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洁：后情感的困扰与数字新闻业的混合情感性

作者：陈楚洁（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5期

导 读：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后情感社会与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语境中，新闻业如何在平台逻辑与情感侵扰的双重压力下，重构其与情感性的关系，进而维系自身的公共责任？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新闻业正经历一场全面的情感转向，这一趋势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共识。[1]情感已不再是新闻生产的边缘要素，而是贯穿于内容创作、分发传播与受众互动全过程的驱动力。[2]现有研究对这一转向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文本层面、生产层面和受众层面。然而，既有研究大多立足于新闻业自身的实践逻辑展开，未将其置于后情感社会这一宏观的文化转型背景中，从而难以揭示情感在当代公共领域中不断膨胀的结构性根源。

与此同时，现有研究对情感转向受众维度的探讨仍存在明显短板，尤其是对所谓“黑暗参与”（dark participation）现象关注不足。[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73%的女记者在履职过程中遭遇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暴力，其中四分之一收到过明确的死亡威胁，且这类骚扰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宣泄情绪[4]；2024年该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70%的调查类记者（尤其是环境、社会议题记者）曾因报道工作遭受攻击、威胁或职业压力，这一比例较前5年上升了42%。[5]针对这一问题，既有研究重点分析记者的情感劳动负担、心理创伤与自我保护策略，很少从社会结构层面探讨这类暴力行为的生成机制与集体性特征。

事实上，新闻业的情感转向与针对记者的“黑暗参与”，是同一社会进程的两个侧面。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G. Me?trovi?）提出的“后情感社会”理论为我们理解这一进程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视角。他指出，当代社会已进入后情感时代，真实的自发情感被文化工业批量生产的预制化情感所取代，统一的集体意识彻底瓦解，社会分裂为无数个以情感为纽带、彼此对立的情感部落。[6]数字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通过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效应不断固化群体边界，使得情感极化与群体对立成为常态。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情感已成为其获取可见性、维系受众连接的必要资源；另一方面，对新闻情感性的操作不当可能招致集体性的反噬与攻击。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后情感社会与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语境中，新闻业如何在平台逻辑与情感侵扰的双重压力下，重构其与情感性的关系，进而维系自身的公共责任？本文将首先梳理梅斯特罗维奇后情感理论的核心概念，剖析后情感群体针对记者的仪式化暴力的生成机制，提出“混合情感性”的整合概念，以期重思数字新闻业与情感性的关系。

二、后情感理论与新闻业的情感转向

梅斯特罗维奇所构建的后情感理论体系，涵盖了现代性转型中的情感异化、后情感文化、文化工业的情感操控、集体意识的消解等诸多理论面向，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本文在此无意逐一铺陈和详述其理论全貌与概念范畴。基于分析对象，本文聚焦于其理论体系中具有内在逻辑递进关系的两组核心概念：一是集体意识的巴尔干化，二是后情感群体与后情感欺凌。本文以此为理论锚点，勾连并梳理新闻业的情感转向、针对记者的在线侵扰（online harassment）、用户“黑暗参与”等领域的既有文献，进而搭建本研究的理论对话与分析框架。

（一）后情感与集体意识的巴尔干化。梅斯特罗维奇的后情感社会理论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涂尔干关于集体意识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概念之上。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概念，描述了宗教仪式中集体情感的形成机制：集体仪式能够产生超越个体的强大情感力量，将个体整合进社会之中。[7]在涂尔干的理论体系中，集体意识被视为社会团结的基础。机械团结依赖强烈、同质的集体情感，而有机团结虽然以分工为基础，但依然需要共同的道德情感作为社会黏合剂。然而，涂尔干担忧的恰恰是现代社会集体意识的衰落，这为梅斯特罗维奇提供了理论回应的靶点。

在1997年出版的《后情感社会》中，梅斯特罗维奇认为，当代西方社会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合成化的准情感（quasi-emotions）成为个体、他人乃至整个文化工业进行大规模操控的基础。他指出，后情感并非情感的消失，而是真实的、自发的情感被模拟的、预制的、标准化的后情感所取代。在后情感社会，社会情感是被工业化生产出来的，媒体、国家、企业是情感的主要生产者。人们体验到的往往是被灌输的而非自发产生的本真情感。此外，后情感不再是人与人之间真实联结的纽带，而成为政治操纵、商业营销和社会控制的工具。[8]

