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章研究第一人”叶笃初接受专访
　　文/余玮
　　叶笃初，著名政治学家和党章研究专家、时政评论家，有“中共党章研究第一人”之称。1933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54年进入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班。1978年起至今，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曾任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受聘为中央有关部门及部分高校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出任过中共党章修改起草工作小组成员。当下，全党正在积极推进“两学一做”活动，值此笔者就党章的历史及他的成就、他的理论、他的新研究专访了党章学泰斗叶笃初。
　　 (一)党章里的党史风云
　　中共党章是以全党名义确定的规范纲领、路线、组织、纪律等等的基本文献，如同一国之宪法，在中共政治生活里，是立党的政治根基和最高法规。中共党章学泰斗叶笃初接受专访时说：“党章对中共全党起着指导和规范作用。一般来说，党章要保持高度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但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其作必要的充实、修改，也是必然的”。据悉，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80多年间，党章历经包括部分和全部、小动和大动等不同层面、不同程度进行修改、完善已有16次之多，共产生过17部党章文本，形成现在实行的比较完善的党章。这17部渗透着历史风云的党章文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全部过程。
　　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了一个500多字、内容简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政治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区分。“一大没有制定党的章程，不过党纲兼有党章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是在一年以后即1922年召开的二大上制定出来的。1921年党刚成立时，我们对中国的国情认识还不是很清楚，但一年之后，我们认识到了在中国要直接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实际的。因此对党的纲领作了重大修改，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是推翻封建制度，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最高纲领就是为将来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叶笃初说，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产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后完成。从此，这个年轻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的政治行为准则。
　　同时，叶笃初透露：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纲现仅有第三国际保存的俄文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英文版，两种外文本均缺第11条。两个版本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成中文。
　　采访中，笔者问及毛泽东思想的最早提出者究竟是谁，叶笃初用肯定的语气作答：“现有材料证明是理论工作者张如心，他早在1941年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同时，叶笃初补充说，但真正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提出“毛泽东思想”是1943年7月5日，为了纪念党成立22周年，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中，第一次科学地、准确地阐释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1945年七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党已经走过了24年艰苦卓越的历程，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政党，并且已经熟练掌握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政党，是在经过“整风”之后，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一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制定过6部党章。其中到六大止制定的5部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些特点。七大制定的党章，则是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完成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完全成熟。”叶笃初强调：“ 七大党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好的一部党章。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6万余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科学内涵作了全面阐述。修改后的党章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历史的进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选择，七大闭幕后仅仅4年多一点的时间，新中国便宣告成立。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第一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新党章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叶笃初说，遗憾的是，八大的党章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就未能完全执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通过的新党章虽然对十大通过的党章作了许多修改，但并未从根本上否定九大、十大党章中的“左倾”错误。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最终确立了三个“转变”，这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从墨守陈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叶笃初说，正是这次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时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召开。