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丨陈晓露：寻找楼兰

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的罗布泊，古人叫它“多水汇集之湖”，但陈晓露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只看见满眼的黄沙和随处可见的枯骨，这是一片干旱到极致的生命禁区。

考察队里，其他人遇到人骨就往后躲。陈晓露不躲。

“他们总是离我远远的。”她蹲下去，小心地把颅骨捧起来，带回驻地。

沙漠中风沙很大，方向难辨。公元400年前后，东晋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楼兰，在《佛国记》里记载，“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

一千六百年后，陈晓露沿着这些路标，走进了一个叫楼兰的世界。

什么是楼兰

20世纪初，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探险时，偶然发现了文献记载中的楼兰古城，消息传回欧洲，引起轰动。这片荒漠从此成为世界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关注的焦点。

楼兰，到底是什么？

它本是汉代的一个西域小国，名字最早见于公元前176年匈奴冒顿单于写给汉文帝的信：“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或当为三）十六国。”执笔的是单于帐中的译官，把西域国名从本地语言转译为汉语。没想到，“楼兰”二字在汉语里竟成了绝妙的组合——双声联绵，音律优美；“楼”是巍峨建筑，“兰”是蕙质兰心，陈晓露觉得这两个字组合起来，“弥漫着一种浪漫、优雅的梦幻般气息”。

或许因其名字优美，或许因其故事传奇，从唐代起，“楼兰”便成为诗人笔下西域的代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些诗句将楼兰深植于华夏民族的记忆之中，承载着开疆拓土、建功边塞的豪情。

然而，北朝以后，楼兰逐渐变成一个“消失的古国”。人们知道它曾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发生过刺杀与封侯的壮烈往事；知道它汇聚东西方文明，在汉匈两大帝国之间摇摆。但它的具体位置、物产状况、风土人情，无人能说清。

斯文·赫定的无意闯入，开启了楼兰考古的百年进程。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纷至沓来，带走大量文物。1930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发现土垠遗址，1948年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这是中国人首次在楼兰研究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主导的考古工作在新疆系统开展起来，先后对尼雅、米兰、且末扎滚鲁克等遗址进行发掘，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这些地点虽不在楼兰核心区，但均属大楼兰考古范畴，从不同层面深化了对楼兰历史的认识。

楼兰古城中心衙署遗址

然而，罗布泊自然条件恶劣，“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切工作都从零开始，后勤保障难以跟上。”1962年，罗布泊被划为核试验区，考古工作基本停滞。

1979年，罗布泊考古工作重启。中日联合拍摄纪录片，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遗址，穆舜英、王炳华、王明哲等学者参与其中，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重要人物。此后，因国家对遗址的政策是以保护为主，学者们多是在现有发掘基础上推进研究，将楼兰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有一次，陈晓露和几位历史爱好者同去考察北魏六镇中的一处汉代长城遗址，抵达现场后，看到的却只有微微隆起的长城墙基。陈晓露解释：“我们发掘的往往都是废墟。原本也许高逾十几米的墙体，如今很多都只剩下几十厘米。”爱好者们轻声叹息着，难掩心中的失望：“原来这就是长城。”中国的土遗址，若无讲解，很难看出门道。

“遗址本身不会说话。”此后，每到博物馆或遗址，碰到不懂的游客，陈晓露便忍不住冲上前解释一番。再后来，她便写了这本《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

长期以来，公众对楼兰存在两种误读：一是过度浪漫化，将其简化为一个“神秘失踪谜题”；二是认知扁平化，忽视其跨越四千年的时空周期。楼兰不仅是一个夹缝求生的小国，更是中原与匈奴、贵霜、粟特等诸多族群交织的枢纽。学者施展认为，楼兰曾经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世界的中心存在过，西来的文化在此演化、迭代，再传入中原，深刻影响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体系，也在不断演进与发展。”

作为当今中国楼兰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陈晓露说，我们今天了解楼兰，不是为了记住一段遥远的往事，而是因为“认识我们如何走到今天，是人的本能”。

误入“心流”

2001年，陈晓露考入北京大学，被调剂到了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在那个年代是冷门中的冷门。每年都有转系名额，她报了名，“但没轮上。”

大三去陕西周原遗址实习。8月进村，第二年1月才回，整整一学期吃住都在村里。家人朋友听说了都为她叫苦，她倒觉得挺好。

“去之前只知道考古要挖，但怎么挖、挖哪儿，完全想象不出来。”带队老师带着他们走了一遍流程：先考察地形地貌、在地表上采集陶片等遗物，根据陶片大致判断是否存在遗址、遗迹及其年代、性质，再结合自然剖面等信息综合判断后，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发掘。开挖后，陈晓露的发掘区出了一个巨大的灰坑，里面有不少青铜冶炼的炼渣，需要画图记录。炼渣外观不成形、有的还比较碎，无从下手，学校里也没教过怎么画这类文物。她小时候学过点画画，就拿起笔琢磨着画了出来。老师一看挺满意，她就成了工地的绘图师。

