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青岛|县令有专展 到底为哪般——西海岸博物馆里，挖掘西汉堂邑令刘赐的青岛往事与文明密码

□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近日，当青岛西海岸博物馆惊艳亮相时，人们惊讶地发现，有一座展厅非常抢眼。《大汉县令琅邪（琊）刘赐》几个大字，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也让青岛的历史文化底蕴更加突出地展现在了游客的面前。

每天，都会有专业讲解员在固定的时间段讲解，这段尘封的往事，终于穿越历史的云烟，鲜活地走入了游客的视野。展厅里，大量的汉朝文物，串联起刘赐的人生轨迹，也勾勒出西汉琅琊郡的社会风貌、政治生态和文化信仰，它们也是青岛作为古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见证者。

于是，半岛全媒体记者走入全新开馆的西海岸博物馆，看文物，听工作人员讲述刘赐和他身边的故事。

刘赐是谁 

小小县令 背后是庞大皇族

青岛西海岸博物馆（七墩山路157号）新馆刚开放不到一个月。全新展厅里，四千余件文物静静陈列：二层以600余件（套）珍品为主线，讲述西海岸“向海而兴”的文明轨迹；秦代琅琊刻石、汉代“千秋万岁”瓦当等重磅文物，实证琅琊在秦汉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东线的关键地位；同步上新的《大汉县令琅邪刘赐》《丝路琅邪》等专题展，均为首次集中亮相。

记者注意到，一座展厅竟然是以一个县令的名义而设立。不是帝王，不是将相，不是武侯，只是县令。

那么，刘赐是谁？一个县令为何能够撑起一座展厅？

工作人员鞠方宇带领记者在展厅里穿行。当抵达三层时，她给记者“介绍”了一位“新朋友”：县令刘赐，“西汉时期，我们西海岸新区就是琅琊郡的范围，在当时，它先后属于刘氏宗王、齐王、琅琊王、城阳王的封地。后来是中央辖郡，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实行了化整为零的推恩令，要求诸侯王把他们的土地分给所有的儿子，因此出现了很多的王子侯国。在新区张家楼街道的土山屯、珠海街道的安子沟王家楼等墓群，在汉代都属于琅琊郡的范围”。彼时的琅琊郡是山东半岛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只是，这段辉煌的历史，被岁月尘封。直到一座墓穴的出土，才为世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汉朝风土人情、政治文化的全新的大门。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张家楼街道土山屯村东北的岭地上，分布着一片汉代墓群：土山屯墓群，原有14座大型封土，绵延起伏，气势恢宏，是琅琊刘氏家族的专属墓园。2016年至2017年，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黄岛区博物馆，对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西汉墓葬70余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套）。它们，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西汉末年琅琊刘氏家族的尘封记忆。

而就在墓群以南20余公里，便是千古闻名的琅琊台遗址。

秦始皇曾三次东巡至此，筑台祭海，刻石记功，琅琊台成为秦汉时期帝王经略海疆、沟通海外的重要地标。土山屯墓群与琅琊台隔海相望，这片风水宝地，正是西汉皇室宗亲刘氏家族的长眠之所。考古发掘显示，墓群内墓葬排列有序，等级分明，从大型封土大墓到中小型土坑墓，清晰展现出刘氏家族“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宗族秩序。

除土山屯墓群外，西海岸新区珠海街道安子沟、王家楼等地也发现同期汉代墓群，均属琅琊郡范围，出土文物风格与土山屯高度一致，共同印证了琅琊刘氏家族在西汉时期的繁盛与显赫。

作为皇室宗亲，刘氏族人世代居住琅琊，袭爵为官，深耕地方，成为琅琊郡最具权势的家族之一，他们居住的具体地址，初步明确是在祝家庄。通过多次考古发掘，在遗址上发现了汉代的排水系统、柱础、“千秋万岁”铭瓦等遗迹、遗物，是一处汉代城址，应该是汉代琅琊境内某王子侯国所在。

在刘氏家族中，刘赐是其中的核心人物。

刘赐出身皇族（约公元前53年~公元前1年），字次，西汉末年琅琊郡人，为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王刘肥的后裔，属西汉皇室宗亲。琅琊刘氏作为西汉皇族分支，世代承袭爵位，深受皇室优待，家族子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文武兼备，在琅琊郡地位显赫。

刘赐少年时期便展现出过人天赋，熟读儒家经典，兼修武艺，秉承汉代“文武兼备”的风尚。作为皇室宗亲，他无需通过察举、孝廉等常规途径入仕，凭借宗族身份与个人才学，早早踏上仕途，开启了“为官一方、治理郡县”的人生历程。

根据展厅的标题，我们就知道他其实就是个县令，官不大。而且，他的仕途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先后担任萧县县令与堂邑县令，主政一方，留下了清晰的行政轨迹。

