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每一处，都在刷新历史认知

近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从吉林长白山的旧石器遗存到宁夏贺兰的瓷窑遗址，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到浙江绍兴的越都故城，十处遗址跨越南北、贯穿古今。这些最新的考古成果，犹如10把钥匙，打开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融合的层层密码。

一、中华文明的“根”，比想象得更深

提到长白山，很多人想到的是天池、雪山，没人会把它和“22万年前古人类”联系起来。但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发现，直接改写了东北亚旧石器考古史。

考古团队在长白山天池周边，发现了距今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的文化序列，覆盖旧石器时代早中期到新旧石器过渡阶段，构建起东北亚最完整的古人类时间轴。由此得知，长白山不是古人类的“途经地”，而是持续20万年的“定居地”。

桦甸寿山仙人洞遗址，把长白山人类活动上限推到22万年前，这是目前已知长白山最早的人类遗存；和龙大洞遗址出土的石叶、细石叶，证明2.8万年前这里就是东北亚新石器技术的起源地；和龙吉地遗址的巨型黑曜石石叶石核，更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的“巅峰之作”……

长白山地区发现的巨型石叶石核。

更震撼的是黑曜石工业体系。长白山盛产优质黑曜石，古人类在这里实现了“专业化开采、标准化生产、精细化利用”，形成了国内独有的黑曜岩石器文化。这些石器不仅“自产自用”，而且通过跨区域流通，流通到了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和中国山西，构建起覆盖东北亚的文化交流网络，填补了东北亚史前交流的空白。

末次冰期气候剧变，长白山地区的古人类没有灭绝，反而通过技术革新适应环境。这20万年的遗存，清晰记录了古人类的技术演进、环境适应和文化交流，揭示了人类文明进化的不易。

如果说长白山是人类起源的关键，那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源代码”之一。作为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2018年以来的新一轮发掘，又一次刷新了我们对8000年前中原社会的认知。

遗址位于嵩山东麓丘陵与平原过渡带，是探索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核心区。考古团队在这里发现了距今3.6万至1.4万年连续的旧石器晚期遗存，清晰展现了从小石片到细石器工艺的完整过渡过程，还找到了中原最早的鸵鸟蛋壳加工厂和石器加工厂，证明当时已经出现明确的手工业分工。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晚期晚段典型石器。

进入裴李岗时期（距今约7000—5000年），遗址的“文明属性”更加明显。这里是目前裴李岗文化研究最深入的生活区，揭露了多组“房址+灰坑+陶窑”的生活单元，南部墓葬区成组分布，葬式统一，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至少存在两级社会组织，社会初步复杂化。

这片土地上，几项“中国之最”让人惊叹：中原首次发现人面獠牙陶塑，填补了中原史前神人形象的空白；最早的红烧土房屋遗迹，是仰韶文化红烧土建筑的源头；最早的小口尖底瓶，证实8000年前中国已经出现酿酒技术，而且是北方最早的红麴霉酿酒，用酒器随葬成为固定葬俗，影响后世数千年。

此外，遗址还发现了稻作农业传播的证据，证明8000年前的中原，不是原始部落，而是有分工、有分化、有礼制的早期文明社会，中华文明的种子，早在此时就已破土而出。

二、5000年文明实证，展开古国时代的“中国图景”

提到5000年前的大型遗址，很多人想到陶寺、石峁、二里头。但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发现，刷新了认知。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比陶寺、石峁、二里头都大，距今5100—4700年，是5000年前黄河上游的“超级都城”。

南佐遗址位于泾河上游、陇山东部，地处黄河中游与上游的交界地带，过去这里被认为是“文明边缘区”。而新的考古发展证实，这里非但不落后，反而是已知的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

遗址发现大型宫殿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出土了大量高等级文物：绿松石、朱砂等珍稀资源来自秦岭地区，显示南佐社群对远距离资源的掌控能力；成组的玉礼器、精美陶器，证明这里已经形成成熟的礼制体系。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F2房址出土的陶器组合。

