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炸弹下长大的中国大学

我曾不止一次推荐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中的一幅照片：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

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教育。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没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我曾提及：“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因专业背景的关系，我谈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大学，最为拿手；其次便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评论——思考不见得周全，但洞见还是有的。至于中间这一大块，我之所以选择“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希望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

说起来，关于“战争中的大学”这个题目，我酝酿了好长时间，只是多为演说或短论，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处。记得我最早谈论这个问题，是1997年1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学史论》所撰跋语，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六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另外，谈内迁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业绩，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专业领域所受战争的影响不同，体贴学者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如此观察与评论，兼及政治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使得我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可与此前此后的大学史论述血脉相连。

（作者：陈平原。本文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增订版）》绪言，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