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之治”构建“中国之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座谈会专家观点摘登

近日，由山东省社科联主办，山东财经大学承办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座谈会在济南举行。会议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围绕新文科建设、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人工智能赋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科交叉融合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研讨。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教育学、文史哲、政治学、法学、区域国别研究、数字人文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学科根基、理论方法、实践路径和话语传播等层面，呈现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守正创新的学术图景。与会共识表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实践、赓续中华文脉、融通中外文明，彰显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原创性与解释力。

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探索与财大实践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洪俊杰

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涉及中国经济学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确立自身的问题意识、理论坐标与话语方式。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以理性人假设、效率原则和量化增长为基本框架，能够解释市场运行和资源配置，却难以充分回应人的精神需求、文化价值和全面发展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根本指向，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由此决定中国经济学不能停留于增长指标和财富积累的单向度叙事，而要把人民福祉、文化主体性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纳入理论建构的核心位置。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现对单纯经济主义的超越，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经济学知识生产的逻辑起点。人文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来自中国实践与中华文明的双重滋养。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不仅依赖制度优势和市场活力，也深受民本思想、义利观念、家国情怀、和合理念等文化传统塑造。文化并非经济发展的外在附属，而是影响经济行为、社会信任、组织秩序和发展伦理的重要力量。将这些本土资源转化为具有解释力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命题，是突破西方范式局限、提升中国经济学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人文经济学由此把文化从软实力进一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具有辨识度的理论生长点。

山东财经大学通过组建人文经济学研究院，建设人文经济学实验室，围绕人文经济综合数据库、人文经济系列指数、“诸子百家大模型”等方向推进布局，将传统人文学术资源、现代经济学问题意识和数字技术方法结合起来，推动人文经济学从研究议题走向平台建设、学科建制和人才培养。面向未来，人文经济学应在理论引领、实践驱动、技术赋能和人才支撑中持续拓展，以原创性概念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以重大现实问题增强理论回应能力，以数智方法拓展研究工具，以复合型人才夯实学术根基，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支点。

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夯实自主知识体系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邓纯东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是立场、方向和方法的统一。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价值悬置的知识拼盘，也不是以西方学科标准重新裁剪中国经验的学术附庸，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进行系统总结、理论升华与话语表达的知识形态。脱离党的领导、人民立场和中国实践，哲学社会科学便会失去判断时代问题的根本坐标，也难以形成具有主体性的学术体系。

问题导向构成理论创新的深层动力。党的理论创新始终从中国现实出发，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不断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同样不能停留于概念演绎和文本互证，而要进入国家治理、社会变迁、共同富裕、文化传承、全球发展等现实场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释问题、解决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构成现代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资源。传承与创新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两个结合”中把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制度智慧转化为现代学术表达。与此同时，比较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仍是必要路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既防止文化封闭，也避免学术依附。最终，自主知识体系要落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整体建设上，以内容原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尤其承担着立魂定向的基础性功能，既要把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向学理深处，也要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贯通中，为各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方法论支撑。进一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自主建构还应处理好政治性与学理性、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只有把政治判断转化为学术命题，把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范畴，把中国道路表达为世界能够理解的知识话语，才能使党的创新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获得更强解释力、传播力和引领力，并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提供共同的方法论根基与价值坐标。

数智技术激活古代文史研究新范式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徐永明

人工智能进入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带来的不只是工具效率的提升，更是人文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层重构。古籍整理长期依赖学者个体的经验积累、版本判断和文字校勘，工作量巨大且周期漫长。智能OCR、机器标点、自动校勘、众包校对和语义标注相结合，使古籍从静态文本转化为结构化、语义化、可检索、可计算的数据资源。人机协同由此改变传统“单兵作战”的整理模式，大规模文献处理、跨版本比较、知识抽取和动态更新成为可能。

更具突破性的变化在于，数据不再只是被动存储对象，而逐渐成为可推理、可生成、可验证的研究基础。古文字识别、青铜器断代、出土文献缀合、竹简复原、文白翻译、古文英译、知识图谱和垂类大模型，正在拓展古代文史研究的对象边界与方法边界。面向文史领域建设的智能问答系统和知识库，能够在人物、地名、职官、典章、版本、事件之间建立关联，并通过可溯源机制降低通用大模型常见的“幻觉”风险。古籍呈现形态也由平面阅读走向知识地图、时空坐标、互动叙事和多模态展示，推动典籍从“保存下来”进一步走向“阐释出来”“传播出去”“活化起来”。但技术越先进，越需要学术规范和人文判断加以约束。文史研究中的人工智能不能替代一手文献功夫、训诂考据能力和思想阐释深度。真正有价值的数智人文，应当让技术扎根学科土壤、服务人文命题、接受学术伦理规训，使中华典籍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对于新文科建设而言，人工智能的意义并不止于为传统研究提速，更在于推动文献、数据、算法、阐释之间形成新的协同关系，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国际传播打开新的通道。

