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光锋：塑造心态秩序：主流媒体与数字社会的情感文化建设

作者：袁光锋（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5期

导 读：

如何塑造一种良性的心态秩序，既是国家治理绕不开的议题，也是主流媒体需要承担的责任。

一、引言

社会的剧烈变革往往带来情感文化的转型，容易引发情感失范问题，因此，在变迁的时代，如何回应情感层面的变化，往往会成为显著的政治与社会议题。塑造一个社会的心态秩序，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展开的努力，有助于促进社会建设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它关注的虽然是细微的情感与心态层面，指向的却是宏大的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议题。“心态秩序”这一概念由费孝通先生提出。他是在区分生态秩序、社会秩序和心态秩序三者的基础上界定心态秩序的：“生态秩序是由人与资源、人与土地的关系构成；社会秩序是由人与财富、人与分配的关系构成，而心态秩序则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1]费孝通先生使用这一概念，“反复强调心态秩序背后隐含的是，对于如何能够在保持价值多元的情况下，建构一个秩序井然、运作顺畅的社会的深刻思考”[2]。进入数字媒介时代，情感在政治与社会中的角色愈发凸显，情感文化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这使得心态秩序的建构变得更为紧迫。本文将在心态秩序的视角下探讨主流媒体如何在数字社会参与情感文化的建设。

二、数字社会的心态秩序

在“情感转向”的影响下，情感的价值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情感被视为构成健全理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秩序形成的纽带，也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础。然而，情感并非孤立存在，它总是嵌入具体的社会心态结构之中，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的塑造。个体情感的流动、扩散，往往折射出一个社会的心态状况，也深刻影响着心态秩序的特征。进入数字媒介时代，情感更加深刻地嵌入公共生活之中，成为形塑政治、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力量。也正因如此，如何在理解情感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建构一种良性的心态秩序，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议题。

在数字媒介时代，情感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情感的生产主体日益多元，大量的“自媒体”成为大众传媒有力的竞争者，争夺影响人们认知世界和感受世界的能力。把关人在数字媒介时代的相对缺失，导致大量非理性的情感表达弥漫在数字媒介空间中，造成不良的影响与后果。一是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诉诸情感和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够影响公众观点和民意，使得民主生活和公共政治面临挑战。二是情感极化时有发生，加剧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导致共识难以达成。三是负面情绪通常以更快的速度传播，破坏公共舆论生态。

这些变化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许多研究试图回应由此产生的问题。如何培育健康的情感文化，构建稳定的心态秩序，成为数字社会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态秩序的建构是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心态与情绪、情感具有内涵接近，边界模糊，难以精确把握，它们的产生和变化也充满变数，且建设成效不易测量。这些特征给心态秩序的建构带来了现实挑战。长期以来，由于学界对情感的忽视，关于心态建设的讨论并不充分。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中国传统文化对“情”的重视、转型社会中的情感失范现象以及媒介变革带来的情感文化变化。

主流媒体是心态秩序建设中不可忽视的行动者。媒体是人们感受世界的重要渠道，它把社会事件、社会现象、社会议题转化为特定的报道框架，建构公众的认知，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感受，进而塑造大众的情感体验。本文正是在数字媒介的框架下，思考主流媒体如何助力心态秩序的建设。

三、主流媒体与心态秩序构建

心态秩序的建构需要具体的实践载体。主流媒体作为社会信息流动的主渠道和公众感知世界的重要窗口，在塑造社会心态、引导情感走向方面具有自身的优势。那么，主流媒体究竟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参与心态秩序的构建？本部分将从四个维度加以阐述。

（一）以权威信息治理谣言、假新闻及其带来的负面情绪。数字媒介时代，谣言和假新闻有了更便利的传播土壤，给社会建设带来不少负面影响。这些信息的扩散往往与社会情绪纠缠在一起。它们常常借助激发大众的恐慌、愤怒等消极情绪来获取传播动力。而在传播过程中，谣言和假新闻又会反过来加剧这些情绪，进一步破坏社会的心态秩序。

应对谣言和假新闻需要多方协作，主流媒体在其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相比于“自媒体”和商业平台，主流媒体拥有更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更严格的核实机制。通过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和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主流媒体能够有效减少谣言的生存空间，帮助公众辨别真伪，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与恐慌。

