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保卫 郑权: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使命及未来愿景
青年记者 | 2026-05-15 08:08:28 原创
作者: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广西大学特聘君武荣誉教授,本刊学术顾问);郑权(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5期

编者按:
今年5月17日,是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在那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命题。在讲话中,他强调要加快完善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11个重要学科,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及发展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思想动力。本刊特发表当年作为新闻学科学者代表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的纪念文章,以饗读者。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5·17’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并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1]。这一论述,从战略高度确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关键地位,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年来,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致力于立足本土实践、提炼原创理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学科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座谈会所倡导的“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以及将新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需要加快完善的11个学科之一,不仅营造了有利于学术创新的制度环境,更激发了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各学科探索自身发展路径的理论自觉。
历经十年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在学术研究、理论构建、人才培养与实践创新等方面均取得长足进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学科主体性显著增强,整体发展态势蓬勃向上,进入到开拓创新、全面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已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综观现有学术成果,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阐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智能传播与平台逻辑对新闻业态的重塑、媒体融合与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以及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等维度,对学科“建设发展”的整体性、战略性与历史必然性的阐释尚显薄弱。
“学科发展”不仅关乎理论体系的成熟度,更指向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之问中的实际效能与未来进路。基于此,本文基于“5·17”座谈会召开十周年这一历史节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考察中国特色新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部环境,阐释其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并锚定其未来发展的学术愿景,以期为进一步强化学科的主体性、提升其服务国家战略与民族复兴伟业的综合能力,提供一份整合性的梳理与前瞻思考。
一、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任何一门学科的兴起与演进,都深植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与社会土壤之中。因此,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得以孕育和发展的宏观时代脉络与根本现实动因的剖析,构成了理解其学科逻辑的起点。
(一)“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时代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并用“五个事关”精辟概括了其全局性影响,即“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这一根本定位,从国家治理的最高层面框定了新闻舆论工作的坐标,也从根本上设定了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赖以生成与发展的核心政治逻辑与现实起点。
“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战略定位,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根本坐标和方向。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它决定了学科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与道路安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3],报刊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4]。这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明了新闻传播活动与权力运行、社会意识塑造之间内在的、普遍的联系,揭示了新闻媒介在形塑“普遍的社会意识”中的核心作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发展必须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基石,系统阐释新闻舆论工作如何确保全社会在指导思想与理想信念上高度团结统一,从而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稳定有序奠定坚实的政治与思想基础。在社会整合层面,它规定了学科研究的关键面向。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新闻舆论的功能已从侧重于革命动员的“思想宣传”,深化为服务于长期执政、社会整合、风险化解与共识凝聚的、更为复杂的“舆论引导”与“沟通治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知识生产,须直面如何通过新闻传播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塑造集体认同、引领主流价值的重大现实命题,探索超越新闻信息表层流动的深层传播机理,深入意义建构、关系维系与价值秩序生成的复杂过程,为社会思想观念多元背景下实现有效舆论引导与整合提供理论支撑。