以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提升中国学术主体性

中国政治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包心鉴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熟程度，集中体现在能否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标识性和广泛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主体性不是抽象宣示，而要通过概念生产、理论建构和话语传播具体呈现。离开原创概念，知识体系便难以形成清晰边界；缺少标识性范畴，学术话语便难以进入国际对话并保持自身辨识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理论体系，正是因为“实践”“剩余价值”等概念揭示了历史运动和社会结构的深层规律。

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的生成，必须坚持价值引领、实践指向、大众普及和国际传播的统一。价值引领决定概念建构的方向，实践指向决定概念的解释力，大众普及决定理论能否转化为社会共识，国际传播决定中国学术能否进入世界知识场域。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原创性概念。它不是对西方民主话语的简单回应，而是从中国国家制度、治理实践和人民主体地位中生长出来的政治理论表达。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人民为中心，揭示民主的主体归属；以制度为主线，呈现民主运行的完整链条；以协商为动力，拓展民主参与的空间结构；以治理为价值，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通过这一概念，可以把中国政治发展的制度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贯通起来，也能够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不同于西方竞争式民主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需要在更多学科中不断提炼这样的原创概念，使中国实践真正上升为中国理论。概念凝练的过程，也是学术主体性确立的过程。只有把中国制度运行、中国社会变迁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实践转化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群和理论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摆脱被动阐释位置。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国家战略

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史哲》编辑部主任 杜泽逊

中国人是不是有自主知识体系？当然是有，而且博大精深。中国人把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四大部，下分44类。清朝后期，旧的学校课程体系逐渐崩塌，新的学问体系成为学校的主体。

从晚清到今天，100多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构建了一整套新的知识体系，表现为全国的大学本科教材。应该说10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巨大贡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新形势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十分紧迫的，也是十分困难的。我认为数、理、化、生是全世界知识体系共性较大的学科，在这些学科，我们努力的方向应当是科技发明与创造。相较于科技、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更为抽象，文科的发展现在有边缘化的倾向。人类社会的规律是，经济、科技支撑社会发展，而文化则引领社会发展。深厚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文化的灵魂在哪里？主要是儒家经典。中国人经过千难万苦，经过几千年探索，总结出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并用这个文化指导自己。随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一败再败，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怀疑。于是辛亥革命后废除了经学学科，把中国历史上自主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一枝“经学”知识体系放弃了。我们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值得充分肯定。在文化建设历程中，我国历经探索调适，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地位，推动文化发展回归文明本源，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的方略，需要在新形势下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并以传统文化为活水源头，来建设当代新文化，这是在文化层面构建当代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文化提升的良好机会。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就要考虑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但继承传统文化成为巨大难题。而且，文化与其他学科不同，文化要武装全中国人民。各学科建设均应主动融入新时代文化建设大局，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术品格、提升思想境界，以学科发展赋能社会文明整体跃升。所以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心应当在文化建设。

构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曲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山东省社科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戚万学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学理支撑。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学长期在“西学东渐”的知识谱系中形成，概念、范畴、理论和评价标准受到西方教育学影响较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决定了中国教育发展没有现成模板，也不可能简单复制西方教育制度。新时代教育实践已经形成“双减”、教育数字化战略、五育并举、强师计划、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等一系列原创性制度安排，但理论阐释和话语凝练仍显不足，实践丰富而理论薄弱的矛盾较为突出。

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同时扎根文化传统和现实实践。中华文明拥有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长、体系性强的教育传统，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到教学相长、知行合一，包含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现代阐释不是简单复古，而是以当代学术语言打通传统智慧与现实问题之间的通道，使传统教育理念转化为本土化概念集群。山东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完全具备开展中华教育经典现代阐释、培育本土教育学派的文化条件。实践层面，则需要建立“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双减”为例，其背后涉及教育公平、童年解放、学校治理、家庭责任和社会协同等复杂议题；以“五育并举”为例，也需要构建能够统合德智体美劳关系的理论模型。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应以“两个结合”为统领，以交叉融合优化学科生态，以话语创新提升国际传播力，以制度保障改善评价导向，把中国教育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文化传统和治理经验转化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世界解释力的中国教育理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还需要面向数字时代重新理解教育变革。教育数字化不仅是技术更新，更改变了知识获取、学习组织和教育治理方式。如何在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中坚持育人为本、促进教育公平、守护人的主体性，是中国教育学必须回答的新课题。只有把数字化实践、基层教育创新和中华教育传统贯通起来，才能形成既有文化根脉又有时代解释力的教育理论，并在教育强国建设中提炼更多中国概念、中国范畴和中国方案，增强中国教育学的原创能力。

从实践深处提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原总编辑 高自龙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从理念倡导进入内涵深化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深层短板仍然存在：知识体系的坐标系尚不够清晰，面向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不足，部分研究停留在“资料到资料、文本到文本”的循环之中；本土经验提炼能力仍需提升，原创概念、原创理论、原创方法的供给还不充分；学科壁垒限制了复杂问题研究，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之间的转化也不够顺畅。这些问题说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能只停留在“应然”层面，而要具体进入到各学科概念生产、理论建构、方法创新和传播转化的“实然”环节。