现有文献往往将《后情感社会》作为梅斯特罗维奇正式提出后情感理论的起点。但早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的巴尔干化》中，梅斯特罗维奇便明确提出了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社会碎片化、公共道德崩溃等论点。他立足冷战后社会分裂与族群冲突的现实语境，以涂尔干集体意识与社会团结理论为基础，结合媒介与社会分析视角，聚焦集体意识巴尔干化这一核心社会症候。梅斯特罗维奇指出，巴尔干化并非仅指地缘层面的冲突，而是指“统一的社会单元不断分裂为彼此敌对的小型单元，不仅发生在巴尔干地区，更蔓延至西方工业化国家，表现为族群、性别、性取向、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分裂，集体意识彻底瓦解”[9]。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核心表现为统一的公共认同逐步瓦解，社会被分割为相互隔绝、彼此对立的碎片化群体单元，群体间形成封闭的认知与情感边界，公共情感难以生成，社会共识与集体行动的基础被消解。

在梅斯特罗维奇看来，巴尔干化与后情感主义是相伴相生的。集体意识的巴尔干化直接催生了后情感状态：情感与行动断裂、真实共情弱化、仿真情感盛行。在这一社会中，“集体欢腾”被编排、理性诱导而出；“集体意识”也不复存在，经历分裂过程，社会认同被巴尔干化为彼此敌对的碎片化群体认同。

（二）后情感欺凌与后情感群体。梅斯特罗维奇后来在《后情感欺凌者》（The Postemotional Bully）中进一步指出，现代性往往伴随着欺凌等黑暗面的产生，但这一问题并未得到现代性理论家的系统探讨。他认为后情感欺凌者并非单纯的个体心理类型，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所生产的行动者类型。其基本特征包括：情感上的疏离（detachment）与工具性伤害并存，行为高度依赖群体规范与同侪认同，深受媒介与屏幕化情感脚本的影响，以及将他人视为可替代的对象（fungibility）。也就是说，后情感欺凌者是一种在情感上缺乏深度投入，却在群体规范与媒介情感脚本引导下，从事伤害性行为的社会行动者，其行为并非基于道德判断，而是源于情境性与结构性驱动。

他进一步推及“后情感群体”的产生，指出他们“既非初级群体也非次级群体，既不亲密也不疏离：它是由看似亲密无间的‘朋友’组成的群体，随时可能化敌为友。作为过往群体的继承者，后情感群体会以理所当然的方式诉诸暴力（欺凌）来解决问题”[10]。与传统初级群体（家庭、邻里、真实共同体）或现代次级群体（职业、组织）不同，后情感群体由可替代的个体（fungible individuals）组成，以预制化情感为纽带，无真实道德义务，以表演性团结为外观，以仪式化欺凌为凝聚手段。在梅斯特罗维奇看来，后情感群体继承并彻底扭曲了传统群体的入会仪式逻辑，将原本以个体苦难换取群体接纳的传统仪式，异化为以攻击他者换取成员资格的新型“入会欺辱”[11]。尽管后情感群体缺乏初级群体那样的深度情感纽带，却能够形成一致行动，并在特定条件下催生集体性敌意[12]，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种结构性条件，使情感不再作为道德力量发挥作用，而转变为可流通的符号资源，从而为当代社会中常态化、去道德化的集体敌意提供了基础。

在后情感社会中，个体不再被视为独特、不可替代的生命主体，而是被简化为可互换、可标签化的符号单元。个体的可替代化，是后情感群体得以实施无负罪感暴力的核心道德前提。而建立在符号化攻击之上的预制化愤慨，则成为后情感群体实现快速动员的核心情感纽带。这种以攻击为核心的身份确认行为，最终演变为后情感群体维系内部虚假团结的仪式化施暴。

