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到“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从戏剧、电视剧、歌词、散文到小说创作，他硕果累累：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飞天奖……

陈彦：向着烟火最深处

□ 本报记者 刘兰慧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陈彦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能照耀出一块仅够罩住两只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处，思想前行。”

从“西京三部曲”——《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到“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喜剧》；从戏剧、电视剧、歌词、散文到小说创作，陈彦硕果累累：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飞天奖……

成为获奖专业户，是命运对他格外眷顾吗？在陈彦眼中，所有的作品都是生活的集中展示。虽说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正在写下一部作品的陈彦表示，目前他需要做的是集中精力深入阅读，找到自己的创作节奏。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陈彦十分推崇长安画派的精神——“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他曾多次向读者提及，要通过阅读经典让自己具有巨大的民族精神的荷载力。

在伸向传统方面，陈彦练就了一身“童子功”。在日复一日的晨跑中，他背诵了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篇目，背诵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等经典篇目。“中华传统文化奥妙无穷，有些作者将句子锤炼得那么精彩、那么情景交融、那么‘一石三鸟’，尤其是元曲，生动有趣，雅能雅到不可‘狎玩焉’，俗能俗到像隔壁他大舅与他二舅聊天对话，真是一种太神太妙的艺术境界。”

生活的变化总是走在作家的前面。陈彦逐渐在生活之书中获得这样一种认知，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折射出的是比较广阔的一种社会背景。这些人和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传统以及现实都有关联，如果把其中的关系牵绊进来，便会形成既关注传统又关注现实的一种创作。

在舞台周遭沉浸了30多年，每当闭上眼睛，所有的人物、故事蜂拥而至，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记忆里都还闪光，清晰如昨。他只需要处理好大树、枝、叶之间的关系。于是，陈彦的艺术世界愈发广博，听不懂、唱得响的陕西方言、戏曲、村话、俚语，看得见摸得着的古城墙和市井院落，饮食男女的家长里短，更着墨于底层人民顽强活着的生命本色。伏在泥土之上，陈彦向着烟火最深处，去触摸底层人的生存逻辑和尊严。

谈及处于写作的瓶颈期时如何保持写作的热情？陈彦给出的答案依然是向生活求良方。只有投入到当下丰富的、复杂的生活中去，写作的活力才能得到继续。

他回忆起写《大树西迁》时的情景，故事的背景是上海交大西迁西安，题材浩大，里面牵扯的生活纷纭复杂，最初写电视剧的打算落了空，怎么都写不下来。好在陈彦在西安交大待了半年、在上海交大待了35天，搜集的素材足以支撑他将故事写成两三万字的舞台剧。

这样的困境在漫长的写作道路中还有很多，每次陈彦得以惊险过关，靠的是通过反复熟悉进入到生活的本质中去捞取干货。当然，这也对作家提出了要求：作家必须熟悉生活，掌握生活细节，讲究节奏，把味道写足，一定得有生命。

开掘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光亮

一个人的生命之根，是感恩的依据，也是文学情怀的根源。戏剧让观众看到的永远是前台，而陈彦努力想让读者看到幕后。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2022年的收官大剧《装台》开播后观众反响强烈，该剧豆瓣评分高达8.4分，实时收视率不断破2，该剧即根据陈彦的同名小说改编。

“我自己也是从底层出来的。当我从小接触的这群人来到大城市生活时，自然会引发我的关注。”于是，小说《装台》让舞台搭建工人这一群体走到了聚光灯下。

陈彦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做院长时，认识了一位叫朱冬生（小名生生）的装台人。提及生生等装台人，陈彦动情地说，他们从事的是非常艰辛的劳动，收入比较微薄。生活很苦，他们依然乐观。装台人一般是在一场戏结束后就连夜拆台，紧急时还要再装台，为下一场演出作准备。晨练时，陈彦总能看到忙了一夜的装台人，因疲惫随便哪个椅子上、石头上都能睡着，从他们身边跑过，闹出多大的动静，他们都浑然不觉。当时，陈彦的办公室在三楼，楼下正好是剧场后台的大门，装台人工作间歇，就聚在那儿聊天，也商量活计，一些精彩语言和故事就会自然流出。久而久之，写作素材的获取带着一种水到渠成的意味，装台人的艺术形象也就不知不觉在陈彦心中酝酿升华。