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最为丰厚的知识资源。改革开放、脱贫攻坚、全过程人民民主、共同富裕、人文经济、生态文明、基层社会治理、区域协调发展等实践领域，蕴含着大量有待学理化表达的中国经验。关键在于改变从既有理论出发寻找问题答案的研究范式，转向从中国实践深处提炼问题、生成概念、探究规律、建构理论。不断进行原创概念、原创理论和原创方法的遴选与凝练，能够促使学术界有意识地从“面上研究”深入到“内涵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尤其需要跨学科机制加以支撑，许多时代命题并不属于单一学科，只有打破学科边界，才能形成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新体系。同时，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把政治表达转化为学术表达，把学术表达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的公共表达，再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可对话的表达。根植于实践深处的概念、理论、方法和话语的贯通，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以新文科建设重塑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方式

山东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申树欣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赓续中华文明、立足中国国情、面向民族复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传统文科知识体系提出了系统性挑战。长期以来，部分文科研究习惯于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容易产生“以西释中、食洋不化”的困境；传统学科建制又存在边界固化、专业分割、范式封闭等问题，难以充分回应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生态文明等复合型命题；在国际学术传播中，中国学术还不同程度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局面。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要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以中国学理阐明中国道路，以中国话语参与世界对话。

新文科建设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制度化路径。其核心不是简单增设新专业或调整课程名称，而是以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国际化重塑文科教育和学术创新机制。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外来知识本土化、中国实践理论化、中国理论国际化。外来知识本土化要求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坐标，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吸收和创造转化；中国实践理论化要求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经验转化为学理表达和系统理论；中国理论国际化则要求把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智慧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可认同、可对话的知识体系。实践层面，新文科建设应以育人与研究为两翼，通过扎根中国大地研究、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深化国际学术对话、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等实践路径，加快构建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学理与文明根基，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

建构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视角与中国话语

聊城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梁甲瑞

区域国别研究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连接国家战略、国际传播和文明互鉴的重要领域。传统区域国别研究容易受到西方地缘政治叙事和知识分类体系影响，呈现分散化、薄弱化、碎片化等问题。学科体系的建设，首先要形成稳定的人才培养、课程设置、语言训练和实践能力支撑。以太平洋岛国研究为例，基础理论、区域特色和实践能力应当共同构成课程体系；斐济语、萨摩亚语、汤加语等本土语言教学，不只是技术性训练，更是进入研究对象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和历史记忆的必要通道。高校、科研院所、外交部门和企业联合培养机制，有助于形成既精通语言、又熟悉区域、兼具理论与实践能力的专精人才。

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体系，必须摆脱单纯沿用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转向以中国视角和对象国实际共同塑造问题意识。太平洋岛国具有海洋文明、韧性发展、文化主权、战略自主等独特议题，中国与岛国合作实践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和理论可能。以田野调查为核心，融合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国际关系等方法，能够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从资料汇编走向原创理论。话语体系则是自主知识体系的传播载体。用“太平洋岛国”“蓝色太平洋”“岛屿韧性”“海洋命运共同体”等更具平等性和主体性的概念，替代带有西方中心色彩的叙事框架，有助于构建“中国概念、国际表达、区域认同”的话语体系。实践体系同样不可或缺。服务外交事务、提供国情参考、支持企业合作、开展教育援助和民间交流，能够使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和深化双边关系的实际效能，并在实践反哺中不断生成新的学术命题。

以本土法治实践拓展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海洋大学文科处处长、法学院教授 董跃

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破局，离不开对本土治理资源的深度自觉。过去数十年，中国法学经历了大规模法律移植和制度借鉴，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但西方工业文明逻辑下形成的法律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超大规模、非线性、复合型治理系统。法学研究的任务不再是为西方理论寻找中国注脚，而是要面向中国治理中西方理论难以解释的制度现象和实践问题，提炼属于中国法治实践的概念、范畴和法理。

海洋经济促进立法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本土样本。我国沿海省市逐步形成覆盖不同海域的地方海洋经济促进法治体系，这一体系区别于传统管控型、惩戒型立法，更接近一种“促进型法治”。其核心并非单纯限制权力或规制行为，而是通过制度激励、权益配置、产业引导和公共服务，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稳定的制度资产，实现从消极控权向积极赋能的功能转换。这种法治实践丰富了“领域法学”的中国范式，即以重大社会领域为依托，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形成跨部门、跨学科、跨场域的融合型知识体系。山东地方治理实践同样包含重要法理资源。黄河流域省际生态补偿通过法治化安排降低跨区域协调成本，齐长城保护立法通过统一标准和数字化监测打破行政区划造成的治理孤岛。这些案例表明，中国法学可以从区域治理、海洋治理、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等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逻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更多领域法学的生长，需要以问题解决率检验学术价值，也需要把中国方案转化为全球可参考的法理表达，实现从中国案例到世界法理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