（三）新闻业情感转向中的“黑暗参与”。新闻业的情感转向常常围绕着新闻文本的情感性策略仪式、记者在新闻生产中的情感管理以及受众互动中的情感参与三个层面来展开。[13]在情感转向赋予新闻更多感性力量的同时，数字空间的公众参与也走向了所称的“黑暗参与”的消极逻辑。“黑暗参与”是指在数字媒介环境中，用户利用参与机制从事具有攻击性、误导性或破坏性的传播行为，包括网络骚扰、网络欺凌、仇恨言论、虚假信息传播、挑衅、有组织的信息操控等。[14]研究发现，评论区等参与空间已成为极端主义者、操纵者和网络暴徒的“游乐场”[15]。“黑暗参与”者利用新闻平台的公信力和传播广度，以此为跳板散布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形成了所谓的操纵逻辑。西尔维奥·卫斯波德（Silvio Waisbord）将“黑暗参与”视为旨在惩戒新闻业的自下而上的公民私刑，它是由数字大众通过集体性的网络欺凌、污名化和人身威胁实现的。[16]而各种“黑暗参与”产生的影响在于其造成的“寒蝉效应”：为了规避网络攻击，许多记者开始采取“预见性克制”，这种自我审查削弱了新闻业作为公共监督者的职能，导致公共讨论空间的萎缩。[17]但现有研究大多还局限于从新闻和记者的层面去理解其所承担的情绪重担、应对方式和产生的后果，相对缺乏对“黑暗参与”发起者的分析。本文整合以上议题的相关文献，将数字新闻业在社交平台时代遭遇的“黑暗参与”置于后情感理论的框架之下，提出相应的分析概念。

三、后情感的困扰：当新闻业遭遇“黑暗参与”与网络暴力

在后情感社会语境下，情感性在新闻业的日常运作中日益不可忽视，但其带来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尤其是在新闻业日益依赖于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主导信息流和内容推荐的媒介生态系统时，情感性的操作便从新闻的生产到用户讨论的终端发生了诸多的把关位移、意义漂移，伴随着非预期的后果。新闻业既是情感流的制造者（或议程设置者），也是其不确定性的受害者。这形成了数字新闻业在后情感社会语境下不得不时常保持张力审视的对象。

（一）情感转向的三个层面：生产+分发+互动。新闻业情感转向的既有文献主要将分析划分为文本层面、生产层面和受众层面，但本文结合后情感理论和后情感群体的讨论，将这三个层面重新划分为：生产层面、分发层面、互动层面，每个层面的情感性角色、定位、表现方式和可能的后果均有所不同，总结如表1所示。

表1 新闻业情感性的三层次及其表现

生产层面强调的是情感性作为“策略性仪式”的可控性。在这一阶段，记者和媒体机构有意识地将情感元素纳入新闻生产过程，将其作为扩大传播影响力的策略性工具。这一层面的情感运作是高度可控的，记者掌握着情感表达的主动权，选择何种情感框架、如何呈现事实、如何设置议程，都处于记者的职业判断与机构把关之中。

分发层面则揭示情感作为“情感放大器”的半失控性。一旦新闻进入数字平台主导的流通网络，新闻的情感性便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新闻生产者的控制，而是被平台算法首先量化处理、推送、助推。平台算法将情绪强度转译为可计算的流量指标，驱动内容在分发渠道中不断被推送、转发、评论。情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放大，由算法逻辑和用户互动行为所决定，超出新闻机构和记者所能控制的范围。

互动层面则进入了情感作为集体行为触发的环节，极易失控。在分发过程中被极度放大的情感，最终触发了后情感群体的集体行动。情感性的强度越过某一临界点后，便从符号层面滑向行为层面，激发出针对记者和媒体的人身攻击、网络暴力乃至社会性死亡。可以说，后情感欺凌正是在这一层面集中爆发。

新闻业在后情感社会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交叉地带：它既是情感议题的触发者，也是情感审判的对象，更是不同情感部落激烈争夺的话语战场。当争议性新闻报道涉及高度敏感情感议题时，它就像一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激活不同后情感群体的情感防御机制，引发集体性的情感审判与攻击行动。以下通过三个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后情感欺凌在新闻业中的具体表现形态与深层形成机制。

