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鸣 刘于思：认识“情”的力量：后情感社会中的数字新闻及其素养

作者：周睿鸣（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于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5期

导 读：

近年来，新闻研究者正在情感转向中“把情感带回来”，填补理解新闻实践中“情感从未离场”、情理交融的认识盲区。

一、引言：从“情绪价值”谈起

“情绪价值”近年来在社交网络上被频繁讨论。新闻概莫能外：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情绪价值”出现在新闻标题中可以追溯到大约五年前。[1]不论是通过“情绪价值”讨论如何建立所谓正向的、充满激励和信任的亲密关系，还是通过它倡导“情绪经济”，在文旅、餐饮等消费活动中营造新场景拉动“情绪消费”，“情绪”已经引起新闻界的注意——它不仅被认作亲密关系中如何“制造正能量”的所谓心理学议题，而且激发出了一套时髦的、予自身以网感的报道“方法论”。对新闻界来说，如何在实践中认识“情绪价值”见仁见智。[2][3][4]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命题”？

已有研究表明，新闻报道一直通过树立典型人物、制造感动等与社会同频共振。[5]如果情感长期寓于以客观报道为原则的新闻生产当中，那么，新闻中的情感表达就有历史可循。如今被热捧的“情绪价值”与新闻中由来已久的情感表达有何区别？运用后情感社会这一理论资源，本文将提出对数字新闻中的情感的理解，评估数字新闻这一文本形式、知识形式和实践活动中书写情感可能引发的后果。本文还将引入新闻素养这一概念，面向新闻研究者、教学者和一线从业者，尝试给出倡导“情绪价值”的具体行动策略。

二、数字新闻：何以成为后情感社会的知识形式

后情感社会（Postemotional Society）是克罗地亚裔美国社会学家梅斯特罗维奇（Stjepan G. Me?trovi?）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提出的一套具有社会诊断色彩的理论。如果说情感是一种与特定历史语境之下的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文化或符号体系，那么梅斯特罗维奇所称的“后”指的是情感的本真性发生了根本改变——一套原本与历史、与结构紧密相连，文化与社会、抽象的意义书写与具体行动紧密相连的符号体系，其本真性指向符号自身。[6]形象地说，在梅斯特罗维奇这里，情感不再指向社会，而是指向自己；如果说现代社会的嬉笑怒骂如同框架，通过它看见社会风云激荡，那么后情感社会的情感就是框架本身——像是一副牌，随时抽取、随时放回，依从外部汹涌的心绪调动“肌肉记忆”，快速排列组合，展示相应的状态与模样。

在梅斯特罗维奇看来，后情感社会的情感是一种理性化的输出，把他人的眼光、社会的规范作为情感表达的尺度。人们表现出的悲与喜、苦与乐往往是为了符合大众审美或价值预设。“快适伦理”（Ethic of Nice）是后情感社会的核心逻辑：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编码为易于理解、能激发瞬时情绪的符号，以便让受众被情感符号“打中”——是否指向具体的社会现实不是首要问题。当后情感社会不能因循社会现实实现情感的“自我造血”“自我更新”，媒体会“转身向后”，大规模地从历史中“回收”情感的形式素材，大规模消费怀旧、复古或英雄史诗。然而这种“透支”只能制成形式丰富的情感快餐，带来形式和品类上的表面饱和。[7][8]

世纪之交，电视叱咤风云、一统视听江湖；受制于带宽约束、设备笨重等因素，互联网还在爆发前夜，一个足以威胁大众媒体的数字媒介生态无从谈起。今天，技术与社会的深入互动不仅加快了情感流通的速度，而且让情感变得可计算，甚至可生成。王喆曾借用“情感回环”概念指代可计算的情感中始于媒介和算法、终止于媒介和算法的闭环，它既收编情感计算，也对接情感治理。正如梅斯特罗维奇的观点，情感回环的持续连接和拓展正是情感以新的综合——被操弄着完成智识化、机械化、面向大众生产——完成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膨胀。如果人类陷入情感回环的死循环中，久而久之，以情感同理心形成和影响认知同理心对人类来说可能变成一个无法完成的事项，反而更多地依赖来自媒介历程、近乎算法逻辑的反应。王喆指出：是否能有一种新范式、新隐喻，呼唤出一种互相对焦、互相调整的同理心，让人们愿意进入对方的生活脉络，以足够的同理心来对焦并对自身进行调整，进而形成舆论，这是后情感社会值得思考的时代课题。[9]