在邓小平指导下修订的十二大党章，在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作了新的探索，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1992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要的成果之一是对党章作了若干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党章中载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指出，这一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另一处修改是提出要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放弃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处修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不断自我完善，努力成为时代先锋的特性;而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党章所作的修改，不但对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意义都是巨大的。
　　十四大之后5年，也就是1997年，发生了两件事关中国发展方向的大事。年初，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因病逝世了，中国未来如何发展，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这年秋天，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十五大对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又做了修改，其中最主要的修改是在十四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此后5年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的认识和总结，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赋予这一理论以崇高的地位。
　　说到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叶笃初回忆说：“到199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被正式写入十四大党章。当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全称本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写进党章时并未出现‘邓小平同志’几个字，但一般人都知道这个理论主要反映的就是他的思想、观点。到十五大召开前，可以说人人皆知这个理论是邓小平主倡的，于是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党章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13次修改时，最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尽管这次修改只有7处，共计160个字，却引起了党内外的高度关注。”
　　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后的一年多，199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修改宪法的建议。同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等内容被载入宪法。宪法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化为国家意志，邓小平理论随之成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概念后，叶笃初立刻意识到党的一个新理论有待党建工作者去阐述。2个多月后，他撰文《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的新里程碑——对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论述的思考》，从历史、哲学、立法等方面对“三个代表”论述进行分析与思考，并首次提出“三个代表”的立法问题，且论证了载入党章的理由和根据。文章说：“在取得全党共识的基础上，适时地经过必要的程序，把‘三个代表’基本原则提升为党的政治纪律，写进党章及有关具体法规，使之具有法规权威力量，这是面向新世纪党的建设发展之必然，必将有力保障‘三个代表’原则的实行和实现，并对违反‘三个代表’原则的行为绳之以法。”文章发表后，社会广为关注。
　　2002年11月，十六大召开。大会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的第15部也是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部党章，其中突出亮点在于，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在新世纪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写在那面辉映着镰刀、锤头的鲜艳旗帜上。不久，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写入宪法。为此，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在叶笃初眼里，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三个代表”虽然明确提出来才两年多，但概括总结了中共80多年来的历史，反映了中共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同和拥护，将其写入党章，可谓顺理成章，顺乎党心民意。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应该说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
　　“这次党章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在表述上好像有所变化?”对此，叶笃初解释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为了激励广大青年把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努力学习，扎实工作，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在党章的第10章第49条中，我们将共青团‘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改为‘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
　　对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这次修改党章中所起的作用时，叶笃初认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这次党章修改非常关心。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给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来信，对党章修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党章修正案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了3000多人的意见，收到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党章修改起草小组都一一进行了认真研究，许多已经采纳。有的虽然在党章中没有采纳，但主要精神已体现在十六大报告中。有的意见和建议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便没有写入。还有些建议，将在党内其他法规中去规定。可以这样说，这次党章修改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集中了全党的智慧。