2014年春天，写完《西京故事》之后刁顺子的形象和故事瓜熟蒂落了，陈彦就一气写下了这部作品。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因为陈彦，那些卑微如蝼蚁的人在文字里被照亮。”陈彦歌颂着这样有广度、有温度的生命，“他们并不企望上苍的拯救。他们把自己的双脚坚定地踏在大地之上，而且，他们有着普罗米修斯的坚强意志。”陈彦认为，精英阶层引领着国家的进步，但为国家建设打基、打桩的是这些“肩扛背驮来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以诚实劳动安身立命，是非常有尊严的。这些劳动者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被看见和被尊重。

“文学艺术要扛起关心弱势群体的责任，一个写作者要有良知去点亮他们身上那种人性的光亮，让他们的生命焕发一种光彩。”最普通劳动者的生命亮色被遮蔽太多了，文学的意义，正在于深入开掘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光亮。他们的生活、精神、情感值得一个文明的社会去关注和洞悉。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趋势，就是强烈关注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情感。

很多年前，陈彦住在一个污水时常泛滥的大杂院，是水管工的劳作让一切“归于安澜和平静”。他由此开始思考普通老百姓的生存价值，便动笔写出了现代戏《迟开的玫瑰》，讲述即将扬起人生风帆的19岁少女乔雪梅，因家庭变故而牺牲学业，挑起家庭重担，照顾瘫痪的父亲，为三个弟妹铺就前程的故事。

作家无论写什么都希望有一种广阔的精神张力，有一种与人类共情的生命感知。无数次，陈彦在和底层劳动者的深入接触中发现，他们有着生命的深井，凿开之后方能见得“清泉”。所以，陈彦在小人物身上寻找到自己的创作源泉，打下了一口属于自己的“井”。

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横扫了社会众生相，呈现了时代的一些缩影。此后，无论是《大树西迁》中的孟冰茜教授，还是“舞台三部曲”中的各色人物，陈彦的作品无一不是为草根立传。

因而，在陈彦的身上看到悲悯、无处不在的谦和便不足为奇了。无论是在《文学的日常》中与小说人物原型亲切地谈论家长里短，还是在淄博文学大讲堂上隔着远座仍与须发皆白的读者握手，谦和是陈彦的代名词。

台前幕后，如何成“角儿”？

经历了岁月的沧桑、生活的磨练、学养的积淀、技巧的操演，那些生活点点滴滴的日积月累，多年后终于迎来了爆发的时刻。

2019年，陈彦的小说《主角》斩获茅盾文学奖，历届茅盾文学奖似乎对“重大题材”确有兴趣，以此形成部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厚重感，这份厚重感中社会性、历史性、人的命运感不可或缺。2022年，话剧《主角》正式启动全国巡演，这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继话剧《白鹿原》和《平凡的世界》之后，推出的“茅奖三部曲”第三部作品。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的2023年电视剧片单发布活动中，张艺谋首次执导的电视剧《主角》在“人间百味·生活交响”片单合集中亮相。国家京剧院的现代京剧《主角》将于2023年6月下旬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首演。小说《喜剧》正在筹划影视改编。

从散文、小说写作开始，中途转向戏剧文学，最终又回归小说创作。在陈彦沧桑与欢欣的历程里，它们之间是如何转换的？

“我在文艺团体工作这几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以民间视角看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闲暇时，陈彦喜欢在剧场静静观察——演员观众、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从舞台这方小天地出发，剖开生活的肌理，见证大时代的变迁。

“我喜欢坐在剧场最后一排，看演出时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反应。在台上台下的互动中，你能感觉到时代人的总体精神质量。”面对舞台，陈彦有一种如临其境、如温旧梦、如对故人的感觉。

当观众看到主角于舞台上升腾、旋转、曼妙“飞天”时，幕后装台人已经为主角搭建好了一切，包括玄幻的灯光和各种奇巧的机关布景。有时一个舞台炫技动作，可能需要数十人在幕后配合。在主角收获掌声、光环时，他们已在舞台“暗区”累到难以自持。因此，陈彦频频思考舞台表演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底层劳动者和光鲜的、获得荣耀的生命体之间的关系。

