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大学生涯

一、“财富不足以动我的心”

孙中山在翠亨村毁像渎神，并在香港受洗入基督教的事情，不久都被在檀香山的孙眉所获悉。孙眉极为不满，他很生气地写信痛加斥责，警告孙中山如不与基督教断绝关系，就要终止经济支援，不再供给他的学费。但孙中山毫不理会。孙眉接着采取了第二个步骤，他又写信给孙中山，佯称在檀香山的生意遭到失败，如今要另谋生路，但因过去有的商业财产用了孙中山的名义，故需他急速前来商量解决。这样，就在救国思潮激荡于孙中山胸怀之时，他应孙眉之召，于1884年11月在香港辍学奔赴檀香山。

到檀香山后，孙中山在茂宜岛姑剌埠牧场见到了孙眉。兄弟二人，因信教观念的不同，发生口角，双方各执一端，争持不下。一时间，觉醒与懵懂，思变与循旧，忧国与齐家难以协调，俩人都怒火中烧，情绪激动。在极其沉闷的气氛里，他受到脾气暴躁的哥哥严厉的斥责和打骂，说他任性妄为，贻羞家庭，并言这样轻举妄动，有了金钱适足为累，因此宣布要收回1882年间立约分给他的一笔财产。在孙眉看来，除用这一办法相要挟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迫使其放弃宗教思想，使弟弟驯服。然而，使孙眉吃惊的是，这一严厉的惩罚，并没有使孙中山退缩。面对信仰与财富的取舍抉择，他不改初衷，表示绝难遵守腐朽的习俗，而是毫不犹豫地同意放弃已得的财产所有权。办理完退还全部财产的法律手续之后，孙中山被孙眉安排到茄荷蕾埠开设的商店里去当店员。孙中山去商店学做生意并非所愿，虽能忍让一时，终觉负气难言。他勉强干了三个月，翌年春便设法脱离那里，准备动身回国。他先请姐夫杨紫辉（即孙妙茜的丈夫）帮他归国升学，没有如愿；便又跑到火奴鲁鲁去，向过去奥阿厚书院的教师、美国传教士芙兰蒂文（F.W.Damon）以及旧日同学钟工宇等求援。师友们为他筹集到300美元的赠款，他便带上这笔路费于1885年4月离开檀香山经日本返国。

当孙中山在火奴鲁鲁行将启程归国的时候，孙眉闻讯曾赶去阻拦，但孙中山坚定地表示要回国，绝不再留在檀岛。当时，他还充满信心地向一位朋友表示：“我回到中国后，一定要谋求在学业上有成就。”

孙眉虽然认为孙中山从事的信教等活动是“胡作非为”，可回想到弟弟的性格亢直，又深悔对他督责过严，并因处置太重而感到内疚。因此，便立即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明情况，并汇款支持孙中山继续读书。

同年8月，孙中山离开家乡再赴香港，回到中央书院复学，并在1886年夏季他20岁时修完了中学课程。

二、升学方向的抉择

在香港中央书院高中毕业后，孙中山面临着选择未来职业以继续深造的困惑。他曾对升学就业问题十分踌躇，进行过一番仔细考虑。正像大多数青年人一样，他对未来也有着美好的向往和憧憬。

早在1883年，孙中山在香港拔萃书室读书时，就已经考虑到自己终身职业的问题了。当时，有一些朋友劝他捐个一官半职，走入官场；后来，檀香山的另一些朋友希望他投考神学院，将来做一名布道救世的传教士。而孙中山自己，则在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的刺激中，认为学军事可以救国，为了抵御外侮，一度想投笔从戎。他希望做个海军军官，报考海军学校，但当时中国南方唯一的海军学校福建马尾水师学堂已遭法军炸毁而停办，使他无法实现从军报国的愿望。继之又想研习法律，期望做一名主持正义的律师，也因当时中国尚无法律学校而作罢。在这期间，在中法战争中有关伤员惨状和应用西方医学进行抢救的报道，给了孙中山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几经思考熟虑，终于决定了学习医科。