　　十七大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举行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和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理论观点，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十七大还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党章进行了修改。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第15次修改党章。
　　叶笃初说，党的十七大报告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就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也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次为什么说是“新的历史起点”而不说历史转折点呢?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新起点”不是隔断了的“新起点”，而是贯穿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新起点”。
　　党的十八大根据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了适当修改。十八大党章的修改，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写入党章。在修改过程中，根据党情、国情、世情的新变化，遵循科学性、民主性、连续性原则，力争使修改后的党章体现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体现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鲜经验，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重大战略和重大工作新的部署，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新要求。总纲第二自然段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行动指南，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是这次党章修改的最大亮点和最突出的历史贡献，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有利于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叶笃初认为，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实践为党章的修改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决定了党章必须适当修改。新党章的主旨是使党章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
　　 (二)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与党章的尊崇
　　2004年2月17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遵照执行。叶笃初从事了50多年的党建研究，1992年和2002年两次参加《党章》的文字修改和前期准备。作为我国党规党法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当他在第一时间得到这消息时，非常兴奋，他说，建党以来一直缺少一部以党章为指导、并将党章同各种具体监督规制联系起来的带有基础性和贯通性的监督大法，以完全保障党在异常复杂环境下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推出《党内监督条例》，可谓“考验正当时，新规应运生”。
　　《党内监督条例》的前期酝酿可以追溯到1987年，而关于党员和党的组织要接受监督的原则精神，则在1956年党的八大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就已经以法规形式提了出来。据悉：1987年7月，中央纪委下发了《关于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这是“文革”后最早的关于监督的专门文件。后来实际生活证明，以中央纪委的名义发布，在法规层位及约束力方面略显不足。1990年3月，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正式提出要制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我们党首次明确提出要制定《党内监督条例》。此后的13年里，十四大、十五大都一再重申拟定《党内监督条例》，还曾提出过制定草案或试行法规的设想，并从十四大之后着手起草工作。但是，为了保证法规立法环境的成熟性和法规出台后的有效性，本着严肃负责态度，充分积累经验，在党内取得共识和使干部有所准备，特别是在监督授权及具体运作方面必须作出适当调整，因而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法规产生的普遍规律。因此，这项工作做做停停，几次出现暂时搁置再做调查和总结的情况。叶笃初说，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指明了具体方向，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新一届的中纪委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将制定《党内监督条例》列入了重要工作日程，计划会同有关部门、抽调必要工作人员，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
　　说到《党内监督条例》的制定，叶笃初提醒注意新《党章》第8条最后一句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这一条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中就已经‘记录在案’。而十六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又加重了有关监督的分量，在总纲的第22自然段谈及‘民主集中制’时，增加了‘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这次《党章》第8章第44条中，增加了“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他说：“这句话表明，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开始，监督也就开始;权力到达哪里，监督就到哪里。监督的时间和地点都清楚了。” 叶笃初说，《党内监督条例》与这句话有很大关系。