《装台》勾勒出底层小人物群像，《主角》则写了在舞台上表演的人如何成为主角。小说更多思考的是一个生命的挫折奋进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关乎个人如何及时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茅盾文学奖授奖辞写道：在《主角》中，一个秦腔艺人近半个世纪的际遇映照着广阔的社会现实，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会合为声音与命运的戏剧，尽显大时代的鸢飞鱼跃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品格。

在院团工作几十年，陈彦自认为很懂“角儿”的得与失、聚和散，以及他们光鲜亮丽背后的无奈与辛酸。在《主角》中，陈彦对比较浮躁的社会进行了反思：如今，每个人都想快速成功、快速获得社会的认可，但又不愿意去过多奉献。

陈彦十分推崇庄子运斤成风的故事，他笔下的忆秦娥也带着傻气，不笨不拙难得大道难得成角，这关乎他对于生命逾越、跨越和攀登的理解。“我在写一个角儿的命运史，也是在向秦腔这门悠久而伟大的艺术致敬。”在陈彦看来，唱戏永远不是单打独斗的事。演出需要配合，剧情以外的内容总是比剧情本身要丰富许多倍。“看起来是舞台，实则是众声喧哗的时代”。

谈及人生中的主角和配角，陈彦的回答十分真诚：我们都是社会的主角，也都是社会的配角。每个人都在主角和配角中转换，装台人为别人搭建舞台，让主角去表演，有时我们为别人搭台唱戏，托举他人。人生始终处于互换状态之中，有时一天都要互换几次。

在“舞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喜剧》中，陈彦思考了他认为亟待剖析的问题，如娱乐化、追求幸福感等。

陈彦形容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是“潮汐”，是“月球与地球”，通过剧场展现“社会的各种病和各种美好”。在表演中，演员作为一个引力场能够通过自身的引力将观众吸引过来，而观众的反应尤其是对喜剧的反应、对演员欣赏的反应也是巨大的潮汐。

当观众拼命向演员索要包袱、索要喜剧的时候，这个巨大的潮汐就把非常优秀的演员的整个表演和喜剧艺术撕裂了。因此，只有那些具有抗力和判断力、具有对喜剧本真的深刻认识能力的人，才可能守住喜剧的底线。

从更广阔的星空打量现实

故乡是开放的概念，对于陈彦而言，故乡的资源并非无穷无尽，需要充实和丰富，借助外部的东西照亮故乡。

西安之于陈彦，更深的意义在于精神的喂养。

陕西文学有两个传统：一方面，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学传统是陕西文学的根脉，在司马迁作《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润泽下，陕西作家始终追求文学的史诗品格和传世价值；另一方面，红色延安的革命文学传统奠定了当代陕西文学的基石，陕西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以艺术之笔描写普通民众，探求民族前进的光明之路。

任何人的成长，与童年的经历都密切相关。一排排在书架上露出的书脊，在陈彦心中总是升起莫名的渴望。

“我出生的山乡小县镇安，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股文学热潮，青年人几乎个个都在做着热辣辣的文学梦。我就是那时被裹挟进去，40多年，再没有停止丈量、勘测人性与生命温度的脚步。”陈彦说。

他认为，一部作品能给受众带来何种思考以及何种新的生命体验，能抵达受众生命精神的何种方位、产生何种感染力是重要的。有思想性和审美追求，并且有风格感的作品是具有艺术贡献的。

“文学得沉下来，慢下来，俯下身子，下大力气去做‘暗物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单干姿态，孤独得想发疯。得学会一个人走夜路，走着走着，发现好多人都在咬牙走，那就是队伍了。”于是，“故乡就是我的写作根据地”，西安成为陈彦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陕西是一块历史的厚土，也是文学的厚土，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家喻户晓。陈彦则与“文学陕军”现实主义、乡土气息、史诗品格、家国情怀的文学特质一脉相承。面对前贤，陈彦表示，敬畏他们的高度，并努力承接他们的衣钵，继续奋力向前。

近年来，陈彦的梦境也多与故乡有关。陈彦的第一故乡是出生地商洛；第二故乡是西安。他到北京以后经常做梦醒来时还以为睡在西安。故乡是彼此牵挂的存在，即便离开，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令人时时惦念。

责任编辑： 刘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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