孙中山认为“医亦救人苦难术”，① 且“行医最能为功于社会”，② 可以通过战胜疾病，立己济人，保障国民健康，使国家强盛起来，所以应该从学医着手进行拯救祖国的活动。

孙中山对学医的兴趣和念头，还应追溯到他在檀香山读书的时候。据《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一文记载：孙中山在檀香山时，“日往访教会司铎杜南山君，见其架上有医科书籍，问何以需此？杜答谓：‘范文正公有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窃采此意耳。’公（指孙中山）颔之。”

杜南山的这句话对孙中山的启发很大。他经过思考后，第二天又到杜家，对杜南山说：“君为我奉范氏之言，窃以为未当。吾国人读书，非骤能从政；即从政矣，未必骤秉国钧。倘殚心力以求作相，久不可期，然后为医，无论良医不易为，即努力为之，晚矣!我意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医术，悬其鹄以求之，庶有获也。”他的意思是要政治与行医二者相并而行才好。杜南山默默地听着，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思考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孙中山“救国学医所行之志，已肇于此时矣”。

孙中山决定学医后，在1886年秋季，经过喜嘉理介绍，以减免学费的优待，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医校（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学习。

三、入广州博济医院医校学医

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创办于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是美国公理会及长老会为“医疗传道”之目的而设立，为东方各国西医西药之鼻祖，也是在中国创立的第一所西式医院，由此才开始有正式的“传教医生”（Missionary doctor）出现。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附设医学堂，最初仅收男生。该院除为病患医疗外，并设有宣教所，同时负有向病人传播福音的使命，所以医师或护理人员都须接受神学的训练。

孙中山入学时，有同学男生12人，女生4人，男女合班上课时，必须分开左右两旁而坐，中间挂有幔帐区隔。有一次，教师带领同学们到妇产科临床实习，只许外国籍的学生去实习，不许中国学生参加。当时，孙中山对此大为不满，竟与教师争执起来，闹到校长嘉约翰办公室。校长询问原因，孙中山答曰：“同是学生，为什么歧视我们中国人，不许往妇科学习？”校长说：“你们中国人向来男女授受不亲，有礼教之防，我们美国人则无须拘此。”孙中山问：“学医是否为治病救人？”校长只好答：“是。”他又理直气壮地问：“那么，中国学生学医不是为了治病救人吗？中国妇女有病，中国医生能不救吗？究竟以救命为重，还是以不合理的礼教为重？”问得校长无言以对，自知理屈，从此也允许中国学生诊查妇科，并且将课堂间隔的男女生之间的幔帐也撤除了。

还有，该校在产科学习时，只限女生参加，男生则排除在外。孙中山极不以为然，当面向校长嘉约翰教师建议：“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对病人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开明豁达的嘉约翰校长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遂采纳他的建议。自此以后，男生便能参加产科的临床实习。后来，孙中山行医时，妇产科乃是其专业特长之一。

孙中山提出这一建议，和他少年时反对姐姐妙茜缠足一样，表现出不能容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存在，敢于反对所有愚昧落后的品格。

孙中山入博济医院附设医校后，住哥利支堂十号宿舍。他在校学习期间，自奉甚简，布衣粗食，半工半读，勤奋异常，除攻读医学外，仍很重视研究古代文史书籍，曾延请了一位国文教师陈仲尧教授中国经、史，他在课余便到陈仲尧寓所受业。他对经史加意研求，特自购置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书籍。这时的学习生活情形，据他当年的同学忆述：孙中山“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①

在学校里，孙中山结识了一个和“会党”有密切交往、广东反清秘密组织三合会会员的同学郑士良（1863—1901年，字安医，号弼臣，广东归善即今惠阳县人）。会党是封建性的旧式秘密结社，成分相当复杂，其成员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手工业工人，其中有的会党组织具有反对清封建王朝的政治要求。郑士良“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多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孙中山和他谈论政局，甚为投机。郑在1888年从博济医校辍学后，返回家乡，联络会党，被推为三合会首领，是以后兴中会的重要骨干和反清起义的领导人员，也是孙中山早期革命的亲密战友之一。以后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联络会党起事，得到郑士良很多帮助。