但真正让陈晓露决定留下的，并不是画画。

亲手开挖之后，陈晓露真正体会到了考古的科学性：“它确实有着严密的逻辑。”史书就像罗生门，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可以讲出不同的版本。但考古却可以客观描述——一张桌子长多少、宽多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那个数。

再比如清理人骨。人体的软组织腐朽得很快，大多数时候只剩下一些骨渣，还容易跟泥土混成一片。这时候就需要用小刷子或筷子，一点一点往出剔。“这个过程非常解压。”她用了一个流行词“心流”描述那种状态，“当时真的感受到了多巴胺分泌带来的愉悦和舒适，觉得这个状态非常适合自己。”

“楼兰美女”——铁板河古尸

唐诗里的楼兰写得再豪迈，真实的考古工作可没那么浪漫。冬天实习，天寒地冻，西北风刮在脸上跟刀子似的。老师表扬她投入工作：“一个女生，早上起来不洗脸就去整理资料了。”她哭笑不得：“这是在夸我吗？”

后来去沙漠腹地的小河遗址调查，二十来天，沙漠里一滴水都没有。所有水都要靠人带进去，大家省着用，省到最后工作结束时发现还剩不少，只好全放掉了。出来的时候，领队拍着她肩膀说：“小陈，挺能吃苦啊。”

实习结束，她选修了林梅村教授的丝绸之路考古课。课堂上讲到西域，小时候背过的诗全涌了上来。一个被文学浪漫化、被探险家“发现”的失落王国，真实面目到底是什么样的？她被这个问题吸引了。

林老师给她出了个题目：整理楼兰的一处佛寺遗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画过这座佛塔，但没人专门讨论过。她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读研究生后，老师建议她把题目扩展到整个楼兰。楼兰考古，就这么成了她的博士论文选题。

说起林梅村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他可是个传奇人物。

他本是考古出身，同时还是一位语言学家。父亲是翻译家，通晓十六门语言。受家学熏陶，林老师对语言天然地着迷。研究新疆考古时，他发现楼兰出土了大量中亚古语死文字的文书（注：死文字是指古代使用过，但现代已失去实际应用功能的书面文字系统），就自己把这些死文字啃了下来。而丝绸之路上重要的通商和佛教语言文字——佉卢文（后随着贵霜帝国的灭亡而成为一种死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可能只有他一个人通晓。

“我们选他做导师，本都想学他的‘绝活’。”陈晓露说，但“最终谁也没学出来。”

虽然没有学会导师的“绝活”，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因为一次偶然的发现，陈晓露与佉卢文产生了交集。

那是在楼兰一座壁画墓的清理现场。墓被盗过，壁画画得精美，但被人为铲去了许多，尤其是人物头部以上的部分。学者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争论不休，有人说是中原戍边将士，有人说是粟特人，陈晓露则倾向于认为是从中亚移民至此的贵霜人。直到她师兄去现场考察，在被铲过的壁画上，发现了一处佉卢文题记，恰好支持了她关于墓主人是中亚移民的观点。

在已经清理过的考古遗存上，又有了自己的发现，陈晓露说，“这种时刻，还挺惊喜的。”

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就是出土于楼兰地区的尼雅遗址。

找了一座又一座

楼兰的都城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了学术界一百多年。

西汉与匈奴争夺西域，楼兰身处夹缝。小国不敢得罪任何一方，只好向两边各派质子，左右摇摆。在长安为质的楼兰王子尉屠耆向汉昭帝报告：在位的哥哥偏袒匈奴，屡次杀害汉使。汉廷大怒，派刺客傅介子前往楼兰。手起刀落，楼兰王人头被送回长安，悬首示众。尉屠耆被扶立为新王，史称“斩楼兰”事件，一个亲汉政权自此建立。

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后，因出土文书中写有“楼兰”字样，便认定这就是斩楼兰的发生地。他将其编号为LA——L是“楼”的拼音首字母，A代表第一座、最重要的古城。

后来考古发现显示，LA古城的地表遗存大多属于魏晋时期，比斩楼兰事件晚了数百年，最早也只能到东汉。王国维早年就认为LA应为“海头”，而非楼兰都城。也有学者如王炳华坚信LA就是楼兰，认为只发现魏晋遗存是由于尚未深入发掘。

林梅村则提出，LA古城东北约30公里处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为“方城”的LE古城，其筑城技术属于西汉时期，那才是真正的楼兰城。

尼雅遗址

陈晓露最初认同导师的观点，但随着研究深入，她发现了问题。

方城平面呈方形，城墙是典型的汉代夯土板筑——两侧夹板，中间填黄土，层层砸实。这种技术在中原自新石器时代沿用至汉，在内蒙古汉代长城一带比比皆是。年代没错，是西汉。但楼兰城在汉朝使者第一次到达时就已经存在，那应该是一座本地人修建的城，而非汉人所筑。