（二）案例分析：在情感性的边缘走钢丝。2018年的汤兰兰案报道争议、2020年的鲍毓明案报道争议、2022年刘学州寻亲报道的争议，堪称后情感社会中争议性情感议题报道的标志性案例。三个案例均围绕未成年人保护、弱势群体关怀等高敏感的情感议题展开：澎湃新闻试图呈现汤兰兰案的程序争议与当事人隐姓埋名的事实，被全网围攻为“施加二次伤害”；财新网的报道区别于此前媒体报道的论调，力图呈现鲍毓明案中李星星年龄造假、关系存疑等核心疑点以及双方的复杂关系，即便后续被最高检和公安部的通报所证实[18]，记者仍遭持续人身攻击；《新京报》全程参与刘学州寻亲报道，但在其与亲生父母因购房产生矛盾的关键环节，仅采信亲生父母单一信源且未同步呈现刘学州的回应，这一报道瑕疵在刘学州自杀后被无限放大，整个媒体机构被污名为“心惊爆”[19]，记者则遭遇大规模网暴和人身威胁。这三起事件完整展现了后情感社会中，情感性从生产层面的可控策略资源，经分发层面的算法放大，最终演变为互动层面失控的后情感欺凌与用户黑暗参与的完整演化链条，其本质是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必然结果。

1.生产层面：情感性作为策略性仪式的编码与异化。在生产层面，情感性本是媒体连接受众的可控策略性资源，但在后情感语境下极易异化为预制化情绪脚本的载体，成为用户“黑暗参与”的潜在触发点。《南风窗》在鲍毓明案中主动采用“完美未成年受害者VS权势加害者”的二元情感叙事，精准契合了公众对性侵议题的预制化愤慨，迅速获得了病毒式传播；而澎湃新闻的汤兰兰报道、财新网的鲍毓明报道虽试图突破单一叙事、呈现事件复杂性，却因触及“保护受害者”这一道德叙事，被后情感群体截取片段重新编码为“为罪犯洗地”的对立符号。《新京报》在刘学州事件中的单一信源报道，更是为这种重新编码提供了可乘之机：媒体对情感的策略性运用与报道操作的瑕疵，最终都被后情感群体的标准化情绪模板所吞噬。无论是主动迎合情绪、试图平衡视角还是出现报道失误，若偏离了后情感部落预设的情感脚本，便成为攻击的对象，原本旨在呈现事实的努力，反而成为触发暴力的导火索。

2.分发层面：作为放大器的算法情感性。数字平台的算法分发机制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一套以流量变现为核心的算法情感性治理逻辑。它将人类情感量化为可计算的流量指标，通过系统性地偏好高唤醒、强冲突的情绪内容，将生产层面的局部情感变量转化为半失控的社会情绪洪流，为后情感群体的快速集结与黑暗参与的规模化爆发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基础设施。

平台的流量逻辑决定了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量是其核心盈利来源，而愤怒、同情、愤慨等高唤醒情绪是最有效的注意力钩子。因此，算法会相对过滤情绪强度较低的完整事实、复杂逻辑与多元视角，强化报道中最具争议性的碎片化片段作为传播节点，并通过协同过滤机制将其精准推送给立场相近的用户，快速形成封闭且自我强化的情感回音室。在鲍毓明案中，财新报道中长达数千字的证据链条被无视，仅“为鲍毓明洗地”的标签被大规模传播；在刘学州案中，算法更是精准放大了“刘学州索要房产”这一来自单一信源的片段，其情绪唤醒值远高于事件的完整背景与后续的回应，也遮蔽了事件的复杂性。

这种选择性放大本质上是对后情感社会预制化情绪脚本的技术赋能。它将分散在个体身上的标准化情绪快速汇聚为集体性的情绪暴力，加速了情感部落的形成与边界固化，使得集体意识的巴尔干化从一种社会趋势演变为一种可被算法精准调控的常态化，为后续互动层面的后情感欺凌埋下了伏笔。

