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苏州出生。100年前，顾颉刚30岁时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此后，顾先生的历史学研究以由其引领的“古史辨”运动及七大卷《古史辨》为代表，直接促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结构性转向，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同时，顾先生兴趣广泛，一生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在民俗学、上古神话学、故事学、宗教学、民族学、边疆地理学等领域，亦皆可谓开风气之先。

顾颉刚与山东的缘分很深。他出生时，父亲顾子虬正在山东武定府知府潘子牧家教读，一年工资加到70千文，他懂得生活的艰难，除了剃头之外，一钱不用，都寄回家；同时用功读书，以期上进。那时祖父为顾颉刚算命，命里缺土、缺金，加上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诵坤”，字曰“铭坚”。稍长后，顾子虬取名字相反的古义，又起了一个号叫“颉刚”。

1927年夏，胡适曾评论说：“我与傅斯年的性格是向外发展的，顾颉刚的性格是向内发展的。”此话说得不错，顾颉刚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思考学问、工作和生活，剖析他人和自己。在顾先生“其心也诚，其志也坚”的治学历程中，与齐鲁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以1931年在山东的游历最为密切。

这种向内发展背后是大学者忧民忧国的情怀，在顾颉刚游山东的日记中足可见。1931年，顾颉刚与同事组成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旅行目标，一方面为校中图书馆及小型博物馆搜购文物；另一方面则以连年天灾人祸，历史文化之遗存必受摧残，将调查其损失及现状。”所到之处有：河北之定县、石家庄、正定、邯郸、魏县、大名，河南之安阳、洛阳、陕州、开封、巩县，陕西之潼关、西安，山东之济宁、曲阜、泰安、济南、龙山、临淄、益都、青岛等。

在山东，顾颉刚看了曲阜三孔，到泰安游岱庙及蒿里山；在济南看了趵突泉，“泉在市场中，适新遭火灾，触目皆枯椽焦柱。泉有三潭，向上喷吐，势极猛，周约三尺，此他处所未睹者也”；之后，他到山东省图书馆，见到馆长王献唐，并由其陪同参观。看完馆藏的汉画石、鼎彝、书画及善本书之后，顾颉刚评价说：“以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以后必将蔚然为北方文化重镇矣。”

顾颉刚一行还游龙洞、千佛山。在千佛山，顾颉刚看到民生之艰，“以离城近，进香者多，故寺院甚新，路亦平坦。丐又多于泰山，每登数级，即遇其一。”在看到不多的几处佛像和石刻后，顾颉刚有些失望：“久闻千佛山名，以为佛像必多，搜之竟不再见。叩之寺中人，亦无以答。”之后，顾颉刚还到城子崖访谭国故城，去捡拾“石陶器”等文物，居然能“得石斧一，黑陶碎片若干”。接着又踏访了平陵故城。

可惜在济南时，顾颉刚未能与老友王祝晨相见。早在1926年，王祝晨被军阀张宗昌撤职后便想把“山东民俗集成”整理成册。王祝晨在二中、一师担任校长时，鼓励学生寒暑假回乡收集山东各地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风俗礼仪、民谣、民谚、民间游戏方法与游戏玩具等等，他以每日十小时到十二小时的工作量来整理、手抄出六大门类，并与顾颉刚书信来往研究出版之事。

此后，顾颉刚一行出临淄故城东门，游黔敖墓。下午到青州，观文庙，又到衡王府，看石牌楼、胭脂井、四松园等遗迹。上南门，望云门山，循城墙，步至东门，游文昌宫，观大齐碑。由城外至北门，看东阳故城。进北门，游万年桥、玄武庙，看龙兴寺钟。还到范公亭，看井亭及明清诗石刻，游城隍庙。

5月18日晚，顾颉刚到达青岛，此后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会友、访古。5月21日晚七点半，顾颉刚在青大演讲《黄河流域访古之经过》，向青大的学子介绍他一个多月来在黄河流域访古考察的经历，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钟。从顾颉刚的日记记录来看，他行程东西几千里，演讲的内容就近取材，在旅行中的见闻随手拈来，跨越上下五千年，以期激发学生对历史地理、考古访古的学术兴趣。可能在座的青大学子对考古、文物并不是很感兴趣。这对顾颉刚来说，则有些怅然若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究竟不是一个能演讲的人，今日费时虽多，但听众无甚兴味。先走者甚多。我想，即以此为我演讲的末次吧。”

顾颉刚一路考察，所见先民之遗产，“或建筑之伟，或雕刻之细，或日用器皿之制造，或文字图画之记录”，莫不惊心动魄，但“何意此二三十年中竟受急剧之破坏，及我之身将沦胥以铺”。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使顾颉刚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实况。

不难看出，此行之后，对顾颉刚思想的冲击，足以影响一生。作为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学者，顾颉刚久居都市，已习惯了现代化生活，对于现实的民间本来是孤陋寡闻的。此行使之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

5月29日，顾颉刚回到北京，仔细回味旅程，彻夜未眠。尤其是，他所见民生惨痛状况，感受到强烈的刺激：“他们许多人还度着穴居的生活。自虎牢以西，土质甚粘，山又无石，所以容易开洞……我们为了休息，进过多少乡村人家，我用了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知道炕是辽金传来的风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时传进中国的棉花，可称为最新的东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锅之用铁，门联之用纸，都是西历纪元前后的东西，可以说是次新的……然而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病痛却是二十世纪的，官吏和军队要怎样就怎样，鸦片、白面、梅毒又这等流行，他们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么路走！”

对于“亡国”之说，因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国民常识，顾颉刚自然早有此种恐惧；然而对于“灭种”，生活在城市的顾颉刚以前没有这种感觉，但在这次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体悟到了。几天后，他回到学校里，看着大家无忧无虑的容颜，不禁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要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他言之过重。即使相信了他的话，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叹。从此以后，顾颉刚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别人悲愤填膺，顾颉刚则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机会。“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毕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可恢复健康了。”作为学者，顾颉刚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以为当时最要紧的任务，是抓住这个机会唤醒民众。

华北之行，也让他人生的自我选择彻底定型。他幼年读贤书，颇有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但到年纪稍长之后，深知世界情形的复杂和一己知识的短浅，觉得自己这一生只配研究学问，而毫无“用世”之心。此行之后，即便对社会诸方面感到不满意，他总以为自有贤者能者担当责任，不必以自己不适合的才能投入其中，弄得于世无益，于己有害。所以十余年来，虽然国事“如沸如羹”，他始终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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