他在哪里当过县令？

先是萧县（安徽宿州），西汉时属沛郡，是江淮地区的交通要道与经济重镇。刘赐首任县令便治理此地，凭借皇室宗亲的身份与务实的治理风格，很快稳定地方秩序，推行教化，安抚百姓，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墓中出土的“萧令之印”玉印，便是他担任萧县县令的直接物证。

后在堂邑（南京六合），是刘赐升职后的治地，堂邑县西汉时属临淮郡，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赋税丰厚，是临淮郡下辖的大县，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远超萧县。在堂邑任上，刘赐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他重视民生，轻徭薄赋，鼓励农桑，兴修水利，使堂邑县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同时严明法度，整顿吏治，打击盗贼，维护地方稳定，深受百姓爱戴与上级认可。墓中出土的《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等行政木牍，详细记载了堂邑县的户口人数、城池大小、吏员数量、税收额度、兵器库存及司法审判等细节，相当于汉代的“年度政绩报告”，直观展现了刘赐治理堂邑的实绩。

“当年的刘赐也需要写总结报告，汇报工作”，鞠方宇笑说，县令也是打工人，也不易。

然而西汉末年，朝政腐败，外戚专权，社会动荡。刘赐虽在地方政绩斐然，但因常年操劳，加之患有背疾，常年饱受病痛折磨。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刘赐病逝于堂邑任上，享年52岁。

按照汉代“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传统，刘赐的家人将其灵柩运回祖籍琅琊郡，安葬于土山屯刘氏家族墓园，长眠于故土之下。这份跨越千里的归葬，不仅是汉代宗族观念的体现，更彰显了琅琊刘氏对故土的深厚血脉羁绊。

有何宝贝 

千件文物 首为玉温明定名

展厅正对着刘赐像，这是根据刘赐墓中的骨骼进行还原的。

刘赐墓（M147号墓）是土山屯墓群中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墓葬，为带长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由墓道、封土、椁室、棺室组成，椁室呈“人”字形，仿房屋建筑，分“堂”（客厅）与“寝”（卧室），完美体现汉代“事死如生”的丧葬理念。

刘赐墓中到底有什么宝贝？

考古发现，刘赐墓中出土的印章、木牍、玉温明、玉席、铜镜、玉环、玉蝉等千余件文物，件件精美，价值连城，全方位还原了刘赐的身份、地位、生活与信仰。

首先是彰显身份与权力的印章，也是汉代人的核心凭证，兼具身份标识与封检防伪两大功能。刘赐墓中共出土4枚印章，分为私印与官印两类，清晰印证了他仕途经历。其中的铜质龟钮是刘赐的私印，小巧精致，汉代高级贵族专属的龟钮造型，印文阴刻“刘次”，是刘赐日常使用的私印，用于文书封检、身份核验。龟钮象征长寿与尊贵，体现其皇室宗亲的高贵身份。

作为县令，刘赐很忙。

刘赐墓出土了24枚木牍，包括10枚衣物疏、6枚文书牍、2枚名刺（名片）、6枚空白木牍，另有残简10余枚，是发现的西汉县级行政文书，填补了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的空白。那些随葬的行政木牍，成为汉代基层治理的“活档案”。

尤其要提到的是衣物疏，这是随葬物品清单，详细记录了墓中随葬的衣物、玉器、铜器、木器等物品名称、数量，每枚衣物疏均署“刘”姓，印证墓主为刘氏族人，侧面展现刘氏家族的富庶与繁盛。

一切说起来很平常，但其中的四个字对于考古和中国历史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那就是明确记载的“玉温明一”，“一”，不难理解，是数量一个，“玉”字是介绍材质，那么“温明”二字，为记载于《汉书·霍光传》中的“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殓并盖之”物件，有了确切的名字，“提供了唯一直接的文字证据”。

因此，玉温明是刘赐墓中最珍贵、最具影响力的文物，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是全国首例带自名铭文、形制最完整、工艺最奢华的汉代温明葬具，长约48厘米，宽约44厘米，高约46厘米。

玉温明为盒状盝顶结构，专为罩护墓主人头部设计，寓意“温暖明亮”，用于保护头部、辟邪驱鬼、温养魂魄、助魂升仙。

刘赐墓中的玉温明，不同于其他的普通漆木材质，工艺极尽繁复精美：主体为木质框架，内外镶嵌琉璃片，琉璃片刻有精美纹饰并贴金箔；盝顶中央嵌蒲纹琉璃璧，璧中央置包金箔木雕小龟，象征长寿；盝顶斜坡四角附四只木雕包金银箔螭虎，是为守护辟邪；盒身北、东、西三面侧板内侧各嵌一面素面铜镜，是驱鬼破暗、护尸不腐；盒内放置包金虎头木枕，两侧附木雕包金伏羲女娲俑，是创世守护神，还有侍女俑，是为侍奉逝者。设计非常考究。