西域筑城方式截然不同：干旱少雨，人们用淤泥堆积，随形就势，城址常呈圆形。当地人没有中原“崇方”的理念，圆形还能防御风沙，所以方城是汉式的，不是楼兰式的。“它应该是一个汉人筑的城，相当于汉代都尉一级军官的治所，”陈晓露说，“而不是楼兰人自己的城。”

那么，楼兰人自己的城在哪里？

陈晓露在多年寻访中屡屡受挫，却始终未放弃。她感慨：“找了一座又一座，都不是。”

2017年，考古人员在罗布泊西北发现了咸水泉古城。城墙用垛泥堆筑，平面呈圆形，符合西域本地传统。陈晓露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楼兰王城的真正所在。

她还推断，尉屠耆从长安返回后新建的都城，是若羌的且尔乞都克古城；而旁边的米兰古城，便是汉朝屯兵的伊循城。米兰古城呈方形，夯土板筑，是典型的汉式城。但米兰古城面临与LA相似的问题：地表遗存多为五世纪以后、甚至八九世纪的文物，属于吐蕃和唐代。缺乏汉代遗物，成为认定其为伊循城的最大障碍。

2014年，陈晓露在罗布泊调查时，一位文物保护巡查员递给她一件偶然在地上捡到的文物，一只“格里芬”纹金属斧。这是一把典型的北方游牧人群使用的铜斧，可溯至战国至西汉时期。它出现在米兰古城，证明该地在汉代已存在且被使用。

“我看到它的瞬间，非常惊喜。”陈晓露说。

这件被风“吹出来”的文物，后来成为支持米兰古城为伊循城的关键证据之一。

“太阳墓地”——古墓沟

寻根是人类的本能

“楼兰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人定胜天的故事。”陈晓露说。

罗布泊偏僻、干旱、荒凉。资源匮乏，生态脆弱，维系一方水土已是极限。魏晋时期，一位在此戍边的中原屯田将士写下了这样的字句：“绝域之地，遐旷，险无崖！”一千多年后，这片残纸被考古者从风沙中掘出，在极端干旱的环境下，墨迹仍保存如新。

人的生命力，比纸更顽强。

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蜡染棉布残片，是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的棉布之一，棉布上面带微笑的“提喀女神”手持丰饶角；小河墓地的木雕与骨雕人面像，至今眉目可辨，依稀可见千年前的笔触。陈晓露说，那些“活出了各自精彩”的人，就活在每一件出土的文物里，也活在每一句跨越千年的诗句中。

东汉蜡染棉布残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落”是楼兰注定的宿命。

孔雀河断流，罗布泊干涸，曾经滋养城市与人群的绿洲，一步步沦为死地。咸水泉、小河西北、营盘等遗址无一例外，都已退化为远离现代城镇的郊野废墟。在陈晓露看来，楼兰的历史，是人类与极端环境共生、文明在夹缝中绽放又凋零的缩影。

2023年，陈晓露的视野从罗布泊延伸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她作为中方领队参与中乌联合考古项目，发掘的阿卡察可汗·卡拉遗址与楼兰属于同一时期。同样是绿洲，同样是河流尾闾，同样是丝绸之路上的城址。“我想了解绿洲上的人群如何生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适应策略。”

从新疆到中亚，她的问题一以贯之：面对有限的资源和极端的环境，绿洲人群发展出了怎样的生存策略？为什么他们的社会结构与草原帝国或中原王朝截然不同？她认为，绿洲经济可以从事农耕，但承载量有上限，不可能诞生大型政权。绿洲人群相对分散，统一难以持久。

丝绸之路上最关键的不是两端，而是中间那一串点——它们连成网状结构，而不是金字塔。

楼兰出土的木雕

从接触楼兰至今，近二十年过去了，考古也从冷门变成显学。刚上大学时，在火车上别人听说她学考古，反应多是“这个专业很冷门”，接着问“秦始皇陵什么时候挖”。再后来，鉴宝栏目火了，人们开始问某件文物有什么历史。如今，人们会问到三星堆发掘的细节，几乎没人再跟她说“你们不就是合法的盗墓”。

但楼兰的秘密还有很多。都城未定，人群来源成谜，小河文化之后的那段空白仍埋在大漠深处。“我们期待后续有新材料来改变认识，这是一个没有完结的事情。”陈晓露说。

也许它永远无法完结。

“但这个认识的过程，便是我们寻找自身根源的过程。”她说，“对自身根源的寻找，是人类的本能。”

陈晓露不着急。她还是蹲在遗址上，用刷子一点一点地剔着泥土，把一块块枯骨从历史里捞出来。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