在信息化浪潮与全球格局深刻演变背景下,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均发生了深刻变革,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与挑战日益凸显,这进一步强化了从学理层面系统回应“治国理政、定国安邦”战略定位的紧迫性与必要性。这就要求新闻学研究必须超越对一般业务规律或西方既有理论的简单追随,立足于中国政治实践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关切,致力于构建一套能够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舆论工作规律、能够有效服务于国家治理目标、能够从容应对复杂舆论生态挑战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学科自身走向成熟与独立的内在要求,更是其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宏大事业中确立自身价值、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根本前提。换言之,时代不仅提出了问题,也规定了回答问题所需的理论坐标与知识范式,这正是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发展的鲜明特征与深层动力。
(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新闻,从其本质属性上看,是一种深刻的文化实践。它不仅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意义生产、价值传递与精神交往的核心机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叙事活动,新闻参与构建社会认知的框架,塑造集体记忆的形态,并深刻反映与影响着特定时代的精神风尚与文明肌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5]。新闻传播正是这种“交织”在现代化条件下的突出表现,是精神生产与交往的重要形式。因此,新闻事业及其学术研究,自始便与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程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这一论断将文化发展置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之中,也由此设定了所有文化实践(包括新闻传播实践)的时代坐标。因此,探讨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必须将其置于社会主义文化从“大”到“强”这一历史性跨越的时代背景之下。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首先为中国特色新闻学确立了以巩固国家文化主体性与价值同一性为核心的根本性议题,推动其研究视野从“如何报道”拓展至“报道何为”的文化价值维度。在思想文化日益多元、交流交融交锋频繁的当代语境下,如何通过新闻传播这一日常化、大众化的实践,有效促进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涵化与弘扬,筑牢全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成为时代赋予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关键命题。这就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深入探究新闻叙事、舆论表达在整合社会意识、培育时代新人、传承民族精神方面的内在机理,阐释新闻如何作为“成风化人、凝心聚力”的文化载体将宏大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身的生活故事与情感共鸣,从而为文化的繁荣兴盛奠定坚实社会心理基础。
其次,这一目标蕴含着对新闻传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深切呼唤。新闻既是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底稿”,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创造形式。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对时代精神的精准捕捉、对人性光辉的生动呈现,本身就构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新闻媒体通过设置公共议题、开展文化批评、推介优秀作品、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造的社会氛围,能够有效引领文化风尚,激活社会整体的文化创造潜能。文化强国的建设,内在地需要一种充满生机、能够引领风尚、激励创造的新闻传播业态。这就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推动其研究新闻生产如何融入并助推整体的文化创新链条,如何通过对优秀文化成果的发现、阐释与推广来营造崇尚创造的社会氛围,以及新闻实践自身在叙事伦理、话语革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如何实现文化品格的提升。
此外,这一目标将新闻舆论工作置于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宏大历史叙事中,要求中国特色新闻学深度参与到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之中。文化强国的建设,不仅着眼于当代文化的繁荣,更深层次地关乎古老文明的当代转型与未来兴盛。在文明演进进程中,新闻传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时代书写者”与“文明对话者”角色。这就要求学科具备一种深远的历史意识与文明视野,能够超越对短期社会现象的解读,致力于研究新闻实践如何参与构建具有连续性、包容性与开放性的现代文明叙事,如何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清晰而富有魅力地阐述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从这个维度看,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不仅是为当下服务,更是为一种伟大文明的未来负责。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结晶与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涵盖了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7]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为新征程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占据着基础性与支柱性的地位。[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就新闻舆论工作的方向原则、职责使命、实践路径与创新发展作出一系列根本性、战略性的深刻阐述。这些论述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系统阐释了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及其时代方位与核心功能,深刻揭示了其在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凝聚社会共识、服务国家发展、塑造国家形象中的核心作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展开和集中体现,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建设的“魂”与“纲”。
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系统化阐释,内在要求一个与之相匹配、能够为其提供坚实学理支撑的新闻学学科体系。这一思想源于并指导着波澜壮阔的实践,其丰富的内涵和创新的论断,亟待通过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转化为逻辑严密、概念清晰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回应这一内在要求的过程,其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战略判断与规律性认识,进行体系化、学理化的阐释、论证与深化。这要求学科研究必须深入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系统阐释其中蕴含的诸多重要概念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内在实现机制,从而将这一思想体系升华为逻辑严密、学理深厚的知识体系,为其提供坚实的学术滋养与理论注解。
