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王羲之极尽文采风流又充满旷世才情，今日书坛仍以王羲之书法为高峰，王羲之的书法已经成为书法界的一道亮丽风景。他被后世传颂一千七百多年而历久不衰，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