　　他说，自己从事几十年的党建研究，最兴奋的就是看到了这句话。“这是‘监督动态化’，监督展开和权力行使相称、并行，说明我们把监督这个问题搞得相当明白了，抓得比较准、比较透，是我们党集体智慧非常高明的一笔。”叶笃初说，修改《党章》时加进了那句话，非常有先见之明，这为《条例》的制定奠定了立法基础，又为执法活动拓展了空间。“这个条例的制定历经十几年，不容易。这也说明，‘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有功’，重要的是‘与世宜’，决不是做表面文章，更不准搞形式主义。”
　　2016年，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全体党员正有条不紊地在“两学一做”活动中，努力学习党章、维护党章，更重要的是把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提出的“尊崇党章”的要求落到实处，用尊崇党章的理念武装头脑，努力学深、用好。
　　叶笃初说，提出尊崇党章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早在2015年10月12日，首次以政治局会议集体议决的正式方式，郑重宣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随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作为总书记首先发表讲话，郑重的、鲜明的把尊崇党章作为首要根本任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并强调了党章的根本权威性。指出以党章为指导制定的党内廉政准则重在立德、纪律处分条例重在立规。至此，构成立威、立德、立规大势，有力地进一步把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大业向前推进。
　　党章权威作为党的基本法和最高法，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通常在此之前，有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酝酿、商议或反复讨论，乃至草拟初稿、修改、补充、合成正式文稿过程)而产生和形成的。叶笃初说，党章是全党整体意志的集中表现。
　　叶笃初曾有一次直接耳闻目睹党章产生过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先后鱼贯进入会场，每人手中均持有党章修正案待表决的文本，此前已经多次分别在团组会上讨论磋商，又经统一草拟完成后，只待全体大会正式表决通过。此时，大会主席团巳经就座，由现场主持人正式宣布：对党章修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的请举手!迅见大会场上霍然举手一片，接着，由主持人分别东、中、西三个方向询问：有没有不同意见的?……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宣布党章一致通过。整个会场掌声一片，这就是党章的“立法”经过，同时也就作为最高权威法正式载入史册。
　　众所周知，党章的权威效应，最终是靠实践来证实、来检验。程序上的正式立法和实践中的有效应用是有区别的，接着的任务就是保证卓有实效。
　　叶笃初说，每一个党员都有维护党章权威的责任。以为维护党章权威是少数人的事、甚至是少数领导机关及领导者的事，这是糊涂观点。他说，把做合格党员与尊崇党章、维护党章权威紧密联系起来，既有重大现实意义，同时又有长远的根本的指导意义。
　 　(三)“中共党章研究第一人”这样炼成
　　叶笃初出生在华中湖北汉阳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对子女管教甚严，小笃初常以家中有较多线装书自豪。九、十岁间，家里请塾师教四书五经、习书法、背诗词。叶笃初记忆最深的是学《论语》、《孝经》，始知“学而时习之”、“百善孝为先”。此后，他读书甚勤、兴趣广泛。
　　1948年，叶笃初参加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外围组织，从事进步学生活动。1949年，他一边读书，一边接受组织分配工作，“主要是联络、送信，包括到工人区、贫民区活动”。1950年，还没离开中学的叶笃初被吸纳为中共党员，不久离开学校从事共青团工作，这时开始热衷政治理论研究。
　　1954年，叶笃初被送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班接受专门系统培养。嗣后长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特别致力于共产党发展史及其执政和自身建设规律研究。“期间，曾在领导机关工作，特别是在农村、工厂、商店实际领导党务工作，增长了阅历，积累了经验，实为长进难得机缘。”“文革”期间，叶笃初同样注重党的建设问题研究，即便在“五七干校”时也积极参与当时党章等方面的讨论。1977年8月之后，叶笃初即主持写作班子撰写党章解读式的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刊出。1978年起，他在中央党校党建部工作，广泛涉猎党建理论与实践问题，尤其是党章学的开拓和扩展。
　　中国共产党诞生95年，执政67年，是顶天立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尽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90余年，是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党的风云激荡的伟大历程，也是以法规所特有的浓缩和凝炼的形式作出正式反映。党的状况怎样，党章就会怎样;党在理论、政治、组织上成熟到什么程度，党章也就会成熟到什么程度。叶笃初选择党章研究，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一种责任与使命，他一直视之为一项崭新有强大生命力的事业。
　　党章学，即以无产阶级政党的章程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党的学说的一个分支。起初，有人认为党章无非是一个不普通的文件，谈不上作为一门学问研究。叶笃初认为，党章应该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而且是一门大学问，他强调科学地研究党章，对于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和法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991年，叶笃初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史略》一书，首次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整理，并从规律性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突出特色和优良传统。他提出其传统的特点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传统;从领导人到普通党员对党章共同负责的传统;自觉遵守党章和发扬创造精神相结合的传统;党员和党的组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传统;坚持党章原则的严肃性与具体工作的灵活性相结合的传统。让叶笃初始料不及的，这部专著一经发行，为众多读者所称道，以至在后来的党章修改起草小组工作人员手持一册，且是通过湖北人民出版社临时调来使用的。12年之后，即2003年，叶笃初的又一部研究党章的理论力作《新党章新思考》出版，该书就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孕育、生成、贡献及效力进行了全面跟踪式研究，把党章发生及效力评价联系起来，使党章史研究又开新的生面。