四、转学香港西医书院深造

孙中山自述道：“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② 他所说的英文医院，即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HongKong，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

先是，1887年1月，香港议政局议员、又兼律师兼医生的何启（1858—1914年，字迪之，号沃生，广东南海人），为纪念其亡妻英人雅丽氏（Alice Walkden），在香港荷李活道创办了雅丽氏医院，于当年2月中旬开业。该医院的中文称为：“利济医院”，意谓“上帝以利益济人”。它原系太平山之伦敦教会“赠诊所”，其性质与广州博济医院一样，同为传教而免费施诊赠药。嗣因业务需要日增，于10月又在医院内开设香港西医书院。派人到广州招考能谙中、英文的新生。孙中山有感于该院师资、设备皆优，且香港较为自由，发表政治言论少受束缚，便于同年9月转学到该院就读。

西医书院采用英国医科的五年学制，教学设备较完善，师资水平较高，直接用英语教学。除上课讲授外，尤其注重临床实习，学生经常在雅丽氏医院门诊室和药房担任外科医生及药剂师的助手，上化学课时还常到植物园参观和在化学实验室从事化验。孙中山在同学中年纪较长，功课成绩甚好，人缘又好，被推选为班长。师长们出诊时，常约他陪诊，作为助手，从而更增加了学习的机会。

孙中山在这所高等学校学习了整整五年。在这五年时间内，他除刻苦钻研医学本科知识外，还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农学等，尤其爱读《法国革命史》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两部书对他影响很大，他期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钥匙。它们使孙中山接受了达尔文学说中的积极进化论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天赋人权理论，从而向往着法、美的共和革命，在思想上日益积累着在中国实行反清革命的因素，为其以后的政治活动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在课余仍很重视进修中文，经常秉烛夜读，并先后获得王孟琴、陈仲尧两位教师的辅导。孙中山后来曾对他所涉猎的知识范围，作过这样的概述：“文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痴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① “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间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①

康德黎博士（Dr.James Cantlie），在西医书院成立时自英国前来执教，后来接替孟生博士（Dr.Partrick Manon），出任第二任教务长。他在西医书院见到的第一个学生便是孙中山。康德黎十分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引导孙中山善爱科学，向著名的科学家学习。孙中山热爱达尔文的学说，与这位老师的启发诱导是分不开的。康德黎说：在其所教的24名学生中，孙逸仙对我最具吸引力，因为他的品质文雅，勤奋求学；不论在学校或私人生活都表现如绅士般的仪态，他实在是其他同学的模范。后来，他还曾这样称赞道：“我从未认识像孙逸仙这样的人，如果有人问我所知的最完美者是谁，我将毫不迟疑地指出孙逸仙。”②

当时，孙中山在香港读书的学费，是由孙眉自檀香山汇款资助的。有时汇票不能按时寄到，他为购买书籍等物，只好暂时挂账；可是汇款一到，立即清偿，同时邀约同学餐叙，大快朵颐。等到把钱花得所剩无几，他就索性待在校里，用功读书，心无旁骛。后来他获得了工读的机会，每个学期都有奖学金可拿，就不再仰赖哥哥的供给了。

孙中山工读，缘以香港屈臣药房的主人夏菲士病情严重，特聘康德黎诊治。康氏便选拔了孙中山和江英华两个高才生充当夜间的特别看护，分别值班上半夜与下半夜。病人痊愈后为感谢对自己的照顾，便捐出一笔巨款充作西医书院的奖学金。该院从中拨款一部分，帮助孙、江二人缴纳学费和零用金。为了读书，孙中山青少年求学时期，曾先后在檀香山、广州及香港等地，当过四次的工读生，分别在学校中具体管理校园中的蔬菜和其他杂务等工作。

