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镜花”？
　　民国十年，民不聊生。是年上海，两桩民生大事，久久盘踞各大报章。
　　一是“新铸轻铜拒用”风潮。彼时中国，区域被人为分割，使得货币本就混乱至极。5月，由上海华商电车公司起头，仅限龙纹等三种铜元购票，除此概不收用，致“拒用潮”迅疾蔓延。贫苦工人居多的闸北商界紧急会议，皆因一旦遭拒收，“市面所流通之铜元中，可用者几不及十之四，其余将尽成为无用之废物”。此后经查，上海流入极劣之铜元一千六百万枚，此铜元中大部分由日本运来，“其运来时，尚系铜片，由收买者草率印以花纹，然后输入银行，流入市场”。
　　二是年中开始的米价大涨。7月2日　《申报》称，“米价涨至十二元，浦江中各帮米船，近日竟无所到，乞丐沿路抢饭”。此后，又升格为“米店领照问题之争持益迫”，公共租界米店一律停业……
　　一个货币，一个吃饭，其背后，乃军阀割据、金融紊乱、民生凋敝之实际。
　　再回看揪心“太平洋”。一整年，民众心情均随此起伏，《申报》　上关于太平洋会议的分析、预测、进展消息多达912篇。但它是否真如爱国人士所担心，成了镜花水月？
　　会议于11月12日在华盛顿召开。各国明争暗斗，为主力舰比例讨价还价，吵得不可开交，哪顾得及讨论中国山东悬案？美日极力主张会外讨论，中国代表为不使自己孤立，无奈退让。此后这一会外的“边缘谈判”，由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历经2个多月30余轮艰难拉锯，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但代价在于，中国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而且，条约中开放胶州为商埠的规定，实际上是使山东敞开大门任由帝国主义各国共同侵略……
　　12月8日，距离　《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订还有2个月。在新闻集散地上海，陆续从美国传回的消息，已让上海各界大感失望，因此在沪军营大操场召开国民大会，后示威游行，参与者四五万人之巨。
　　然而又于事何补呢？中国再蹈巴黎和会覆辙。弱国哪有公义？弱国何来外交？

1921年7月23日《申报》报道社会各界关注太平洋会议。

　　昏黑中的光明
　　1921年一整年，民众的情绪，就这样循环在愤懑、忧心、憧憬和失望里。同年，郁达夫小说《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公司出版，震撼文坛。小说描写了一位在日中国留学生，他爱上了日本少女，却因积弱的民族所造成的自卑而不敢表白，最后选择了自杀。
　　临死前，小说中的忧郁青年有一段血泪交加的哽咽，一语道出了民众的出离悲愤：“祖国啊，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但，国人不必沉沦。因为在1921年，这个国民眼中的“极黑暗时代”，中国共产党已如婴儿呱呱坠地，其第一声啼哭，为旧中国漫天阴霾划开一道黎明。日后，婴儿将日渐壮大，担当起真正拯救中国的大任。
　　“婴儿”为何诞生在上海？回望她尚在“胚胎”期，上海早已风云际会，那些业已成名或行将成名的人物，都将上海作为重要驿站。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毛泽东、陈望道、张申府、沈玄庐；他们是孙中山、蒋介石、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胡适、戴季陶；他们是吴廷康、杜威、罗素……他们各有信仰、追求、旨趣，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却丝毫不妨碍他们共同集中于上海。上海，这个对内辐射对外沟通的枢纽城市，这个海纳百川、华洋杂处的十里洋场，注定成为思潮汇聚之海、碰撞之海、试验之海！在“海”中，科学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得以传播，得以愈辩愈明，得以“依稀闪烁于阴沉积晦之中”；在“海”中，中国革命力量得以加速汇聚，因为人心向着真理，而真理就是真理，顺他的生，逆他的亡……
　　“婴儿”为何诞生在上海？更因为在这个几百万人口的中心城市，资本家的富裕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孕育着社会革命的阶级基础。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早有预言。1912年，他在署名文章　《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　中说到上海。“中国处于工业蓬勃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大发展，50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这个预言在“五四”之后被极大应验，上海这座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为期5天的瘫痪迫使当局对为时1个月、僵持不下的学生抗议作出让步——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2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界罢课，商界罢市。上海的“三罢”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的100多个城市，以致政治当局无不被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潜力所震撼，并惊呼：“上海为东南第一商埠，全国视线所及，内地商埠无不视上海为转移。”
　　“三罢”不过是再次验证。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出京时，共商建党大计，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从北京经天津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公开发表谈话说：“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至足太息者也。”这表明，陈独秀认为学生力量太薄弱，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而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1920年，上海是全国各地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上海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男女工人，大约有50余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历史选择了上海。1920年6月，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5位青年集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推动全国性政党的建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唯一产床。尽管这些，以及1921年7月23日的大事情，在当年上海及全国的报纸中不曾提及，但这个伟大政党种种努力，在旧报旧刊中依然能寻得痕迹——
　　于1915年在上海创立、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社，1921年2月遭禁闭。《申报》2月12日短消息称，“中西官判该经理罚洋五十元着即将店闭歇不准再开”。可是，禁闭何惧？新青年的思想早已广为传播；
　　《少年中国》，是1919年7月在北京创刊的五四运动时期政治学术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它的编辑部在1921年1月迁往上海。而同年3月，张闻天、沈泽民等人在上海龙华开会，酝酿成立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
　　1921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等15人在上海组织新时代丛书社；
　　1921年，公开发行的刊物《共产党》杂志第6期，封面“短言”直指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甚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富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他们的账房和监工者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这期《共产党》杂志公开而明确地表明了政党态度与立场，“我们要扑灭世界资本主义，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方能挽救当前的危机，免掉将来的苦痛！”
　　这一年，还有不间断的，关于印刷等工会成立，以及从夏至秋日渐沸腾的豆腐工、铁匠工、英美烟草公司工人要求加工资和罢工的消息；这一年，社会主义、劳工阶级等热词，已被视为进步与时髦，不断见诸报端；这一年，有关“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区别”、“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劳动节”等新鲜言论，屡屡上了头条……
　　送走民国十年，历史不可逆地向前，向着光明。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宛如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已经在中国大地点燃，终将照亮黑暗中国——“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啊！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责任编辑： 卢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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