反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一旦形成并确立其指导地位,必然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学科范式、研究议程与价值取向产生根本性的塑造作用,为其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清晰坐标与强大动力。在思想与学科的辩证运动中,学科建设并非被动地“填充”思想框架,而是在思想的指引下,主动面向时代提出的真问题、大问题,开展创造性的知识生产。这种辩证关系,赋予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独特的历史使命与学术品格:它既是一门致力于探究新闻传播规律的社会科学,更是一门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实践与文化土壤、自觉服务于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之学。其发展的深层动力与鲜明特征,正源于对这一内在要求的深刻回应与自觉践行。
(四)媒体格局变化与传播技术变革的必然趋势。在互联网主导的媒介化社会中,传播主体、渠道、方式和舆论生成机制已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一变革在当下最集中、最深刻的体现,便是以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浪潮的全面渗透。这既对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导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也为新闻传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的空间。中国特色新闻学必须直面这一由人工智能技术(AI)定义的“AI时刻”,深入研究由此催生的新型新闻传播规律,为在智能时代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提供理论应答。
当前,人工智能已从传媒业的辅助工具跃升为关键的“行动者”与核心驱动力,推动传播生态发生根本性转变。技术逻辑正从“AI辅助媒体”(AI for Media)向“AI创造媒体”(Media by AI)演进,AI不再仅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更成为内容创新、形态演进乃至生态重构的核心引擎。在传播主体上,社交机器人、虚拟数字人、AI主播等非人类行动者广泛参与互动,它们能够模拟人类语言和行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影响话题设置与意见走向,使得舆论生成机制愈发复杂,真实与虚构、人类与机器的边界日益消融。在内容上,基于大语言模型、多模态生成能力的AIGC技术,能够实现新闻稿件的自动撰写、视频内容的智能生成,甚至进行“全息”叙事,将信息生产从以人类专业智慧为核心的线性流程,转向“人机协同”乃至“人智共创”的复合模式。这极大地释放了内容产能,但也对传统新闻业基于采访权、编辑权的专业壁垒构成了冲击。在新闻分发上,智能推荐系统通过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实现分众化、精准化乃至个性化的内容匹配,提升了信息触达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信息茧房”与“回声室”效应,使舆论场呈现圈层化、碎片化态势。
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建设发展,必须超越对技术工具的应用性讨论,将AI驱动的系统性变革置于重要位置,将其作为理解、阐释和回应时代的基本要素与核心问题域。这意味着,学科的理论视野需从对传统新闻业态的观察,全面转向对智能技术所引发的新闻生产模式、信息分发机制、受众认知方式以及整个行业生态结构性变迁的把握,深入到智能时代新闻活动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与实践论层面,构建一套能够穿透技术表象、洞察新闻活动本质、指引未来发展方向的自主知识体系,从而为理解和回应由数智技术革命所定义的、全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及其内在运行规律,提供坚实、系统且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框架与学术基础。
二、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
使命引领方向,责任定义价值。一门走向成熟的学科,必然由一系列清晰而崇高的历史任务所驱动,从而明确其在国家与民族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坐标。自2016年“5·17”座谈会以来的十年中,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使命日益清晰,并成为中国新闻学界的自觉认知和行动导向。
(一)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所谓“自主知识体系”,是指一个学科在理论来源、问题意识、价值立场与话语表达上不依附于外来框架,而能基于本土经验与文化传统进行自觉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创造。对于中国新闻学而言,这一体系特指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根本遵循,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变革之中,旨在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学科知识系统。
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洽的层级结构,其建构是一个从理论根基到中层架构,再到具体方法逐层深化的系统工程。在其哲学根基、价值立场与方法论原则这一基础层面,它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根本遵循,同时深度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文以载道”“通变”的思维智慧,并批判性借鉴国外有益的成果方法,从而确保了研究的源头活水与正确方向。
在此之上,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其中层理论架构,即由一系列标识性概念、核心命题与历史叙事所构成的逻辑框架。这一层级要求系统梳理与诠释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工作中形成的独特概念与思想谱系,如“党媒姓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政治家办报”“正确舆论导向”“正面宣传为主”等,并阐明其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同时,它必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办报活动中蕴含的新闻传播理念与叙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将其融入现代新闻学的概念范畴。此外,它还应对媒体融合、网络治理、国际传播等新时代实践所产生的重大议题进行理论抽象与阐释,提炼出如“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效能”等具有解释力的新概念,实现从实践经验到学理知识的升华。
