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纷繁复杂的器物史中，铜器独占一隅。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之一，铜器很早就出现在先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此后始终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中国铜器，经历了先秦的礼重，汉唐的沉寂，宋元的复生转变，明清的仿古与新意……千百年间的坎坷与发展，写就一部恢弘的铜器演变史。近日，山东博物馆“器以载道——山东晚期铜器的古意与新义”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条穿越时空的隧道。此次展览11月22日开展，至2024年3月21日结束。观众可在不同器物的演变中，顺着历史脉络，探究晚期铜器的前世今生。

“千年后的我们，面对这些或精美，或质朴，或厚重的铜器，似乎也在与千百年前的先民对话，不但探讨古器和今器的关系，更是器物和人的代代相承。”本次展览策展人、山东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布明虎说，此次展出的晚期铜器以祭器为主体，辅之以清供玩器，庙宇祠堂之中，书斋雅室之内，都可以见到铜器熠熠生辉。

古代的铜比较珍贵，所以称为“金”“吉金”。红铜是纯铜，在铜中加入锌的是黄铜、加入镍的是白铜，青铜则是由铜、锡、铅组成的合金。在中国古代，青铜制品最为常见，在多个时期、多个遗址均有出土。古人重视祭祀，并以物品的多寡、器物的多少等来衡量对神灵的诚敬之心。从最初的陶制三足器，到具有高度审美功能的礼器“鼎”出现，附着其上的青铜饕餮在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

步入展厅，首先看到的便是铜簋、铜钟、铜簠等多件山东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它们不仅体现了中原礼乐宗法制度，还兼具海岱地区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其中，虢叔旅钟是一件体现家国情怀的重器。周人为加强礼制建设，通过铸器作铭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西周晚期虢叔旅曾为其父铸编钟一套，铭文在追述祖先功烈、告祭自己荣誉、感念王室恩赐的同时，突出宗族体系的传承，表达了福荫家国、惠泽子孙的祈愿。

“即便走出巅峰时期的青铜时代，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和它们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宗法制度等，仍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继承延续，沉淀为支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文化基因。”布明虎说。

很多人认为，铜器只有商周好，晚期铜器一直被误认为属于伪造、仿造，对其历史艺术价值发掘不够。殊不知中国在宋元以后曾出现第二次铜器制造高峰。自宋代起，金石学与博古之风在文化领域逐渐盛行。这股风气与恢复古代礼制的呼声相结合，逐渐确立了仿古铜器为祭祀用器。经元、明、清的传承和发展，“胆铜法”炼铜、珐琅等新工艺的出现，演绎了新法制铜的成就与辉煌。

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庙、孟庙、周公庙、东岳庙以及大家族的祠庙中，常将仿古铜制礼乐器作为祭祀供奉用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文庙祭祀所用铜器。从府到县，乃至乡村，都建有文庙，先贤们雕琢庙堂圣殿，擘画人文渊薮，前仆后继。前任建庙宇，后任建牌坊；你疏浚了泮池，我修建一座杏坛。历代捐资修葺文庙的人中，有知府、同知、知州、通判、知县、士子、绅耆、商人，以及在外做官经商的乡贤、本地的升斗小民。各地人们对文化的崇尚和坚守，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可见一斑。

让文庙灵动起来的是祭孔大典，而铜器是祭祀用器的重中之重。官绅主导下的文庙祭祀，在帝制时代，体现着“治统”与“道统”的融合。至元、明、清时，符合“先王之道”的“复古风”仿古铜礼器，延续着先秦时期青铜祭器的内涵。

以曲阜阙里孔庙为例，其祭祀礼器主要有两类：一是祭器，二是乐器。祭器包括爵、簠、簋、笾、豆、镫、铏、篚等，其地位高于日用器。《礼记·王制》云：“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按使用频率，可分常规祭器和供器。供器主要为历代皇帝御赐，只在春秋释奠时使用；常规祭器为实用礼器，数量大都在数十甚至上百，多为成套使用。

此次展览，有一件明代阙里孔庙夔龙纹大方鼎，是曲阜孔庙现存最大的祭器，重约98千克。器身正面口沿铸楷书铭“宣圣庙”，背面口沿铸楷书铭“明成化二十三年七月吉日造”，两侧面中间方框内铸楷书铭文，磨损严重，漫漶不清。

这件大方鼎，是明成化年间尊孔尤盛的力证。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十分注意利用孔子和儒学，开了明代尊孔的先河。明成化年间，山东也掀起一股尊孔热潮。1996年12月24日下午，在兖州城区九州东路东御桥小学门前开挖自来水管道沟槽时，工作人员发现一处明清时期兖州府学文庙祭祀礼乐器窖藏，共出土器物404件（套）。其中礼器有爵、簠、登、豆、铏、盘、鼎、造像等8种共384件；乐器有编钟、编磬等2种共20件。该窖藏礼乐器器形规整、纹饰精美，对于研究我国文庙祭祀礼仪制度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中，有铜豆、铜铏、铜镫、铜爵等多件器物，上铸铭文“大明成化丁未三月吉日山东兖州府知府赵兰造”。赵兰对孔孟之道甚为推崇，曾为皇帝提出六条建议，其中四条与祭孔礼仪更定有关：“一请定礼乐……一请详祀位……一请议谥号……一请补缺略，谓孔颜孟三氏子孙各有官爵祭田，惟曾氏子孙未有，乞赐祭田给人户备洒扫，选贤良户为庙主岁时祭祀，仍令有司主之。”

从来源看，孔庙祭祀礼器的由来有三种渠道：一是朝廷御赐，二是自行购买，三是各地捐赠。以阙里文庙为例，最早的御赐礼器见于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刘炟过鲁祠孔子，留太尊、牺尊、象尊、山尊、雷尊、明水瓶各一。此后历代均有不同赏赐，至清代中期达到顶峰。

此次展出的文庙编钟，以清乾隆辛酉年（公元1741年）为盛。其中济宁市兖州区博物馆藏有11件，汶上县中都博物馆藏有12件，省内济南、青州、菏泽、滨州、沂水、蒙阴等多家文博单位有藏。根据形制、铭文判断，这些铜编钟非常一致，当属同一批次，或同一时期采用相同标准所铸，铸好之后又分配到各地使用。

在县一级文庙中，其规制无法与阙里文庙比肩，不过士子之用心，也昭明日月。在德州临邑，当地文庙建筑群已荡然无存，仅在县志中绘有一页“学宫图”，残存部分文字记载。其文庙祭器亦流失各地，目前在山东省内仅发现11件临邑文庙祭祀礼器，均为明成化癸巳年间所铸，当为一体。在此次展出中，也能发现它们的身影，这些器物的铭文除了铸有当地主官之名，还有“成化癸巳秋月临邑县生员钟义”“生员董纯”等字样，说明当时有财力的士子也积极参与到儒家文化建设中。

此次展出的另外一套别致的器物，是出自巨野文庙的清晚期掐丝珐琅红地番莲纹五供，有一件莲纹炉，莲纹觚、莲纹烛台各两件。这种变化，与明清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手工技艺直接相关联。从明中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和清代的“珐琅彩”“粉彩”等等，新瓷日益精细俗艳，它与唐瓷华贵的异国风，宋瓷的一色纯净，迥然不同。也可以说，它们在风格上与明代市民文化非常接近。

在以上铜器的诸多变化中，有一种不变的精神，那便是“与古为新”的文化传承精神。在铜器的见证中，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犹如春风化雨，由庙堂而至民间，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责任编辑： 杜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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