孙中山在青少年时代积累的广博的学识，不仅为他以后从事政治思想的探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并且终生受用。他读书又很注重于应用，在学农学知识时，就和他假日在家乡从事的改良农业实践结合了起来——曾为老农介绍科学选种、施肥等农学知识，并进行了考察土壤、试验种植桑树等活动。

孙中山在香港读书时，课余或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和有救国愿望的朋友共同研究学问，寻找救国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特别是和同住香港的志同道合的几个知友，交游尤密。昕夕往还，以谈革命为欢，而被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寇贼。他还不断关切政治问题，“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常对人抒发爱国情怀，阐述革新政治的抱负，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一类言词来提高人们觉悟。孙中山常常谈起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尊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自许为“洪秀全第二”，以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直接继承者自任。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写了一些论文，投送到香港教会报纸和上海《万国公报》等处，阐述他对于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见解。在1891年前后所写的一篇发展中国农业生产的文章中，孙中山通过对西方国家的农业组织和耕作技术的介绍，主张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学习西方国家“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回国推广，并从中央到地方采取措施以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他还建议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从事种植或牧畜。他说：“地属高亢，则宜多种赤米⋯⋯若卑湿之田，则宜种耐水之稻⋯⋯其余花果草木，皆宜审察土宜，于隙地广行栽种。如牛羊犬豕之属，皆当因地制宜，教以牧畜。庶使地无遗利，人有盖藏。”文章最后指出发展民族经济——农业和工商业是使国家富强的中心课题，“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这在客观上也正是对洋务派思想的批评。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历年的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1892年7月（清光绪十六年六月），他参加了第五学年考试，又获全级第一。孙中山历年成绩总汇，在12门课程中成绩得优等者10门，及格2门，总成绩是“最优异”，他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了。在同月23日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他接受了教务长英国人康德黎（J.Cantlie）颁发的西医书院第一名毕业执照，并获得《婴孩与儿童之病症》《外科肾症》和《神经之损伤与病症及其治疗》三书作为奖品。毕业典礼结束后，康德黎又特别在家里设宴为毕业生孙中山和江英华二人庆贺，应邀作陪者50人，师生欢谈，气氛至为热烈。

至此，孙中山结束了他的大学生涯。

大学时代是孙中山一生中不可忽视的阶段。如果没有这六年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在学习自然科学的同时，热心研究社会科学，并参加实践，广交爱国志士，从而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孙中山就难以在1894年成长为一位民主革命家。

总体来说，从12岁到26岁，孙中山在学生时代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共14年之久。在这期间，作为一个积极向西方学习，探求救国真理的青年，他学到了不少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了资产阶级的一些社会政治学说，使他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此同时，国内外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生动事实，也给予孙中山以积极的影响。这些，对于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至于孙中山西医书院毕业时是得了什么学位的问题，说法不一。目前，海内外有关孙中山的著述中仍有着不同的说法，宜予辨证说明之。

长期以来，“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流传甚广。1935年，原博济医院旧址（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竖立的纪念碑，雕刻有“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等字样。博士之称实际是一种误会。《伦敦被难记》的中文本提到孙中山西医书院毕业一事的文字为：“阅五年而毕业，得医学博士文凭。”但查对1879年伦敦出版的英文原著，这一段作“After five year’s study（1887—1892年）I obtained the diploma entitling me to style myself Licentiate in Medicine and Surgery, Hong Kong”。① 可译成：“经过五年（1887—1892年）学习之后，我领得有资格在香港开业行医的毕业文凭。”并无博士的字样。

罗香林在《国父大学时代》一书中，有的地方称孙中山获得的学位是学士，有的地方又说是硕士。如该书叙述康德黎在毕业典礼上演说完毕后，即颁发国父与江英华二人成绩优秀之毕业执照，内载中英文证明文句，大意相同，唯英文方面增加“并由书院当局授予香港西医书院医学及外科等硕士（Licentiate）之学位称号”。其实Licentiate在这里并无硕士的含义，只是有开业行医资格者的意思。揆诸事实，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五年，只有本科考试成绩，仅能授予学士学位，迄今尚未发现孙中山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考试成绩、论文及答辩情况等资料。