长久以来，新闻这一文体及其生产活动寄托了“让人们愿意进入对方的生活脉络”的期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芝加哥学派巨擘帕克（Robert E. Park）在其名篇《作为知识形式的新闻》（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中说：新闻的功能是为真实世界的人和社会引航定向。这位以研究移民报刊、异质与多元社会扬名于世的社会学家把新闻（既指新闻这种体裁和叙事模式，又囊括生产新闻的新闻工作、实践活动和新闻业）视作凝聚大众、融通交流、团结社会的知识形式。在帕克看来，新闻虽易速朽，被报道的一桩桩事件之间往往互不相关，但是，这正体现了新闻以公开、真实、富有人情味和新奇性的特征，以信息告知服务公众、促进舆论形成的社会功能。[10]帕克的论断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新闻活动。从报纸到广播电视，介质在变，但面向大众广而告之的新闻机构始终以信息告知、凝聚共识、激发政治参与为功能，并由此坐享主导公共议程的话语权威。

面对数字媒介生态的挑战，新闻业“液态”尽显。[11]当社会力量加入职业新闻人主导的新闻生产活动，在彼此竞合与策展中共同推动多节点、多主体的新生产图景时，有研究者主张，新闻不应当被仅仅视作由理性驱动、彻底排除情感的、“零度”的事实记录，而舆论更不会以纯粹理性协商来组织和形成。正视新闻文本中蕴藏的情感偏向、探查公众的情感结构与新闻的情感表达之间的互构关系，关注新闻人工作内外的情感劳动，已被新闻研究者纳入视野之中。数字传播技术的兴起凸显了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对情感的日常使用，以及数字媒介中情感的日益动员、利用并使其资本化，使之得以持续。在充满情感的网络环境中，情感正在成为新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日益重要的动力。欧美研究者主张“把情感带回来”，但在非西方的新闻工作中，情感可能从未离场。以我国为例，参悟新闻工作中的情理交汇、情感与事实的非互斥关系，是接入在地新闻工作与情感问题的关键。[12]

于是，两个问题指向了帕克的视角本身。一是新闻这一特定知识形式如何吸纳情感。自帕克以降，新闻一向被视作以事实性信息激发公共讨论、理性凝聚共识、诉诸集体行动的触发器；以事实性信息为基础的新闻就是秉中持正的化身。尽管受社会建构主义思潮影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一批媒介社会学经典著作指出，新闻有其框架，彰显着特定的瞬时价值与恒久价值，新闻机构面临的时空条件和政治—经济结构约束影响了上述框架、价值以及做新闻的一系列技艺和准则。[13]但是，新闻作为日常必备的知识形式、社会功能，其与舆论和公共政策的互动一直在信息、事实与理性编织的帷幕内被经验、被理解。情感如何以特定的框架和策略被整合到新闻文本、纳入新闻的常规制作和日常书写，问题待解。第二点更重要：新闻中的情感究竟是一种折射社会心态、指向社会诊断的厚重表达，还是“脱实向虚”，仅仅是为了制造具有媒介消费潜能的符号景观而存在？当新闻以富有“网感”的、网民喜闻乐见的短视频示人，在以秒计的影像拼贴中搭建英模形象——一套以结构化的文本或影像书写惯例反观时难言结构的英模叙事，并成功激起“破防”“泪目”等一系列反馈时，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书写方式能为日常生活提供何种独特的知识？以下，本文将谈谈新闻机构英模叙事的历史与当代局限，进一步引出如何认识后情感社会数字新闻的讨论。

三、新闻机构的英模叙事与情感策略仪式

2019年，人类学家费斯克（Alan Fiske）在名为《卡玛穆塔：发现连接的情感》（Kama Muta: Discovering the Connecting Emotion）的研究专著中采用了“Kama Muta”这一梵文语汇来对应“感动”一词，并开辟了专门的章节来讨论“感动中国奖项”（The Moving China Award）的感动唤起（Kama Muta-evoking）功能。他认为，媒体叙事通过展示奉献或自我牺牲的道德典范（paragon）的原型（prototype）来唤起受众的感动，从而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使其认同并追随英雄，以重振对社会机构的承诺，增强民族自豪感。[14]200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除了重申“年度人物”应符合“人物事件发生在本年度，或者人物在本年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新闻性（newsness）定义之外，还将网民投票纳入年度人物评选的结果参考，不仅继承了本世纪以降，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纸质媒体开启的在年度新闻人物评选中与网络媒体合作、邀请网民投票的情感外包传统[15]，也创造性地在人物评选中加入了“感动”的理念，准确地捕捉到了中国国家新闻规范、传媒精英新闻理想以及广告商和网民观感之间的交集。[16]