3.互动层面：标签化与符号化的后情感欺凌。在互动层面，被算法放大的情绪彻底失控，转化为针对记者的后情感欺凌，这也是数字时代用户黑暗参与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后情感群体将记者与媒体机构去人格化为“无良媒体”“杀人凶手”等抽象符号，通过人肉搜索、死亡威胁、集体辱骂、全网举报等仪式化行为完成内部身份确认。在三个案例中，记者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均被全网公开，遭遇集体性的辱骂与人身威胁；苑苏文即便被事实证明正确，施暴者也无一人道歉，反而迅速调转枪口攻击最初发布单一叙事的《南风窗》；刘学州案中，后情感群体将少年自杀的复杂原因全部简化为媒体的单一责任，把报道瑕疵绝对化为“故意杀人”，进而对整个《新京报》机构展开无差别攻击。这种暴力与事实无关、与责任脱嵌，其核心目的不是追求真相与正义，而是通过共同施暴维系群体的虚假团结，即便真相大白偏见也不会消解，只会迅速转移到新的攻击标靶上。

在上述案例中，生产层面的情感性尚属可被新闻机构调度的策略性资源。进入分发层面，情感被平台机制转化为影响传播概率的放大变量，其运行呈现出偶然性、爆发性与涌现性特征。而在互动层面，情感性进一步越过表达边界，转化为针对新闻机构和记者的象征暴力和“黑暗参与”。身处公共视野中的记者，被进一步抽象为“官方喉舌”“带节奏者”“洗地工具”“流量嗜血者”等一系列去人格化的符号。这种去人格化的过程，彻底剥离了记者作为具体个体的生命本真性，使其沦为群体仪式中可被随意攻击的道具。也正因如此，施暴者无需面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只需攻击一个“可替换的职业符号”，便可以完全免除道德愧疚与共情约束，这正是梅斯特罗维奇所定义的后情感欺凌的核心本质。针对记者的辱骂、骚扰、造谣等攻击行为，从来都不是源于施暴者对事件事实的理性判断，而是出自后情感群体所共享的一套标准化情绪脚本：质疑权威、解构专业、宣泄不满、确立身份。这种被媒介与算法批量生产、批量复制的“冷情感”，无需施暴者承担任何现实后果，却能通过攻击记者的行为完成最直接的群体身份确认——对记者的攻击越激烈，越能证明自身属于“正义阵营”，也就越能快速获得群体的接纳与认同。在高情感性的争议性新闻报道中，攻击记者就此成为加入某一立场部落的核心“投名状”。辱骂记者、举报媒体、骚扰采编人员，这些看似随机的个体行为，实则是后情感群体确认成员资格、强化内部忠诚的固定仪式。由此，新闻业的情感从生产端流向互动端，经由平台放大扩散后，在互动层面生成集体性情绪瀑流，反向作用于新闻生产主体。这一过程不仅印证了梅斯特罗维奇所揭示的“情感外部化与结构化”逻辑，也表明一旦情感脱离职业规范的约束并嵌入平台机制，其演化路径将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破坏性。

在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社会语境中，后情感群体的这种仪式化攻击，最终演变为针对记者的暴力。记者无论身处何种立场、秉持何种视角，都可能因一篇报道、一句话、一个标题，被不同的情感部落同时塑造为叙事“背叛者”，进而遭受来自多阵营的群体暴力。这种暴力从始至终都不以厘清事实、解决问题为目的，而是以表演正义、强化阵营对立、制造虚假集体欢腾为核心功能。

四、迈向混合情感性：新闻业的情感性校准与调适

在后情感社会中，新闻业无法以纯粹客观性和中立性自居，也无法隔离于社会的情感潮流，但也不应成为卷动情感洪流的煽动者。一方面，新闻业需要重视情感；另一方面，新闻业也应该保持对情感化转向的必要距离。据此，本文提出“混合情感性”（hybrid emotionality）的概念。

