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声丨数千万人涌入博物馆，最受欢迎的讲解员却“不专业”

良渚博物院，下午场游客比平时多了不止一倍。尽管带着扩音器，董臻仍需要扯着嗓子，几乎吼着讲解。人群中，不少是他的粉丝——有人从广东专程赶来，有人从江西、南京过来。　

董臻在良渚博物院讲解。记者 张亦盈 摄

在同一座城市，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展厅里，洪凯文的讲解吸引着观展人群不断汇聚。他穿着一套宋制汉服，纹样复刻了电视剧《清平乐》中的造型。

他们都不是专职讲解员，而是志愿讲解员。2026年春节假期‌，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8951.12万人次，有预测指出，五一小长假这一数据将再创新高。当“文博热”从一时潮流变为常态，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人潮涌向展厅的同时，谁在真正完成“文化传递”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官方的力量，答案，或许也就藏在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身上。

不一样的“翻译官”

5月2日下午，刚刚结束了一场讲解的董臻跟我聊起了他与博物馆的故事——

92年的他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做过主持人。2020年，他做了一个新媒体账号讲历史，评论区里提到的许多事件和人物，他不了解，“心里特别虚。”3个月后，他考入了浙江省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去年9月30日，他正式辞去媒体工作，全身心投入博物馆赛道。

“学播音的，大学里总被说是‘花瓶’。”他说，如今，给自己的“空花瓶”插了一朵“博物馆的花”。他将讲解打磨到了“老少皆宜”的状态，像调好配方的可口可乐，七八岁的小孩和退休老人都能听得进去。他说，做志愿者“会上瘾”，理由很直接：“做媒体有个爽点——发现好东西，种草给你。而讲解的反馈比传统媒体更直接、更快，让人非常过瘾。”

但董臻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每个新展览开始前，都会觉得力不从心。”为了讲好这次的“古希腊的旅程”特展，从未去过希腊的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思考如何将古希腊的故事更好地讲给观众听。

除去馆方的培训，他看纪录片、听播客、查论文，甚至跟AI“吵架”。“AI不能直接给你创造性答案，但跟它讨论的过程，有时候会激发你的想法。”董臻用同期的亚里士多德和荀子做对比，发现2000多年前东西方哲学家提出的观点竟惊人的相似，“这个过程非常过瘾。”　

董臻在良渚博物院讲解。记者 张亦盈 摄

他自封为“华东区青年博物馆翻译官”——把文物说的话翻译成观众听得懂的语言，方法是“还原自己是怎么从不懂到懂的”。他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加入讲解中：为讲古希腊人求神谕的感觉，他真的去求了一个签；为讲汉代漆器，他在网上买了两个漆碗在家吃饭；为讲伞文化，他在车子后备箱放了一把油纸伞，想感受古人撑伞的分量。

这个五一，董臻为社群粉丝加了4场讲解。他的8个微信群、4000多名粉丝里，不少人不在一座城市，专程趁假期赶来。对于他来说，五一不是休息，而是一年中最好的“输出窗口”。

教育学者檀传宝曾指出，青年一代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着“双向连接者”的角色——一方面接收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用当代的表达方式重新激活它。他们不是在被动地背诵历史，而是在主动地参与文化生产。

站在展柜与观众之间

如果说董臻是用生活体验去“翻译”文物，那洪凯文则是把汉服本身变成了一种讲解语言。

洪凯文在丝绸博物馆讲解。受访者供图

他的志愿讲解之路，始于3年前一场比赛。2023年，为寻找一个有浙江辨识度的讲解主题，他特地从电视剧《清平乐》中寻找灵感。那以后，就掉进了宋韵文化和汉服的“坑”里。

比赛时，洪凯文穿着宋制汉服登台，拿了全国金奖。回来后，就报名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志愿者，经过面试、培训、考核，一步步成为正式志愿讲解员。