实际上，早年的“感动中国”栏目体现了一种典型的“情感外包劳动”（outsourcing emotional labor）逻辑。自大众媒体时代以来，西方新闻业评奖机制一直承认并允许情感在公共新闻事业中的合理在场。以普利策奖为例，记者会在报道中注入感动等情感，这种规则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实践逐渐形成“情感性策略仪式”（strategic ritual of emotionality），与客观性策略仪式（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并行不悖地发挥作用。[17]到了数字时代，传统的新闻生产和消费方式被改变，受众与新闻互动的行为成为数字媒介增加连接和创新参与可能性这一“社会逻辑”（social logic）的重要组成部分[18]，通过网络实现了“情感外包劳动”，即将情感劳动外包给非记者。[19]回溯最后更新于2006年的央视新闻“感动中国”专题页，参照其公布的五项年度人物“须具备至少一种”的推选标准[20]不难看出，其中“（1）为推动社会进步、时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获得重大荣誉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在各行各业具有杰出贡献或重大表现，国家级重大项目主要贡献者”和“（4）以个人的力量，为社会公平正义、人类生存环境作出突出贡献”，因对影响力的强调而高度对应着“英雄”概念；而“（3）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5）个人的经历或行为，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社会价值观取向及时代精神；个人在生活、家庭、情感上的表现特别感人，体现中国传统美德和良好社会风尚”及前述第（4）项，对尽责、照护和公正的共同强调又与道德模范的普遍定义十分吻合。可见，以“感动中国”为代表的电视节目形态实际上是通过新闻报道打造英模人物的一种尝试。[21]

“英模”包含“英雄”和“道德模范”两类概念上有所重叠的人士。需要承认的是，通过塑造英雄来唤起感动的策略具有普遍性，不同国家和媒体向英雄颁发奖章并宣传时都会诉诸人们的感动情绪。当前，世界各国都存在着嘉奖英模并唤起感动的文化实践制度。英雄和道德模范研究经常以美国常年设置的卡内基英雄基金会（Carnegie Hero Fund）为考察对象[22]，亦有研究重点关注“加拿大关怀奖”（Caring Canadian Award）和“勇敢勋章”（Medal of Bravery），前者致力于表彰在为他人提供关怀或支持社区服务或人道主义事业方面表现出非凡和长期承诺的志愿者，后者则表彰在面临巨大危险时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人的平民。[23]然而，通过英模塑造开展的情感动员虽然具有效用，但也有其局限及危险。例如，2020年澳大利亚丛林大火发生后，当地媒体对消防员的英雄主义进行了宣传，但这种标签的泛化被认为可能压制批评，奖励危险行为[24]，表明诉诸英雄主义唤起感动可能存在“双刃剑”后果。[25]作为一种整体叙事原型（narrative prototype）的英雄（如荷马英雄）无疑是感人的[26]，但从中并不能推断出不同的英雄原型在叙事过程中都能使新闻从业者、读者和其他群体参与到感动唤起的文化实践中去。早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就已经预判了“英雄的命运是随着永久性制度结构的发展而消退”[27]。

随着社会机构和福利举措的逐步完善，当代社会生活对英雄的客观需求也会日渐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典型人物报道在结构简单、同质性强的社会传播效果好，在结构复杂、同质性弱的社会传播效果差”[28]的论断提供了解释机制。加之数字媒介及其滋生的“祝贺文化”（congratulatory culture）的放大[29]，在当下，似乎英雄的事迹和英雄的传播途径都不再稀缺。与典型意义上记者通过描述他人情感、利用信源来讨论情感的外包模式不同，初创时期的“感动中国”将年度人物的新闻价值判断外包，这种诉诸价值的情感性策略仪式不仅避免了数字媒介用户对人物新闻价值的质疑，也避免了对人物与“感动”情绪无关的批评，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感动外包”体制。但随着全球各国媒体预算紧缩、竞争加剧，媒体的情感性策略仪式和话语再现模式逐渐重新回归到各国既存的新闻文化当中，在中国则表现为不同社群声音呈现的不均衡[30]，导致了“‘感动中国’为何不再感人”讨论的出现，亦即“感动外包”体制的失灵。