（二）引导社会心态，抚慰大众情感。主流媒体的这一功能，与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密切相关。现代社会在带来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科技便利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科技风险、食品安全问题等，常常让人感到生活难以掌控，焦虑与不安成为普遍的情感体验。这些消极情绪如果长期积压，会逐渐侵蚀社会信任，甚至引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及时的信息公开和权威的知识传播，帮助公众理解风险、减少未知带来的恐慌。当人们能够获得清晰、可靠的信息时，对生活的掌控感就会有所恢复，焦虑与不安也就有了缓解的出口。

情感抚慰的功能，还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分不开。转型时期，分配方式的调整、人口流动的加快，容易催生不满、相对剥夺感、嫉妒、怨恨等复杂心态。这些情绪如果得不到恰当的回应，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主流媒体如果能够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敏锐地感知社会心态的变化，就有可能减少消极情绪的蔓延。这不是简单地回避问题，而是在直面社会矛盾的同时，寻找建设性的表达方式，让公众感到被理解、被关注，进而逐步恢复对社会的信心。

（三）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对话，增进理解、减少不满。政府与社会之间如果缺乏信任和相互理解，对话便难以展开，甚至可能滋生对立情绪。主流媒体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重要桥梁，在促进双方有效沟通方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主流媒体是公共政策的传播者。一项政策出台后，如果解释不到位或信息不对称，很容易引发误解和争议，进而催生焦虑、不满等消极情绪。这时，主流媒体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告知公众，而是通过权威、细致的解读，帮助公众理解政策背后的考量与目标。当人们明白政策与自己生活的关联，知道它为何出台、会带来什么变化时，原本的疑虑和抵触就有可能转化为理解。这样一来，政策实施遇到的阻力会变小，社会心态也会更加平稳。

其次，主流媒体也是民意的汇集者和传递者。主流媒体可以把社会各界的意见、呼声乃至情绪反馈给政府机构。这种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有助于决策者更真切地感知社会心态的变化，了解哪些问题容易引发不满，哪些群体需要更多关注。在此基础上，公共政策可以得到及时调整和优化，从而减少因信息隔阂而产生的不信任感。

可以说，主流媒体是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的桥梁。当沟通渠道畅通、信息传递透明、双方能够相互倾听时，不满和怨恨的情绪就会逐渐消解，社会的整体心态秩序也会更加稳固。

（四）以舆论引导促进社会共识。数字媒介为普通人提供了表达的空间，把分散在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极大改变了公共舆论的生态。但与此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变得更加频繁，群体极化、情绪对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数字技术让原本生活在不同语境中的人轻易“相遇”，价值观、立场的差异与冲突被直接暴露出来；而网络的匿名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于是，争论很容易演变成攻击，分歧往往升级为对立。这种局面催生了怨恨、仇恨、愤怒等消极情绪，严重破坏了公共舆论的健康生态。

面对这些问题，政府机构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应对网络群体冲突和破坏性情绪。主流媒体在这里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不同于“自媒体”的碎片化表达和算法驱动的情绪放大，主流媒体拥有更系统的报道能力、更稳定的价值立场和更广泛的社会公信力。它可以通过理性的舆论引导，尝试打破不同圈层、社群之间的沟通壁垒，为对话创造可能。

具体来说，主流媒体可以主动设置议题，把看似对立的双方拉到同一个讨论框架内，避免各说各话；可以在报道中呈现多元视角，帮助公众理解不同立场背后的逻辑，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也可以在关键时刻发出建设性的声音，引导公众从情绪宣泄转向问题讨论。这些做法不一定能立刻消除分歧，但至少可以防止对立情绪的进一步激化，为社会共识的生成留出空间。持续下去，公众会逐渐习惯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心态秩序也就有了更加坚固的基础。

四、心态秩序视域下主流媒体面临的挑战

主流媒体在心态秩序构建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弱化了其中心地位，用户信息消费习惯的改变考验着其叙事方式，碎片化、即时化的传播逻辑与其追求深度和稳定的传统相悖。这些挑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应对，主流媒体在心态建设中的角色就可能被不断削弱。

（一）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受到挑战。在传统媒介时代，主流媒体是社会心态和大众感受的主要塑造者。它通过新闻框架，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感知周遭的事物。可以说，那时主流媒体在心态秩序的构建中居于中心位置。但进入数字媒介时代，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平台媒体、“自媒体”等多元信息传播主体迅速崛起，与主流媒体争夺公众的注意力，形成了“众声喧哗”的传播格局。这些新兴传播者往往更擅长捕捉和调动情绪，与用户建立起密切的情感连接，成为塑造人们心态的又一重要力量。相比之下，主流媒体吸引用户的能力正在衰弱。