　　自首次提出把党章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起，叶笃初撰写党章学术著作及普及性读物达10余种之多。1982年上半年，叶笃初在中央党校党建部参加十二大党章草稿文本讨论，从此倾自身之心智、走上专业党章研究道路。1983年秋，中共中央党校招收了第一届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研究生及研究生班，叶笃初受命于次年向他们讲授《党章研究》必修课。此后，各届学员都听过他讲授这门课程。他说：“在此之前，我主要从事党章比较及党章历史的专题研究，并无意于放大展开，形成某种理论系统。这也是客观环境的促成，使我获得一个机会，对党章这个特定对象，从政治、组织、文化各个角度加以考察，并将此现象同党的生活其他方面，以至国家政治生活、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进行纵横贯通研究。正如许多科学研究伊始一样，我必须用相当多的精力收集党章的第一次文献，以便有较坚实的材料作基础，逐步构筑这个学科。”叶笃初这位我国党章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其《党章论》已成为党章学的奠基性著作。为此，他在1992年和2002年先后两次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党章修改的前期准备和文字起草工作。
　　在众多同仁的支持下，叶笃初在充分占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蔡和森等10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比较充实的历史论证和科学评价，主持编撰了《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建党思想》。叶笃初说：“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建党思想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后人离不开前人的思想成果，正确的认识总是在同错误认识的论争与较量中获得发展、充实的。”在这部迄今国内学术界研究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建党思想的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述中，叶笃初总是尽可能地阐明这些人物之间既各具个人特色，又彼此交融、互为补充的思想联系，把他们放在各自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认识。
　　早在1988年，叶笃初就率先引进国外共产党、工人党党章的研究成果，主持编译了THE PARTY STATUTES OF THE COMMUNIST WORLD(中译名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章研究》)，由求实出版社出版。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对外国论述采取分析态度，“洋为中用”不失为一方法。叶笃初认为，“以广阔的视野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体制——执政的共产党党章被公认为政治体制的基本成分之一、政治规范的一部分，尤其研究各国党章及其体现的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88年，叶笃初曾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派往刚果、贝宁等国讲学，并任讲学团团长。
　　多年以来，叶笃初积极推动党的制度建设学术研究，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召开理论讨论会和编写工具书，就制度建设研究的对象、方法、基本范畴和结构体系等进行了具有开创性的科研活动，成果丰硕。他十分注意密切联系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实际来调整安排自己的学术研究重点和方向。1998年，他以党员行为规范专题为引子，先后编出多种读物，其中《党员行为规范问答》、《党员行为规范手册》初次就党员行为规范与党性、国家法律、行政纪律、道德准则的关系作出说明，并从科学上对党员行为规范进行分类，在党内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时，叶笃初还花较多精力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党的建设基本知识进行普及和通俗化、实践化的工作。他日常研究涉猎宽广，注重多种知识的渗透，往往能从一个较新的视点上观察、论述问题。每每谈起党的建设，人们往往会正襟危坐，肃然起来，总觉得这是一个高深而难免枯燥的话题。“党的建设知识是一门政治理论学问，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学习和宣传，同坚持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联系起来，这并不错。但是，如果以为这种方式学习与宣传一定少有兴味，必然显得呆板、艰深和说教式的。”叶笃初说，那显然是一种偏见。讲解要尽可能情趣盎然，引人入胜。他治学不局限于书斋，也不专注于宏篇巨制。他的相当精力用于了解生机勃勃的党建实践，经常就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同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广博的知识“对撞”，闪耀出思想的火花，再将这些见地诉诸笔端，写出了大量以随笔、漫谈、对话等多种题材与样式的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优美短文。他那鲜明的党性、发现问题的慧眼，在众多的理论文章中得到显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视野，以及洗炼、活泼的文风为各大报刊增色不少，让读者耳目一新。30多年来，500余篇文章见诸报刊，广受关注的文章已成书多册。其中《党的建设纵横谈》被称为“党的建设大众版”。可以说，他的一些大部头著作，又以这些短文为基础，长篇短制，相得益彰。著书立说，他“既戒人云亦云，又防轻发宏论”，很注意学术研究的“整体性”、“贯通性”。
　　近几年来，叶笃初注重“两手抓”，一方面坚持党章学的研究扩展，另一方面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关注最新时事政治，擅长做报刊与电视的时评工作，常常以观察家或时政评论家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从“党章研究第一人”到“时评高手”，于叶笃初确是一个转折。有人说，做时评，年轻人好，更合适些，譬如要敏锐，要往外跑，要下手快，甚至加夜班赶稿子。然而，特别勤奋、会电脑的叶笃初，借助个人相当的理论功底及政治观察力、判断力，借助现代通讯、网络手段，作时评游刃有余。他的大量时政评论贴近现实、亲近公众、关注热点、放眼量事、观点独到、评述深邃，备受欢迎。
　　在外地讲学或休养期间，或半夜三更，叶笃初常常接到有关新闻媒体的约稿或约访电话，以至他的手机或宅电成为新闻同行的热线载体。时常也有海外媒体来电访问，出于纪律考虑，他总是解释须经中央党校办公厅同意方能接受采访。这些电话，大多是就一些新闻事件的预测分析、或有关时政热点问题的解读。有一次，在武汉调研的叶笃初接受一家媒体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专访，直至“神州行”充值卡存值为零方撂下话茬。
　　饱满的天庭，棱角分明的五官，被岁月的风霜染白的银发，平添了几份学者的风格韵致。他那充满哲理与思辩色彩的语言，往往使谈话一开始就让人感觉到他作为学者的魅力。专访，分明是一种请教或求教，分明是在聆听一位专事党建理论与时政评论的专家对党章学的新解读、对党建理论的新诠释。在采访中，他的低调与严谨给记者所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或许是他作学问能有收获的真谛所在。

签审： zongbian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