事实上，西医书院当时尚属草创阶段（1892年才转入正轨），是没有资格授予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康德黎在颁发证书时说得很清楚：“今日对在座青年同学颁发准许各位为书院信誉而从事医药与外科及产科医师职务的证书执照，乃一较任何事情为感觉兴奋的事。这种学士证书执照的获得，用各位过去五年在书院努力工作，而今日仅得发展初阶的结果，且显示为书院开创新纪元。因为学士荣衔的获得，在本院还是第一次呢！”

五、大学时期的广泛交游

孙中山的大学时期，既是他政治上开始成熟的时期，也是他作为一个民主革命者不可缺少的思想准备的时期。这个时期与他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他的勤奋治学和广泛交游，就为他日后的革命工作准备了条件和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是个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的学生，但不是一个埋头读死书的书呆子，他并没有一头栽进医书堆去，而是经常关心国家大事，怀抱救国救民的宏愿。他的学习范围远远超出了医学院课程的要求，凡有关国利民福的知识都潜心钻研，阅读了大量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各种书籍。他在给郑藻如的信中云：“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

当时，孙中山有意识地结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知识青年，交流个人的政治抱负与爱国理想。他所交游的人群中，既有同学、老师、商贾、工人，又有士绅等不同类型的人。他们政治面貌虽然不同，但不乏进步、开明甚至抱有反清思想的人士，并分别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及早期的革命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还形成了一个没有组织形式而有共同反清愿望，以他为核心的政治小团体。

当时，孙中山与之交往最密切的，首推被人称为“四大寇”中的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

陈少白（1869—1934年），广东新会人，自小就从叔父处获得“西学译本多种”，因而“知世界大势，发生国家观念”。1889年，他在广州新办的格致书院就读，因家境日渐困难，预备到香港去半工半读，经区凤墀介绍，开始与孙中山相识。俩人一见如故，“谈谈时局，觉得很入港，谈到革命的事，也是很投机”。

尢列（1866—1936年），字令季，别字少纨，广东顺德人，其祖与父都是学者，在当地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尢列在结识孙中山以前，就游历过不少地方，足迹所及，内而大河南北，长江上下，外而朝鲜、日本。他还在上海加入过洪门会，又到过南京寻找太平天国遗迹。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尢列“蒿目时艰，慨然有匡复之志”，是一个见多识广而又有爱国反清思想的青年。1886年夏，他开始与孙中山结识。后来，他去香港考取了华民政务司署书记的职务，这样就使孙、尢有更多机会相聚。尢列曾从事舆图测绘工作，又游历甚广，他这方面的知识，自然会使熟悉地图、注意山川形势、关心风俗人情的孙中山感兴趣，加上两人同有反清思想，因而成为密友。

杨鹤龄（1868—1934年），是孙中山的同村青年，自幼相熟。杨父在香港开设了一间名为杨耀记的商店，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经常到杨耀记，与杨鹤龄来往更为密切。杨鹤龄与尢列为广州算学馆同学。在1889年至1890年间，孙、陈、尢、杨就常聚集在杨耀记商店楼上，一起“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孙中山这样回忆：“予与陈、尢、杨三人常住香港，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

孙中山早年已认识的陆皓东和郑士良，也是当时的亲密朋友。陆和孙是翠亨村孩提时的同学。1883年孙中山在翠亨毁坏神像，就是和陆皓东一起干的。后来，陆皓东在上海电报局任报务员，他每次从上海回广东途经香港时，一定要找正读大学的孙中山畅谈国家大事，并常下榻于杨耀记，与“四大寇”会见。孙中山与陆皓东的来往一直是很密切；后来，陆皓东在孙中山影响下决心参加革命，成了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郑士良因父辈的关系，从小就与会党绿林中人有交往，受到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痛恨清朝官吏的贪污腐败。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校读书时，与郑士良是同学。郑士良“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孙中山与郑士良谈到反清的事，郑听了以后表示悦服，并告诉孙中山，他日有事可罗致会党以听指挥。孙中山转学西医书院后，郑士良则于1888年回到归善淡水开设西药房，继续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与孙中山的联络并未中断，经常到香港杨耀记与孙中山会面，极赞成孙中山的政治主张。