这并不意味着主流媒体不再重要，而是它所处的环境变了。在社交媒介时代，公众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人们不仅需要信息和真相，还需要情感上的共鸣和价值上的认同。主流媒体这些年一直在推进融合转型，信息生产的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在引导情感、回应公众价值诉求方面仍然有不少短板。这种能力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它在心态秩序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

（二）报道偏重信息传播，忽视情感叙事，导致对用户的吸引力不够。受传统新闻观念的影响，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偏重于事实信息的传播，在情感叙事方面相对薄弱。这种取向在传统媒介时代或许问题不大，但在当下的传播环境中，用户的注意力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消费信息时，不再仅仅满足于“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希望获得情感上的共鸣。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叙事方式往往更容易抓住人心。

这一点在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主流媒体在这些平台上面对的是多元、分散、耐心有限的用户群体，需要用更贴近用户语感的方式来传递内容。然而，现实中不少主流媒体的新闻叙事仍然沿袭着较为严肃、克制的风格，未能完全适应数字用户的消费习惯。由此产生了一个颇为矛盾的现象：主流媒体投入大量成本生产的原创新闻和信息，常常乏人问津；而社交媒体上那些抓人眼球的谣言、假新闻、标题党，却因为能够迅速激发用户的情绪而频频刷屏。这一矛盾不仅减弱传播效果，更对心态秩序建设构成潜在影响。当主流媒体难以有效触达用户、难以在情感层面与公众建立连接时，社会心态的引导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三）注重即时的情感效果，缺乏对情感的深度传播。近年来，在数字媒介技术的推动下，主流媒体深化媒介融合进程，建构了多元的传播渠道体系。不同的传播渠道有着不一样的话语风格。以党报为例，纸质版以严肃性、权威性为主要风格，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则尝试轻松、活泼的话语方式，贴近用户的情感需求。主流媒体的融合传播，虽然强化了情感叙事，但往往是碎片化的，且过于采用“自媒体”的表述方式，出于流量的需求迎合用户。这些模式偏重短效的、即时的情感激发，而不是在更深层次上理解情感在维系社会秩序、创造政治认同上的价值，没有以此为基础建构稳定的情感叙事框架。正如张志安、彭璐所说，“尽管对吸引用户关注、激发情感共鸣有明显作用，但碎片化的内容形态和分发机制，仍然制约着更深层价值的有效传递。而且，要在短期情感激发的基础上实现长期的情感共鸣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可实现的传播新方式”[3]。情感叙事应该关注情感在创造政治认同、促进社会建设上的长期意义。

五、建立情感连接：主流媒体参与心态秩序构建的路径

主流媒体早已不局限于新闻信息的传播，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承担着信息服务、政务服务、智库服务等多重职责。凭借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权威性和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主流媒体完全有能力参与心态秩序的构建，服务于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关键在于，主流媒体要把握数字时代心态文化的生成规律，形成以情感连接为导向的传播理念，建构一套适应数字媒介环境的情感传播框架。

（一）构建情感叙事的稳定框架，注重情感的长期效果。构建稳定的情感叙事框架，首先要理解情感是什么。情感与情绪不同。情绪是临时的、情境化的，容易受外在刺激影响，来得快也去得快，比如突如其来的恐慌和焦虑。而情感具有稳定性，是教育、风俗习惯等长期培育的结果，比如爱、忠诚、信任。情感在维系社会秩序、创造政治和社会认同上具有重要作用。主流媒体需要构建符合自身定位的、稳定的、深度的情感框架，而不是简单地迎合大众情绪，随大众情绪波动而变化。深度的情感框架才能让主流媒体持续输出价值，引导社会，塑造公众的认同。这需要主流媒体处理好两种关系。

一种是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关系。培育社会的积极情感是主流媒体的职责之一。主流媒体可以通过正面宣传、典型报道，激发人们的积极情感。但同时也需要认真对待社会上的消极情绪。人们的消极情绪往往与社会结构有关，背后有深刻的认知基础。消极情感也有助于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主流媒体应该积极发现和回应大众的消极情绪及其背后的诉求，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另一种是情感框架的稳定性与动态性之间的关系。主流媒体需要构建稳定的情感框架来引导社会心态，不能被各种社会情绪“牵着走”，但也不能故步自封。它应当根据社会情境和心态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自身框架，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心态秩序的建设。