所谓混合情感性，是指在后情感社会中，新闻业在平台情绪逻辑、职业规范与人类基本情感需求三重张力之间，通过制度、实践与技术手段所形成的一种多层次情感治理与表达机制。其核心不是减少情感，而是对情感进行分层、调节与再嵌入（re-embedding），从而避免滑向由算法驱动的“低级情感性”。混合情感性试图在多重张力之间实现平衡：其一，它承认并保留人类基本情感在新闻叙事中的正当位置，使新闻能够维持共情能力与人文关怀；其二，它发展出符合新闻职业规范的情感表达策略，例如节制性叙事、情境化呈现与多元视角整合，以避免情绪的单一化与极化；其三，它在制度与技术层面抵抗“情绪驱动的流量逻辑”，通过编辑把关、评论治理与平台协商，限制情绪黑暗面的扩散。

（一）混合情感性的张力与困境。混合情感性并非一种静态的、一劳永逸的平衡状态，而是在多重内在矛盾张力与外部结构性困境的双重挤压下，持续动态调适的实践过程。其内在张力贯穿新闻生产、传播与互动的全链条，而外部结构性力量则进一步放大并固化了这些矛盾，使得混合情感性的实践始终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中，构成了这一模式最核心的复杂性。

最核心的内在张力存在于共情动员与规范克制之间。新闻业必须诉诸共情才能让冰冷的公共议题变得可感，将抽象的结构性问题转化为普通人能理解的个体经验；但共情边界一旦失守，极易滑向立场先行的煽情叙事，使报道沦为特定情绪立场的确认装置，背离新闻客观性原则。这要求从业者在动情与守界间保持微妙平衡，既不丧失新闻专业精神的理性，也不被汹涌的情绪裹挟。延伸至媒体与受众关系维度，情感亲近性与专业独立性的结构性张力同样难以调和：社交媒体时代单向度的权威发布已彻底失效，媒体不得不通过人格化表达、对话式写作建立情感连接以获得传播力；但过度追求亲近感会模糊个体与机构的边界，将个人偏见带入报道，甚至迫使媒体为维持亲民人设而回避尖锐议题。

更深层的矛盾源于公共性与流量性的根本冲突。情感化表达确实能提升内容可见度，但平台算法天然偏好高唤醒、强对立的情绪内容，这种机制性偏好会不断扭曲混合情感性的实践方向，使其从服务公共讨论的工具异化为争夺注意力的竞争手段。与此同时，包容性共鸣与阵营化认同、解释性叙事与即时性反应的张力也日益凸显：在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语境中，情感往往先被用来强化阵营边界而非搭建沟通桥梁；而即时性暴政则迫使媒体不得不在深度与速度间艰难取舍，沉默常被解读为失语，延迟常被误解为偏袒。

然而，上述内在张力的调和并非仅靠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就能实现，其背后更深层的制约来自数字新闻生态的结构性困境。这些困境并非源于从业者的理念偏差或能力不足，而是根植于后情感社会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底层运行逻辑，构成了约束混合情感性的外部边界。

首先，平台算法的情绪优先逻辑形成根本性反向激励。数字平台已成为拥有独立利益的治理主体，将情感强度转化为点击率、互动率等流量指标，并以此分配内容可见性。这种机制系统性地反向规训新闻生产：即便媒体秉持公共性理念，低情绪强度的优质内容也会被算法过滤。一项基于大样本文本分析、专业记者随机实验和读者认知实验的研究，揭示了数字媒体市场的经济激励与竞争结构如何系统性地放大新闻的情感化、负面化倾向：点击激励使记者选择情绪化标题的概率提高10个百分点，订阅激励提高7个百分点；当竞争加剧时，记者选择负面标题的概率额外增加7个百分点。[20]其次，外部情感暴力催生媒体组织的系统性自我审查。任何偏离特定情感部落叙事的报道都可能引发大规模网络围攻，这种风险迅速传导至组织内部，形成以风险规避为核心的决策逻辑，多数媒体为避免争议选择低风险表达，最终陷入内容空洞、议题回避的程序性保守。再者，集体意识的巴尔干化导致受众信任彻底碎片化，彼此隔绝、互不信任，同一篇报道会被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义，使得新闻业难以生产被广泛接受的共同事实。最后，后情感社会的伦理相对主义模糊了情感表达边界，适度共情与过度煽情的界限只能通过受众情绪反馈事后判定，而平台的即时反馈机制会放大这种困境：当媒体意识到表达越界时，公共信任往往已遭受不可逆损害。