上述同孙中山有密切交往的陈、尢、杨、陆、郑五人，尽管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与孙中山一样，是不同程度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具有强烈爱国思想和反清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年轻的志士高谈反清言论，仰慕反清的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他们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孙中山固然首先以自己激进的思想影响着周围的青年朋友，但另一方面，这些青年朋友又都在不同的方面，或给孙中山以鼓励，或增长了孙中山的见闻，或与孙中山同作日后的谋划，总之，他们也给孙中山以影响，使孙中山增强了信心和勇气。这对孙中山日后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革命活动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样，一个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小团体正在形成之中。孙中山最早的革命事业都以这几个人为骨干，如陆皓东在1895年的广州起义，郑士良在1900年的惠州起义，陈少白于《中国日报》、创立兴汉会、与康梁改良派商谈等，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大学时代的后期，孙中山还结识了香港辅仁文社的社长、后来成为香港兴中会总部会长的杨衢云（1861—1901年，原名飞鸿，福建海澄人）。杨衢云生于一个有种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小随父在香港学英语，后在香港任英文教员、招商局船务书记长。香港时有英国海陆军人酗酒闹事，凌辱殴打中国人。杨衢云每遇这种情况，即“挥拳奋击醉兵”，因而屡被执送警署。他常愤慨地说：“外人待我不平，同胞必须发奋图强，其所以致此，皆因满胡压迫汉人，不能致中国强盛，故受外人歁侮也。”

此外，孙中山还结识了一些有志于改革的维新派人士。其中对孙中山产生直接影响的，首推他的业师何启。何启是香港中央书院的毕业生，后赴英国学医，毕业后再学法律，获法律学学士学位。1881年，何启回香港，先行医，后操律师业务，不久被推为香港议政局议员，在香港社会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精通西学，又是一个主张改革的爱国忧时之士。1887年1月，著名的洋务派外交官曾纪泽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为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涂脂抹粉。何启读后，立即写了《曾袭侯〈中国先睡后醒论〉书后》，揭露清政府“政治不修，风俗颓靡”的腐朽状况，指出这才是中国的真忧所在。该文要求在制度上实行改革，取信于民。认为国家之兴之立在于人民，“为君者其职在于保民，使民为之立国也；其事在于利民，使民为之兴国也”。

何启是西医书院的创办人、学校的名誉秘书，并任法医学和生理学教师。西医书院规模不大，师生之间易于交往，何启关于主权在民的论说，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何启影响下，孙中山在大学时已喜欢写文章，发表改革和救国的言论。孙中山在早年上书中的一些改革主张，就和何启的某些主张颇为近似。何启后来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

另一位与大学时代的孙中山有较密切关系的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是孙中山的同乡，比孙中山年长24岁，曾是洋行买办，在洋务派经营的企业中任过总办、帮办等职务。他是一个“熟谙洋务”的官员，又是一个颇具爱国思想的维新人物。孙中山通过好友陆皓东的介绍相识后，俩人经常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及学习西方的主张。后来，郑观应曾为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函请盛宣怀向李鸿章推荐，说明郑观应对孙中山是了解和熟识的。

孙中山与西医书院的两位英国教师康德黎与孟生也有密切关系。后来，1896年10月，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使馆诱捕囚禁，康德黎获讯后与孟生竭力营救，使孙中山最终获释，充分体现了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

此外，孙中山还与同学关景良、教友区凤墀、区凤墀的女婿尹文楷、区凤墀的朋友王煜初（王宠惠的父亲）建立了较为深厚的友谊，他们对孙中山的事业或生活，都给过一定的支持或帮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时孙中山这种交游为他日后形成革命团体，进行反清，具有重要的意义。“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责任编辑： 郭爱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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