第三层级是面向复杂新闻传播现象与实践问题的应用理论与研究方法论,旨在将中层理论的逻辑力量转化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有效工具。它需要发展出一套适用于分析中国媒介制度、内容生产、受众接收与社会效果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模型,确保产生的知识能够切实回应实践之问,并在探索世界新闻传播共性难题时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这一体系的成熟,最终将体现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与解释力的理论成果、一套体现中国价值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及一种能够有效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学科教育范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增强中国新闻学的学术主体性与理论自信,使之不仅能够精准解读中国新闻实践,也能为全球新闻学研究注入新的思考维度。
(二)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是党在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深刻回答了新闻事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其核心精髓在于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并具体体现为一系列涉及新闻工作本质特征、业务规范、运行规律的思想理念和专业知识,是指导中国新闻事业不断前进的宝贵理论财富。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的新历史起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技术发生深刻变革,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态势尚未根本扭转,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挑战,党的新闻思想必须与时俱进地丰富与发展,才能继续发挥其凝聚人心、引领方向的强大思想武器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强的舆论支撑。
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思想,其首要的、基础性的工作是对这一思想谱系本身展开“打深井”式的挖掘与深耕。这意味着研究需超越宏大叙事,深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与实践现场,通过对关键历史节点、标志性理论文献、代表性新闻实践与重要人物思想等个案的剖析,提炼出具有连续性与生长性的核心观念,并将分散的实践经验系统化,从而使理论总结建立在扎实的个案研究基础之上。
当前,我们面临着媒介技术革命、社会结构变迁与国际传播秩序调整带来的全方位挑战,这就要求党的新闻思想不能仅是历史的总结,更需成为面向未来的、开放的创新体系。对此,必须将其基本原理与智能传播时代的内容生产规律、舆论生成机制、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文化传承创新等新课题进行对话,从中提炼出能够解释新现象、引导新实践的新概念、新判断与新方法。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理论应用,而是思想体系自身在回应时代之问过程中的一次内在生长与范式革新,旨在使其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能够覆盖从国内治理到国际传播的每一个前沿领域。
(三)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守正创新。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闻工作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理论结晶与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9]这一思想体系,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闻事业的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与重大飞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所谓“守正”,即坚守这一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基本原则不动摇。可概括为两组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及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10]。这“七个坚持”深刻回答了新闻事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构成了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政治基石和行动总纲。
所谓“创新”,则是指在牢牢坚守上述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推动这一理论体系与时代同步、与实践并进。它要求直面媒体深度融合、全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新格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带来的全新课题,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鲜活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特点、概括新概念、构建新话语、提炼新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守正创新,关键在于将其系统、完整、深刻地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新闻实践的全过程,切实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最终实现“入脑、入心、入魂、入行”。这就要求扎实推进其“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基础工程。“进教材”是根本前提,必须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核心、逻辑严密、表述精准的权威教材体系,确保教学内容的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由作者之一郑保卫主编的教育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理论》,正是致力于此“进教材”基础工作的初步尝试,旨在系统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核心、兼具学理性与实践性的论述框架,力求准确呈现其核心要义、发展脉络与时代内涵,为规范化教学提供基础文本。[11]“进课堂”是中心环节,要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将抽象理论与鲜活案例、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相结合,引导学生在思辨与对话中深化理解,实现从知识接收到融通的跨越。“进头脑”要求教育引导超越知识传授,触及价值观塑造,通过历史教育、国情体察与专业实践,使学生深刻领悟党的新闻工作与民族复兴伟业的内在关联,从情感与理性上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定信仰。
(四)为世界新闻学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世界新闻学并非单一、同质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由不同历史传统、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和实践路径所塑造的多元知识领域。其内部的差异性,根源于新闻事业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之间不可分割的本质联系。所谓西方新闻学,主要指的是在近代欧美历史语境中生成、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新闻自由”“第四权力”“新闻专业主义”为核心叙事的一整套理论预设、规范主张与话语体系。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要求,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长期占据着学术话语的强势地位。而中国特色新闻学,则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中国大地,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新闻知识体系。它是以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为根本宗旨,其理论内核、问题意识与实践逻辑均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与文明传统之中。