（二）混合情感性的实践可能——有限共情与有限集体意识。面对前述的多重内在张力与结构性困境，混合情感性并非在去情感化与完全情绪化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构建一种有边界、可转译、面向公共讨论的动态情感治理体系。它以公共性为根本导向，通过对情感生产、传播与互动全链条的系统性调适，在不回避情感正当性的前提下，抵御后情感社会的情感异化，为分裂的公共领域搭建最低限度的沟通桥梁。

混合情感性的首要实践原则，是建立以公共性为核心的情感把关机制。所谓情感把关，并非对情感的简单压制，而是对进入公共领域的情绪进行选择性吸纳与规范性引导：在内容生产层面，审慎高唤醒、强对抗性的极端情绪，避免将其转化为新闻叙事的核心驱动力；在表达层面，发展一套基于情境与后果的情感节制规范，明确“有限共情”的边界——承认受众的真实感受，但不放大个体情绪；理解群体的集体创伤，但不将创伤转化为持续的阵营冲突；观照个体的命运，但始终将其置于公共结构之中进行呈现。

针对解释性叙事与即时性反应的张力，以及平台算法对情绪的反向激励，混合情感性要求新闻业从“情感迎合者”转变为“情感转译者”。新闻业的核心角色是将分散、对立、未经反思的个体情绪，嵌入事实脉络、制度背景与社会关系之中，使其从纯粹的情绪表达转化为可被公共讨论的议题结构。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将情绪压力重新导向认知理解：在热点事件中，拒绝快速站队的立场表演，转而承担稳定的解释责任。通过这种转译，新闻业得以对抗平台的“即时性暴政”，在速度与深度之间找到平衡点，避免被算法裹挟成为情绪放大器。

为应对集体意识巴尔干化导致的受众信任碎片化，混合情感性将“维系最低限度的共享感受基础”作为核心目标，而非服务于特定情感共同体的认同巩固。需要明确的是，混合情感性并非一套能够彻底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方案，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平台资本主义与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结构性趋势。它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务实的实践理想与渐进的行动方向，为新闻业提供一套在多重张力中动态调适的方法论，使其能够在情感泛滥与理性失语的夹缝中坚守公共责任的底线。

五、结语

在后情感社会语境中，情感已从私人心理体验转变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组织性资源，而数字平台的算法逻辑与社会分化的加剧，加剧了集体意识的巴尔干化：公共舆论空间瓦解为无数彼此隔绝、情绪高度同质化的情感部落。在此背景下，新闻业面临的根本命题已不再是单纯的信息准确与否，而是在缺乏共享情感基础与共识结构的社会中，如何维系最低限度的集体意识。

本文提出的混合情感性，既拒绝去情感化的超然客观性，也抵制平台逻辑下对情感的谄媚迎合，主张通过制度化与专业化机制对新闻情感性进行再组织与再导向，在情感性与公共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确立新闻业作为公共解释者与意义转译者的核心角色。

需要明确的是，混合情感性绝非逆转集体意识巴尔干化的乌托邦方案。集体意识的碎片化是现代性转型的必然产物，绝非单一行业的实践所能改变；而数字新闻业本身深度嵌入平台流量规则与部落化舆论场域，也不可能抽离于后情感语境回归传统的理性公共领域。混合情感性的核心价值，正在于直面这种不可逆性，为新闻业划定可作为的实践边界：通过情感节制避免成为极化放大器，通过算法公共性规制打破回声室禁锢，通过情感转译将对立情绪转化为公共讨论。

其最终目标，并非重建涂尔干式高度同质的集体意识，而是构建一种“有限整合的集体意识”——不追求消除群体间的认知与情感差异，而是在相互隔绝的情感部落之间，搭建最低限度的可沟通桥梁，维系社会成员共享的事实基础与对话规则。尽管这一实践始终面临平台反向激励、受众信任碎片化与记者情绪劳动过载的结构性挑战，但它仍是后情感社会中，新闻业能够坚守的最现实、也最珍贵的公共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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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陈楚洁.后情感的困扰与数字新闻业的混合情感性[J].青年记者，2026(05):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