（二）用情感叙事连接公众。主流媒体的职责是传播事实真相，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情感。情感叙事有助于抚慰人心，帮助主流媒体与用户建立紧密连接，增强用户对媒体的认同。在正面事件、典型人物的宣传上，主流媒体可以用情感叙事的方式讲故事，更有效地唤起人们的共鸣。在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焦虑、不满、仇恨的话题上，情感叙事能够缓解消极情绪，促进社会认同。情感叙事不是走向煽情，不是一味渲染情绪，而是公正、深入地呈现各方立场与合理感受，不偏颇，不激化对立。对事件各方感受的深度描述，可以增进人们对不同立场的理解。

（三）情理交融：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对话。在中国语境下，主流媒体扮演着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角色，既要传播国家政策，也要汇集民意、回应公共舆论。面对数字时代用户日益多元的现实，主流媒体在引导公共舆论时，不能只做到“晓之以理”，还要学会“动之以情”。以情理交融的话语方式，改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才能更有效地促进共识的达成。

从政策传播的角度看，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会对公众的心态产生影响。养老、生育、购房、教育等政策的调整，常常牵动着人们的期望、焦虑与不安。政策传播不只是信息告知和文本解读，更是一场沟通与对话。主流媒体如果能够提前把握公众心态的变化，用情理兼具的方式进行解读和回应，就有助于减缓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情绪，让政策落地更加平顺。

从汇集民意的角度看，主流媒体的报道除了关注公众的意见和诉求，还应该重视社会情绪的表达，尤其是那些负面情绪。负面情绪固然可能对公共舆论造成一定的扰动，但它同时也是一面镜子：愤怒往往意味着不公，恐惧常常指向风险，焦虑多半源于对生活失控的担忧。主流媒体不应回避这些情绪。有学者指出，主流媒体应当“把握社会心态的动态变化，形成制度化的民情民意的汇集与回应机制，这样民众才能感受到自己受到关注，从而形成确定感和秩序感”[4]。当公众的声音和情绪能够被认真倾听和妥善回应，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就会更加顺畅，焦虑、恐慌与对立也就有了化解的可能。

（四）以权威信息引导平台媒体的情绪化表达。各类数字平台把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个体连接起来，增强了社会的联通性，进而提升了情感的社会感染能力[5]，改变了情感文化，造成了一些情感后果，具体表现在：平台社会中的流量逻辑给情感文化带来了负面影响;算法机制易阻碍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流通；数字媒介的传播特征，促使“情感公众”的形成，个体的情感进入公共空间，模糊了公私之边界，造成舆论表达的情绪化。

主流媒体可以通过权威信息引导平台媒体的情绪化表达：以权威的信息公开治理平台媒体上的谣言；以高质量的深度报道治理流量逻辑带来的煽情新闻、“标题党”的问题；以平衡的、公正的报道为不同群体提供表达的平台，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概而言之，主流媒体的优质信息是引导平台媒体情绪化表达的重要的方式，“高质量新闻信息是公众辨明前进方向的‘北斗星’，是众声喧哗中的‘定锤音’，是消除社会矛盾的‘润滑剂’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稳定器’”[6]。

六、结语：构建多元而有序的心态秩序

形成良好的情感文化与心态秩序，对于社会建设和公共生活至关重要。本文探讨了主流媒体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心态秩序的构建，以培育有助于社会发展和公共生活的情感文化。主流媒体在心态建设中，应当尊重情感生成的内在机制，不能简单地鼓励正面情绪、压制负面情绪。一个健康的心态秩序，本就应该是多元的。阎云翔在分析费孝通先生的“心态秩序”概念时指出，“费孝通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学会容纳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才是心态秩序建立的关键”[7]。同理，心态秩序的构建目标，是形成一个能够容纳多元情感的公共空间，它既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共情与合作，以积极心态参与公共生活，也允许合理的负面情绪表达，以帮助社会发现问题、纠正不合理政策。情感的多元性，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公共生活的活力所在。主流媒体应当通过公正权威的信息、融情于理的叙事方式，推动政府与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对话，建设多元又有共识的心态秩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张冠生,记录整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0.

[2][7]阎云翔，高瑞泉，孙抱弘，等.心态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与文明新形态的形塑[J].探索与争鸣，2022(05):4-177.

[3]张志安，彭璐.混合情感传播模式:主流媒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研究——以人民日报抖音号为例[J].新闻与写作，2019(07):57-66.

[4][5]何雪松.结构、认知与治理：心态秩序的三个面向[J].探索与争鸣，2022(05):18-20.

[6]漆亚林，李秋霖.主流媒体内容供给侧改革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中国编辑，2022(03):32-37.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袁光锋.塑造心态秩序：主流媒体与数字社会的情感文化建设[J].青年记者，2026(05):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