在此种历史条件下，未来的典型人物报道怎么做？结合上述英模研究、对“感动”这一情感类型和《感动中国》节目的研究来看，以下几个策略或可提升报道的传播效果：区分英模塑造和感动唤起的传播目标；打破“英模”必须“感人”的“叙事绑定”迷思；允许典型报道中的英模人物以“不感人”甚至无关情绪唤起的样貌出现，等等。然而问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在不断变化的数字媒介环境中探讨“怎么做”的“方法论”。在一个日益开放的数字媒介生态里，未经长期充分职业化发展的新闻机构和新闻社群需要做的不只是完成上述策略的反思性理解，在艰苦的尝试中自顾自地探寻如何塑造英模、制造感动。“感动外包”体制的失灵折射的是媒介生态的历史性变化：是社群的分化、异质性的增强，是“祝贺文化”放大之下不再稀缺的英雄事迹和传播途径，更是新闻机构流失的话语权威和新闻这种体裁随新闻机构被迫流失的知识权威。与其单单思考如何变更叙事策略、优化情感“植入”，不如帮助网民发现新闻——在新闻与各式各样的策略性表达的互联网“内容”当中，哪些称得上新闻？哪些篇目作为一种独特知识形式在折射社会心态、以情感激荡人心？它既是新闻人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借情感有效达成新闻社会功用的过程，也是面对公众、坦率“解剖”新闻中情感书写的透明化过程——一个与公众共同提升新闻素养的过程。

四、新闻素养：理解数字新闻中的情感

2021年，美国艾奥瓦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塔利（Mellisa Tully）与合作伙伴一道在《新闻》（Journalism）期刊上发文，定义新闻素养。她们主张：新闻素养是有关新闻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个人与社会过程的知识，以及允许用户对这些过程行使一定控制权的技能。该文提出了理解新闻素养的“5C”模型，将相关知识和技能分为五个维度：（1）背景（Context）：理解影响新闻生产的宏观环境，例如技术变革和媒介体制的影响；（2）创造（Creation）：了解新闻如何具体制作，包括记者的职业准则、信源选取、编辑加工等专业流程；（3）内容（Content）：分析和评估新闻信息质量，能够识别新闻与评论、广告的界限，察觉信息中的偏见、不实或操纵行为；（4）流通（Circulation）：理解新闻如何通过社交网络、算法推荐和媒介平台分享和传播，以及上述分发机制对信息获取的影响；（5）消费（Consumption）：关注用户与新闻的互动方式，包括对自身认知偏见的察觉、信息获取习惯的调节、对新闻信息的批判性反思等。[31]

塔利和她的合作伙伴对新闻这一文本形式采取了适配数字媒介生态的宽泛理解，将其视作任何能够促进个人和社会问题决策，从而使人们有效参与社会的准确信息。这样的理解方式将新闻文本与组织化、制度化的新闻生产活动“解绑”，走出了将新闻生产窄化为纯粹职业的、须由媒介制度正式确立合法性的活动范畴。新闻素养的提出像是隔空回应，佐证和说明了自身——有关新闻这一知识形式的知识——是普通人可以掌握、解释说明数字新闻基本问题的生活常识。从情感的角度讲，提升新闻素养就是与公众一道认识“情”的力量。对新闻从业者、互联网内容创作者、新闻研究者等关心新闻界的人士而言，这是后情感社会应当努力为之的一项工作。

结合新闻素养的维度试举几例。

一是背景。梳理媒介体制研究的脉络，中国的媒介体制往往被放置在“去西方”“全球南方”的秩序下去理解。这种理解往往重视与欧美媒介体制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例如媒体的国家所有权、报刊与广播电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商业发展、新闻业的职业化进程，等等，鲜少关注长期潜藏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情感如何塑造了以上这些条件。晚清以来，媒体一直被政治、社会和媒体精英视为动员民众革故鼎新、走出国家积贫积弱、实现民族自强自立的工具，而诉诸情感是通过媒体实现社会动员的优选策略。如今，中国的媒介体制正在走向数字化“深水区”，同大众传播时期的格局相比，中国的数字媒介体制已经展现出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论述的国家主导的技术—社会互动路径。不论对感动还是“情绪价值”，媒介体制的态度如何，鼓励在新闻中书写什么样的情感？网信管理的常规信息公开和特定主题“专项行动”可以提供经验线索。

