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载匠心｜印刷术，让文字“分身有术”的千年智慧

原标题：文字如何“分身有术”——

印刷术的千年智慧（字载匠心·惊艳时光的中国智慧）

今天，当你翻开书籍阅读，或是在电脑、手机上浏览电子书，都得益于人类不断进步的信息传递方式。回望人类迈入信息时代的漫长历程，印刷术无疑是屹立其中的一座丰碑。它实现了人类由手工抄写向机械的延伸，开创了大批量复制信息的先河。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再到现代激光照排，人们复制文字的速度倍增，获取知识的成本骤降。印刷术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谱写下不朽篇章，而且对世界文明交流与演进作出巨大贡献。

阳刻反体 印出白底黑字

在印刷术诞生之前，两种文字复制技术先行出现。

一是印章，分为阳刻与阴刻两种。阳刻印章表面文字凸起且左右颠倒，蘸墨盖印后，纸上文字左右方向恢复，呈现端正的白底黑字。商代玺印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章实物。

二是拓印。面对石碑，古人将纸打湿贴于碑面，刷压使其嵌入碑文凹陷处；再用墨包捶拓，无字处沾墨变黑，凹陷处留白，揭下即得黑底白字的“复印件”。

印章与拓印在操作中可以“互补”，若在大版面上阳刻凸起的反体字，再像拓印般刷墨覆纸，便能印出整页白底黑字——这便催生了雕版印刷术。

大多学者认为，雕版印刷诞生于唐代。雕版印刷是活字印刷的前身，古人多用梓木、梨木、枣木等制版，木板处理后，请书手抄写书稿，反贴于板面；刻字工依板上墨迹将文字阳刻成凸起的反字、剔除空白，经试印校改，即可正式刷印。

刷印时，版面刷墨，覆纸后用平底刷子刷纸背加压，揭起阴干，最后装订成册。

雕版印刷虽能批量印书，但每印一页便需雕刻一块整版。若刻一部大篇幅巨著，可能耗费数万块木板，上述的工序便要重复数万次，且用后便成“死板”。因此，人们需要更加灵活的“复制”方式。

图①：雕刻版面用的雕刻刀。本报记者 于尚波摄

图②：利用转轮排字盘进行活字印刷的场景想象复原。本报记者 于尚波摄

图③：活字印刷字块。资料图片

移换摹印 开拓活字新法

在雕版印刷的技术基础上，如果能造出一个个独立的字块，像印章一样拼合成版使用，印完拆散，下次重排，岂不省工省料？史书所见最早成功让上述设想变为现实的人，是一位名叫毕昇的平民工匠。他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开创了印刷史上的新纪元。

毕昇选择用胶泥制成小方块，每块刻一个凸起反体字，刻痕深度如铜钱边缘，然后入窑烧硬制成“泥活字”。常用字如“之”“也”一次烧制20多个，以备同一版面重复出现。

排版时，毕昇先在铁板上铺一层松脂、蜡和纸灰调成的黏药，放上铁制边框，再于框内排入活字。排满一版后，将铁板在火上烘烤，黏药熔化，用平板将字面压平，冷却后活字牢固粘在板上，即可刷墨印纸。

他准备两块铁板交替使用：一块印刷时，另一块已在排字。印完后再将铁板加热，黏药熔化，活字拂手而落，按音韵分类存入木格，下次再用。

这项技术的细节被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记录，毕昇制作的泥活字虽然未能传世，但依照沈括书中描绘，后人依然可以复刻出毕昇的工艺。南宋周必大在给友人程元成的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沈存中即沈括。直到清代，仍有安徽泾县人翟金生依此法烧制10万余泥活字，印成《泥版试印初编》，以实践证实毕昇之法，打破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毕昇成功制造出泥活字，启发更多人沿着活字印刷的道路创新改进，木活字、金属活字相继而至。在毕昇的时代，木活字尚难使用。至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记载的木活字制法已经成熟：在整块木板上刻字，锯开修整，排版时用竹片作界行、木楔楔紧，不再用黏药，解决了拆版难题。他请工匠制作3万多枚木活字，印刷6万余字《旌德县志》时仅用1月便“百部齐成”。

王祯还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两个直径7尺的大轮盘分别按音韵排列、存放常用字和杂字，排版时一人坐在两盘之间，另一人按书稿唱字，排版工转动轮盘取字，就像今天查询按汉语拼音排列的字典般省力高效。

值得注意的是，活字与雕版的工艺特征决定了它们适宜不同的生产场景，沈括指出，活字印刷“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例如清代用金属活字排印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万余卷，近1.6亿字，既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应用的典范，又是世界印刷史上空前的壮举。

催化知识 激活文明演进

在手抄本时代，书籍以卷轴装为主流形态，

雕版印刷术普及后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印版每版刻一页，将若干印页按顺序叠合、装订成册，便形成了传承至今的册页制书籍。这种装订形式的书便于查阅、利于保存、方便携带，至宋代成为主流。册页制下的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装订技术相继出现，使书籍的形制日益精美、耐用。

宋代以来，国子监、地方官署、书院、书坊大量刊印经史子集，书籍不再是手抄时代少数人的私藏，而是流通于市肆、进入寻常百姓之手的普通商品，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普及。

这些印本书是促进科举制在唐宋时发展和完备的动因之一，它们作为科举考试所需的标准读物，为社会培养大量知识人才。印刷术使知识与思想得以跨越时空稳定传递，深刻塑造了中国人围绕“典籍”产生的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使璀璨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岁月中延绵不绝。

印刷术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成为世界文明进步的引擎。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经传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元代，印刷术的信息传入欧洲。

对欧洲人来说，活字印刷特别适合他们的拼音文字系统。与数量庞大的汉字相比，欧洲人用几十个字母就足以拼出所有的词和文句。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机，其原理与毕昇活字异曲同工，有学者认为很可能间接受到中国技术影响。此后，欧洲出版业迅速发展，出现大量用本民族语言出版的大众读物，极大发展了各自的民族文化。

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人文主义作品以印本书形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如马丁·路德也以印刷出版的小册子传播新主张。

知识的普及，思想的碰撞，最终催生了现代科学。在英国学者弗朗西斯·培根的评价中，印刷术是“大有助于传播知识的最美妙的发明”。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中总结道：“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现代转型 彰显创新精神

近代以降，印刷技术迎来新的变革浪潮。19世纪，西方的石版印刷、珂罗版印刷等技术相继传入中国，铅合金活字机械印刷也逐渐取代传统木刻雕版印刷的主要地位。技术的革新助推了近现代报业的发展，中国图书出版事业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原有的刻书书坊演变成为现代的出版书局。

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印刷业还在用“以火熔铅，以铅铸字”进行排版印刷。经过反复钻研，科学家王选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参数）描述汉字笔画特性的方法，不但使信息量大大减少，同时还能保证变倍后的文字质量，一举攻克技术难关。由此，他将汉字送入计算机时代，中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向“光与电”，王选也被誉为“当代毕昇”。

从雕版到活字，从铅印到激光照排，每一次技术跃迁，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创新智慧与辛劳汗水。东法西传或西法东渐，印刷术映照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之路，突显中华文明坚守根脉、开放包容、生生不息的鲜明底色。

在信息技术快速变革的今天，印刷术的影响并未终结：它在古籍的墨香里，在传人的匠心中，在电子设备的屏幕上，更在每一个传承与创新的瞬间，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