鞠方宇告诉记者，此前，考古界曾多次出土类似葬具，但因无文字记载，长期争议其名称与功能，刘赐墓出土的衣物疏明确记载“玉温明一”，终结了考古界百年学术争议，首次以自名文物确认“温明”的形制。

同时，玉温明的出土证实了汉代葬具的等级序列：皇帝用东园温明、郡县高级贵族用玉温明、普通贵族用木质温明，成为判断汉代贵族身份等级的核心标尺。

另外，那些琉璃玉席、玉蝉、九窍塞等，承载古人灵魂永生、精气固守的信仰观念，还有铜镜、玉饰、文房兵器、车马器具，都还原了墓主人精致优渥的日常，体现西汉文武兼具的理念。贴金铜席镇等级尊崇，结合整套高规格葬器，充分印证刘赐皇室宗亲的贵族身份。

凭啥是他 

琅琊刘氏 汉魏望族的典型代表

参观下来，不得不感叹刘赐墓穴中的“豪华”，可以说，刘赐的人生轨迹与墓葬文物，折射出琅琊刘氏家族在西汉至魏晋时期的显赫地位与文化影响力。作为西汉皇族分支，琅琊刘氏历经两汉、三国、魏晋，人才辈出，文脉绵延，成为山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望族之一。

琅琊刘氏源自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王刘肥，刘肥之子刘章封城阳王，后裔世代居住琅琊，形成琅琊刘氏望族。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后，刘氏分支遍布琅琊郡，封侯拜相者不计其数，家族势力根深蒂固。

西汉末年，琅琊刘氏族人或袭爵、或为官，遍布朝野，如刘君盛任中央左曹中郎，刘林承袭爵位，刘赐官至堂邑县令，均为家族精英。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之子刘京封琅琊王，建都莒城，琅琊刘氏与东汉皇室关系密切，家族地位进一步提升。

琅琊刘氏虽为皇族，但重儒学、轻武力，以“儒学传家、耕读济世”为家风。家族子弟自幼研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熏陶，为官者清正廉洁、体恤百姓，为学者著书立说、教化一方。

刘赐便是典型代表，他文武兼备，治理郡县以德为先，重视教化，推行儒学，体现了琅琊刘氏的文化传承。魏晋时期，琅琊刘氏文脉延续，涌现出众多文化名人，如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其家族便是琅琊刘氏旁支；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亦出自彭城刘氏（与琅琊刘氏同源）。

琅琊刘氏的繁盛，离不开琅琊郡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文化氛围。琅琊郡地处山东半岛南部，濒临黄海，是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汇地，也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刘赐墓出土的文物，兼具中原汉文化的庄重典雅与江淮地区的精巧细腻，如玉温明的琉璃镶嵌工艺、木牍的书写风格，均体现了南北文化的交融特征。同时，琅琊台作为秦汉时期的海疆地标，见证了中原王朝经略海洋、沟通海外的壮举，琅琊刘氏作为琅琊郡的核心家族，深度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成为琅琊文化的核心载体。

所以说，土山屯墓群与刘赐墓的考古发现，是青岛考古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仅填补了青岛西汉历史研究的空白，更重构了青岛古代史的发展脉络。

要知道，长期以来，青岛被视为“年轻城市”，古代史记载匮乏，尤其秦汉时期，常被视为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土山屯墓群的发掘，出土了大量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的珍贵文物，包括皇室宗亲墓葬、高级贵族葬具、县级行政文书等，直接证明西汉时期的琅琊郡（今青岛西海岸）是山东半岛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非边缘地带。刘赐作为西汉皇室宗亲、高级县令，归葬琅琊，印证了青岛西海岸在西汉时期便是皇族聚居、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核心区域，重构了青岛汉史的发展脉络。

青岛西海岸濒临黄海，琅琊港是秦汉时期重要的海上港口，连接中原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是古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土山屯墓群出土的文物，如琉璃器、玉器、铜器等，工艺精湛，风格独特，兼具中原、江淮、海洋文化特征，体现了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明互鉴的特征。

正如鞠方宇所说，刘赐墓出土的玉温明，其实是琉璃镶嵌工艺，是身份的象征，也印证了汉代琅琊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地区的文化、技术交流。这批文物为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贸易、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说明了青岛在古代中外文明交融中的重要地位。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历史是文化的根基。土山屯墓群与刘赐墓的考古发现，是青岛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今，这批珍贵文物已部分修复，正在展出，向世人展示西汉琅琊文化的璀璨成就与刘赐的汉吏风华。

刘赐，这位西汉末年的琅琊贵胄、江南县令，虽早已化作尘土，但他留下的文物、书写的历史、承载的文化，却穿越千年时光，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刘赐与琅琊刘氏家族的故事，是西汉历史的缩影，是琅琊文化的精华，值得我们一起去研究，去挖掘，去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