新闻学之所以必然呈现出国别、阶级与党派的鲜明属性,而非如物理学、数学般追求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普遍公式,是由其研究对象与功能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新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的生产与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所建立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参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建构、维护或变革。它关乎“谁在说话”“为谁说话”“说什么”以及“如何说”等核心话语权力问题。因此,不同社会制度、阶级立场和政治力量,必然会对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伦理与运作方式提出不同要求,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理论阐释与规范体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12]。忽视新闻学的这种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历史具体性,抽象地谈论所谓“普世”新闻观,在政治上是一种幼稚,在理论上是一种迷思,在实践上往往会成为特定模式全球扩张的修辞工具。承认并科学分析这种差异性,正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起点。
中国特色新闻学对西方新闻学的超越,集中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取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观,作为其根本的哲学基础与价值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新闻事业必然具有的政治属性和它所承载的社会使命,确保了新闻事业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福祉的方向一致性;破除了西方自由主义将“自由”视为免受政府干预的消极权利的片面理解,强调新闻自由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自由,其实现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且必须与对国家、社会、人民的责任相统一;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往往局限于信息市场流通、个体知情权或权力监督等较为单一或潜在冲突的功能目标设定,确立了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综合性、建设性目标体系,为解决全球传媒领域普遍存在的社会撕裂、价值虚无、商业资本至上等难题,提供了不同的应对思路。
因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一项基本学科使命,便是基于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成就,为世界新闻学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通过呈现一种不同的、被实践证明有效的知识体系与实践路径,来丰富人类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最终打破“历史终结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幻象,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
三、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未来愿景
方位决定方略,定位关乎未来。在明确时代背景与历史使命的基础上,新闻学学科需要锚定其未来长远发展的学术坐标与战略路径。对中国特色新闻学应如何确立其根本属性、核心能力与体系角色以指引可持续发展的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一)实现中国特色新闻学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新闻学未来的学科发展,首先须立足于学科的本质属性,实现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政治性是学科的灵魂,它确立学术研究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崇高站位,要求理论探索须自觉融入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人民性是学科的根本立场,它强调学术工作须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以服务人民为鲜明导向,确保理论成果能够真切反映并回应人民的需要。科学性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它要求理论研究须遵循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秉持追求真理的严谨态度,以此构建并完善科学的知识体系。时代性则彰显学科的特征,它要求学术研究须敏锐回应时代与现实所提出的挑战,并展现出引领变革的积极能力。这四种属性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学科发展的基点。
推动这四种属性达成内在统一,是学科未来发展面临的核心课题。政治性的引领作用,需要贯穿于扎根人民的调查研究之中,体现于尊重科学的规律探索之上,并落实在回应时代命题的学术创新里。人民立场的坚守,必须在明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科学精神的弘扬,应当与为人民做学问的宗旨深度融合,使其成果能够切实赋能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时代精神的把握,要自觉提升到服务政治大局、增进人民福祉、符合科学规范的层面来践行。因此,未来的学科体系构建,必须致力于形成一种融汇政治高度、人民情怀、科学逻辑与时代视野的整体框架。通过这样的持续努力,中国特色新闻学才能培育出方向坚定、底蕴深厚、活力充沛的学术生态。这不仅是学科自身成熟与自信的标志,更使其能够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切实承担起阐释中国道路、凝聚社会共识、塑造主流话语的光荣职责。
(二)增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创新、实践指导、国际影响的整体实力。增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整体实力,是未来学科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一整体实力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理论创新力、实践指导力和国际影响力三个维度的协同共进。理论创新力指向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它衡量学术研究在基本原理、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上作出原创性贡献的能力,是学科知识体系不断生长与深化的源泉。实践指导力反映学科发展的外在效能,它检验理论成果能否有效转化为政策规范、行业标准与解决方案,真正回应社会实践提出的复杂课题。国际影响力则关乎学科发展的全球格局,它考察在跨国学术对话中以中国智慧设置议题,并塑造普遍性话语,提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方案的能力。这三者相互关联,理论创新是“根基”,为实践与国际对话提供新知;实践是“试金石”,检验并激发理论的活力;国际影响则是“放大器”,将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推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三力”协同发展,共同构成评估学科综合实力与成熟度的关键指标。