更重要的是，南佐遗址的年代（5100—4700年），正好处于中华文明跃升的关键阶段。此时的中国，不是“满天星斗”式的零散部落，而是出现了区域性的“古国”，南佐遗址就是陇东地区的古国中心，它的存在证明，5000年前的黄河上游已经迈入文明化进程，与中原、海岱地区同步发展，共同构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

如果说南佐遗址是黄河上游的文明中心，那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就是北方草原与中原文明融合的关键证据。以前，人们认为红山文化主要在辽西地区，而这一次，不仅填补了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的空白，还刷新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知。

考古发现，郑家沟遗址距今5300—4800年，这里发现了280多处积石冢，规模巨大，等级极高，数量甚至比公认的红山文化核心区牛梁河遗址还多。一号积石冢内，一次葬与二次葬混合，埋葬制度复杂，出土成组的玉礼器，与红山文化核心区的玉器风格高度一致。

这意味着什么？5000年前，红山文化已经从辽西地区向西南扩散，抵达张家口地区。红山文化以玉器、坛庙、积石冢为特征，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史前文化，它的南下，说明当时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已经开始深度交流、融合。这处遗址发现后，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地区，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

郑家沟1号积石冢玉鸮、双联璧、玉龙、蚌饰（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三、从边疆到中原，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愈发直观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有一个鲜明特点：从西北边疆到东南沿海，从少数民族政权到汉六朝郡县，清晰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最终凝聚成统一的中华文明。

提到西夏，很多人想到的是神秘的西夏文、贺兰山下的帝陵。这次发现的苏峪口瓷窑址，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也是西夏的“皇家官窑”。

窑址位于贺兰山苏峪口深谷中，考古发现多件匣钵戳印“官”字款识，98%以上产品为精细白瓷，与西夏陵、皇家寺院出土的器物胎釉特征完全吻合，证实其西夏官窑性质。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文物。

更重要的是技术与文化的融合。窑址采用“黑色胎土+脉石英”的二元配方，烧制出透光度达40%的高石英白瓷，将中国高石英白瓷技术起源提前200年。同时，还发现了中国最早、最完整的用煤烧瓷窑炉，改写了中国陶瓷史。

技术上，它融合了北方粗瓷与南方青瓷的烧制工艺。文化上，它是宋夏时期“茶马互市”背景下，党项族与汉族工匠共同创造的手工业奇迹。这处遗址以陶瓷为窗口，见证了西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主动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进程。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则是把文献记载的“越王勾践建都绍兴”从传说变为现实，同时展现了江南地区融入中华文明主干的过程。

考古团队在绍兴古城南部，发现了越国都城核心区：东西走向的城墙（长45米、宽5米）、宫台建筑、大型祭祀沟，门道与《越绝书》记载的“龟山（塔山）东南为司马门”完全吻合，实证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

更惊喜的是汉六朝遗存。遗址出土1200多枚汉六朝简牍，内容涵盖《仓颉篇》、行政公文、户籍法律等，是浙江省首次科学发掘出土的郡县官方文书，为研究南方地区汉六朝基层行政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这意味着，从东周越国到汉六朝，江南地区从“百越之地”，逐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的文字、制度、文化，深刻影响了江南，而江南的文化也融入中华文明，丰富了多元一体格局。

除了上述遗址，其他入选项目同样价值重大，共同细化了中华文明的演进拼图——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发现早商最大的“府库”类夯土建筑、大型城市水网，证明早商时期已形成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资源流通网络，实证商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发现夏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群，填补了晋东地区夏文化考古空白，见证夏王朝对中原周边地区的影响力。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堪称西周采邑制度的“关中东部样本”，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基层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秦代龙纹踏步砖。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则实证秦始皇东巡筑台的历史，发现秦代官营砖瓦窑群，填补山东地区秦代窑址考古空白，见证秦统一后的文化整合和海疆意识。

这些发现共同指向一个结论：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融合中形成的。从旧石器时代的跨区域流通，到5000年前的古国融合，再到历代边疆与中原的一体化，多元一体的凝聚力，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密码。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每一个遗址都是文明的切片，每一件文物都在讲述中国故事。今天，我们读懂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是读懂过去，更是读懂未来。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