二是创造。尽管新闻人以客观、中立形象面对公众，但诸如“情感作为策略仪式”的研究表明，与普通人一样，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压抑情感、收敛情感表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往往让新闻人被艰苦的情感劳动围困。当然，还有一些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时刻和庆典仪式展现的欢乐、自豪、荣耀，随着新闻“释放”到公众面前。对新闻人来说，哪些泛在于社会的情感类型会被其认可、接受和吸纳，习焉不察地代入新闻生产当中？哪些寓于新闻文本的情感类型会在生产过程中“顺利通关”，哪些又会在流程中被要求收敛？在哪些条件下（如专题报道、典型人物报道），特定情感类型会被有组织地“放行”？不论对于公众还是新闻人自身，这些问题都等待写入新闻“背后的故事”。

三是内容。对跟随社交网络成长的“网络原住民”而言，识别新闻与评论、广告的界限可能是一项近乎本能的反思自觉，因为偏见、不实或操纵在信息洪流中颇为常见。但是，这种反思自觉常常有其难以突破的认知“天花板”。以事实核查为例，核查员的挑战往往不是难以核验某一则声言的事实性，而是面对一个内心情感图式牢靠的用户，如何令其相信事实与这种情感图式相悖。2021年，“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是戴笠的曾孙女”的不实信息在网上盛行，根据网络公开资料言称这一声言的虚假并非难事。[32]但是，这一虚假信息仍然广为流传。它折射的是在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一个华人姓名、一张华人面孔在中美关系紧张、贸易争端待解时被投射的民族愿景——作为华人，与同胞同声相应是一种应当彰显的民族大义，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实际上，朴素的民族情感“所托非人”，经不起理性审视：一个美国公民、美国政府的高级雇员，不会在代表美国的攻防一线上为中国张目。对包括事实核查员在内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比提供新闻与营销、事实信息与虚假信息的辨识结果更重要的，是向公众道出影响辨识结果的情感图式。

向公众说明新闻中的情感，这既是一个运用新闻素养“科普”数字新闻、促进数字新闻“元知识”通识化、透明化的过程，也是新闻人反观自身、以情感开启反思性实践的过程。与欧美不同，中国的新闻实践始终情感丰沛、情理交织。如前所述，新闻工作长期被赋予以情动人的功能和角色，新闻人也以“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等厚植传统社会角色、饱蘸情感力量的语汇标识自身。然而，出于种种原因，现当代新闻学及论述新闻实践的一系列话语资源被理性相关语汇所建构，遮蔽了新闻实践中无处不在的情感及其发挥的功用。如果新闻人对情感驱动的工作过程习以为常，缺少反思自觉，新闻素养则为新闻人提供了一个与公众一道认识“情”的力量的历史机遇。

五、结语：防止数字新闻“脱实向虚”

由社交网络热议的“情绪价值”说起，本文首先述及新闻研究近年来的情感转向。这一研究浪潮考问了自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新闻知识论”——把新闻当作一种理性认识日常生活的特定知识形式，却在情—理二分的认知中排除了情感对社会生活可能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对感动这种复合情感类型的研究、对英模人物报道的研究，从理论和经验上共同表明，寓情感于新闻中的报道同样可以为社会引航定向。数字技术的广泛赋权让新闻生产走向开放和社会协作，若要把握数字媒介生态中的新闻与情感问题，新闻素养可以帮助新闻人和公众一道重新发现新闻、认识“情”的力量，反思性地探察情感如何在新闻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显影。这也是将数字新闻“元知识”通识化的历史过程。

梅斯特罗维奇为以“情”提升新闻素养提供了独特启示。后情感社会的一大危险是情感“脱实向虚”：如果任何被展露、被表达的情感不再反映社会的情感结构，不再折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思潮、社会心态和舆论动向，情感不再成为把握社会脉动、诊断社会病症的凭据，而是成为网络社群随意抽取“情绪价值”的资源库，那么，情感只能沦为媒介消费景观的填充物。类似地，新闻也将在数字媒介生态中退化为特定趣缘社群顾影自怜的符号玩具。包括新闻从业者在内的各路新闻行动者、新闻研究者以及关心新闻界的有识之士应当警醒的是，当新闻在数字化浪潮中运用新技术、新视觉手段，以追赶用户需求的名义把自身“包装”上“网感”后，感动也好，“泪目”也罢，动了“情”的新闻是有效观照了实实在在的社会现象和问题，还是在语料的反复翻炒中制造了与现实断联的情绪表演？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提升政治传播效力与媒介体制韧性的跨国比较研究”（批准号：23BZZ097）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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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周睿鸣，刘于思.认识“情”的力量：后情感社会中的数字新闻及其素养[J].青年记者，2026(05):11-1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