实现理论创新、实践指导与国际影响等“三力”的协同并进,需要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理论创新力不能是书斋中的孤立空想,它必须源自对生动实践的深刻洞察,并以参与全球对话为重要参照。实践指导力的提升,则迫切需要前沿而扎实的理论供给作为行动依据,同时也需借鉴国际经验以拓宽视野。国际影响力的切实增强,根本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提出既扎根中国大地、又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创理论,并以其成功指导实践所产生的实效作为说服力基础。
未来的学科建设,应有意识地在三者间架设桥梁。在规划研究议题时,需同步思考其理论突破潜力、实践应用价值与国际对话空间。在构建学术评价标准时,应鼓励那些既能推进理论创新、又能解决实际问题、还能参与国际交流的综合性成果。唯有形成这种彼此滋养、循环促进的格局,中国特色新闻学才能积累起深厚的综合实力。
(三)做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学术支撑。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的未来发展,必须进一步稳固自身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支撑性地位。这就要求未来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能超越自身专业范畴,主动融入并积极反哺整体哲学社会科学的建设进程。新闻事业始终处于社会意识生成与发展的前沿阵地,其理论思考直接来源于对时代变迁与社会实践的深刻把握,这为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即时、生动且具象的观察窗口。新闻工作深深嵌入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宏观脉络之中,使得新闻学研究天然承载着连接理论与实践、贯通多学科视野的桥梁功能。因此,其学术使命不仅在于构建自身知识体系,更在于以其独特的实践敏感与问题意识,为更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贡献基于中国情境的新闻学观察视角、分析概念与思想资源,从而共同丰富哲学社会科学认识国情、阐释时代的思想武器库。
履行好这一支撑性职责,要求未来新闻学的学科发展能够具备更加自觉的体系意识与融合能力。在理论构建上,应着力从中国新闻事业的丰富实践中提炼出兼具本土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学理观点,这些源于中国经验的理性认识,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知识积累提供鲜活的案例与独特的思考路径。在方法论层面,新闻学在对社会舆情、宣传规律、媒体运作等问题的长期探索中,形成了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价值导向、关切社会效果的研究传统,这些传统能够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方法相互启发、彼此补充。在议题设置上,应主动将国家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舆论议题与思想文化命题,置于更宏观的社会科学视野下进行协同研讨,推动形成跨学科的知识合力。
通过持续强化学科自身的社会科学属性与思想贡献能力,中国新闻学不仅能够夯实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根基,更能以其敏锐的实践触角与深厚的人民情怀,为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共同体的繁荣发展注入持续活力与现实温度,最终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四)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彰显学科担当。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并明确了到2035年的长期规划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新闻学未来的学科发展,须展现出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3]这一远景目标相匹配的使命担当。这就要求学科建设超越单纯的学术演进逻辑,自觉将自身发展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之中,使学科成长本身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最终转化为支撑国家发展的重要学术力量与标志性思想成果。
要履行好这一历史责任,新闻学科必须在未来关键领域展现出前瞻视野与建设性作为。首先,新闻学应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转型,致力于提供关于舆论生成规律、社会共识凝聚、公共沟通策略的系统知识,为提升治理效能、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专业的学理支持;其次,新闻学科必须积极应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传播技术变革,前瞻性地思考并参与构建智能时代的新闻伦理准则、内容生产规范与行业标准,引导技术应用始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服务于公共利益;最后,新闻学科必须有力支撑与中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于提炼与总结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叙事框架与传播逻辑,为清晰阐述中国道路、有效增进文明互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操作的新闻传播方案与话语资源。唯有通过在这些战略性方向上进行持续耕耘,中国特色新闻学才能真正成为强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在历史的宏大实践中证明其不可替代的学科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批准号:19ZDA321)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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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理论》编写工作启动会举行[EB/OL]. (2024-07-24)[2026-03-05]. https://mp.weixin.qq.com/s/qeX-_O8lNroBCaLZyXsZXw.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55.
[13]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5-10-24(2).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郑保卫,郑权.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使命及未来愿景——写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10周年之际[J].青年记者,2026(05):54-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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