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国鹏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会通过各种渠道听到许多与学习和考试有关的励志故事。听着这些故事，又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古代书生们求学赶考的故事。说起来，这些书生外出赶考是非常辛苦的。

出门赶考，肯定先要考虑衣食住行。在古代，各种条件有限，想解决好这些事情更不容易。

拿“行”这一项来说，如果参加会试，举人们要到京城里去。怎么去京城，对大部分应试者来讲就是一大考验。毕竟家住京城的是少数，大部分要从外地提前赶路。整个行程上千里很正常，数千里也不鲜见。如此长途出行，是步行，还是乘马、坐车，还要看经济条件。仅盘缠一项，就是不小的负担。如果家庭贫寒，又找不到解决办法，恐怕只能放弃。另外，上千里的路程，来回之间，需要翻山越岭，会经历严寒酷暑，还可能遭遇“黑店”欺客、强盗抢劫。总之，无论遭遇怎样的困苦磨难，都属题中应有之义。

路程远，交通条件有限，行路的日期常常要以月来计算。乡试是考举人的，考期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会试是考贡士的，一般在春季二月或三月，又称“春闱”。贡士再通过殿试，才称进士。按考期和行程来说，那些路远的，路途中间很可能经历“跨季”。所以，在“穿”上又要多费一些心思和力气。换季的衣服要带好，要准备单衣，也要准备棉衣。这样一来，行李包裹必然又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这种赶考的情景，我们能从一些戏曲作品中看到生动的“实况直播”。

吕剧中有一出戏叫《三拉房》，就属此类。从“直播”中，我们又能轻易反推出书生们赶考路上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真切体会到他们赶考的诸多不易。

吕剧《三拉房》改编自两夹弦同名剧目。两个剧种的《三拉房》都很经典，剧情简洁生动，引人入胜。

我看过山东省吕剧院名家李萍、李肖江主演的吕剧《三拉房》，也看过年轻演员们演出的“青春版”。名家新秀，各擅胜场，表演都很精彩。戏有趣，表演水平上乘，确实能带给人一种百看不厌、百听不烦的感觉。看过很长时间以后，剧中小夫妻那缠缠绵绵的形象，那有情有义的腔调，还经常在脑海里浮现。

《三拉房》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对新婚一个月的小夫妻，丈夫张文生想去赶考，求取功名。妻子郭素真心里不舍，但又怕耽误了丈夫前程，纠结一番后，开始为丈夫打点行囊。毕竟新婚燕尔，双方如胶似漆。妻子把丈夫送出门去，又三次拉回房来。“三拉”过程中，又着意描绘了很多细节，让人从中深深感受到这对夫妻之间的情投意合，感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牵肠挂肚。

张文生想去赶考，但家庭条件一般，一时拿不出盘缠来。母亲让他暂且缓一年，攒攒钱，明年再参加。张文生不禁黯然神伤，流下泪来：母亲哪里知道，这一耽误可就要再等三年。

从这个情节看，他是参加考举人的乡试。因为乡试才是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

郭素真舍不得丈夫去赶考，但想到一耽误就是三年，代价确实太高，决定支持丈夫，并且拿出了实际行动。丈夫不是正为盘缠发愁吗？她把自己陪嫁的那些金银首饰取出来，让丈夫赶紧拿去典当，换成盘缠。

“燕尔新婚一月整，丈夫赶考要进京”，张文生的考点显然是在京师。为了让丈夫赶考途中一路安全、舒适，郭素真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得细致入微，开始为丈夫打点行李：“用手打开描金柜，印花的包袱拿出来。我只把包袱忙铺开，先包上笔墨和砚台……”

正当这时候，郭素真突然想到了陈世美和秦香莲的故事。直到张文生表白绝对不当陈世美，并盟下重誓后，郭素真才一边嗔怪他发下如此重誓，一边接着收拾行李：

“先包上三铺和三盖，外带一条羊毛毡。鸳鸯枕头带一个，绣花的手巾搭上边。别看打春天还冷，一早一晚离不开棉。包上大袄小袄各一件，新做的棉裤厚暄暄。皂布棉靴包两双，漂白袜儿红线盘。眼看夏天就来到，单夹衣裳都得穿。包上单衣和夹袄，再包上鞋帽和蓝衫。素真低头仔细想，还有什么没包全？怕相公赶不上饭店挨了饿，我给他包上一百大鸡蛋。鸡蛋包上一百五——一共还剩下仨鸡蛋……”

吃的、穿的、用的都考虑到了，还有什么遗漏呢？

郭素真又想：“要是相公走累了，他坐在地上不舒坦，太师椅子不能带，带上个马扎挺方便。”

等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才发现，根本就拿不动……不得已，她又开始考虑把哪些减下来。思来想去，好像哪样都不能少。这回是真的犯了难。

最终，还是张文生一句话解决了问题。他说，只要把钱带足了，路上什么都有了，这些都不成问题。收拾行李算是告一段落。

《三拉房》的这段剧情，在表现新婚小夫妻缠缠绵绵的同时，把古人赶考之难生动展现出来。

宋代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是宋仁宗时的进士。作为曾经的赶考大军中的一员，他结合自己所见所闻，如此表述赶考之不易：“科举既频，天下之士诚奔走之不易，而岭外尤为遐僻。每随计动经五七千里，往来不啻百余程。跋履道途，蒙犯风雪，比至京师，扶持困踬之不暇，使与郊圻安燕之士角其艺能，固不可得也。继而不第，孤寒之路，最为蹭蹬。”

《三拉房》这台戏，可以说是给司马光这段话做了一个生动注脚。

《三拉房》对赶考不易的展现，很真实，也并不夸张，甚至为了适应剧情而温情化了一些。与之相比，还有更悲惨的。比如京剧《八珍汤》，写的是山西秀才张文达赶考的故事。张文达家里非常贫穷，为了赴京赶考筹备盘缠，于万般无奈之下向常、周两家借了高利贷。妻子在家苦苦支撑，还是难以还清债务。于是，张家两个儿子被常、周两家抢走抵债。当然，《八珍汤》的主旨并不是为了表现这种苦难，所以最终还是回归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种处理方式算是磨钝了一点批判的锋芒，也给观众一种心理安慰。

我们的老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记录下许多书生赶考的故事。很多故事被改编成不同剧种的戏曲作品。这类故事主要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但也在一些细节描述中客观反映出赶考的辛苦和不容易。

事实上，为了搜罗寒门中的那些优秀人才，唐、宋、明、清政府分别推出过扶助措施。例如，清朝时，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官府会根据其路程远近发放路费，予以资助。对云贵两省偏远地区士子的资助除了给盘费外，还赏给驿马，允许驰驿。会试举人凭兵部火牌到驿站领马，一路驰驿赴京考试，不需支付马食；回程照领。

类似这些措施，确实大大减轻了应试士子的负担。当然，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还有赖于社会的稳定程度等多种因素。一旦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些措施的落实必会大打折扣，而赶考路上的各类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书生们赶考很辛苦。值得注意的是，戏曲里写到这些内容时，从来不是简单猎奇他们的艰辛经历，也并非刻意渲染他们的挣扎状态，而主要还是为了引导人们讲仁义、守道义、扬正义、重情义。赶考的不易，因此在价值观层面上获得升华。

责任编辑： 李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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