如今，洪凯文每个月讲两场，讲解时间控制在一个半小时左右，“要把讲解最精彩最精华的部分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给观众。”他把汉服融入讲解日常，借着身上真丝山茶如意纹圆领袍被烫坏的衣角，向游客讲起绫罗绸缎的“小脾气”。

粉丝们赞其讲解：有钩子，有升华，不按讲稿逐字念，而是加入更多准确又鲜活的故事和例子。“我更期待的是大家走出展厅时，通过汉服对中华文化有一个更完整的印象，那就是这个绵延千年的文化很优秀，需要我们一起传承。”洪凯文说。

长久以来，博物馆讲解多由专业讲解员承担，他们凭借系统的学术知识传递历史文化信息，严谨、准确、面面俱到。而志愿讲解员作为互补力量的加入，正用他们“不专业”的方式，让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

这种“不专业”，不是不重视准确性，而是打破了单一的标准答案。

在广东潮州，一支平均年龄仅12岁、规模达220人的青少年志愿讲解队，正成为古城里流动的青春风景线。队伍中，有60名经过专业培训的双语志愿讲解员，凭借流利的英文，为海外游客介绍每一座牌坊的文化内涵。一位海外游客听完讲解后眼眶湿润：“我离开潮州几十年了，今天听这些孩子用流利的英语介绍家乡，饱含深情，仿佛看到了潮州的未来。”

在四川三星堆，162名在岗志愿者2025年累计服务观众超300万人次，提供公益讲解1374场。当地发起的“我来讲堆堆”志愿服务项目，通过社会化招募、专业化培训，组建起一支高素质、多语种的志愿讲解队伍，有效补充了公共文化服务力量。

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正站到展柜与观众之间，有人把文物故事编成rap，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录制讲解视频，有人把历史知识与自身专业跨界融合。

一位教育研究者评价，这代年轻人的知识获取方式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不满足于背诵标准答案，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重构——这是博物馆讲解工作的“供给侧改革”。

做历史文明的“接头人”

为什么是一群年轻人，在不计报酬地做着这件事？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曾撰文指出，博物馆教育正在从“知识的单向灌输”转向“以观众为中心的参与式学习”。青年志愿者恰恰是这一转型中最灵活的实践群体——他们不受职业身份的约束，可以凭兴趣和创造力，让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

洪凯文在丝绸博物馆采访。受访者供图

洪凯文把自己比喻为“面向未来的复读者”：“我们一头连接着未来，一头拉扯着过去，中间传承的是传统文化。”他记得，有一次讲解的结尾，他对着在场观众说，“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你们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播向未来的种子。”人群中，一位妈妈摸着孩子的头说：“种子，你好。”

董臻则在历史中找到了对抗孤独的力量。“当你钻进历史，会发现自己遇到的、没遇到的坎坷，都有人面对过，并给出过答案。这让你知道，未来遇到任何事，你都不孤独。”

他希望自己的讲解能解答一个疑问——我们为什么要去博物馆，为什么要认识这些东西。“美国重返月球的计划叫‘阿尔忒弥斯’，我们的火星飞船叫‘祝融号’，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从来时的路里汲取力量。”

“文博热”的背后，实质是国民文化自信的迅速崛起，但其中也藏着无法回避的忧虑。

董臻观察过一个现象：在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排起长队。观众排半小时进来，第一时间挤到文物前拍照，然后直接从出口出去，“很少有人在周围的展墙上，了解这把剑到底有怎样的历史。”

同样，在各大博物馆，“盖章热”盛行，有人排一小时队就为盖个章，却可能一件文物都没认真看。但他并不悲观。“大家先来了，才有可能会喜欢上。有100个人来盖章，也许就有10个人顺便去看了文物，如果有10万个人来，这个数字就是1000。”

从“看热闹”到“看门道”需要时间。而在每一场讲解结束后的掌声里，在越来越多人从观众变成志愿者的接力里，这个进程正在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