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农民工社会比较空间的媒介化建构与不稳定感调适

作者：张璐璐（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爱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5期

导 读：

移动媒介究竟如何影响农民工的社会比较过程？在多重中介化在场情境中，中年农民工本身的不稳定感是否加剧？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

一、引言

在全球不确定时代，流动中的农民工自身乡土性与城市性、现代性间的矛盾凸显。经济增速放缓、产业调整带来的职业变迁、零工经济模式扩大、土地政策调整等给农民工带来了模糊身份之外的不安感，这增添了“不稳定者”的新特质，并加剧其命运和情感的游移。其中，中年农民工群体的境遇尤其值得关注：这批以70后和部分80后为主体的农民工多为二代农民工[1]，他们是务工群体的中坚力量，同时，由于学历、年龄和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限制，受转型冲击的影响最大；此外，该群体以生计导向为主，与以城市化发展为导向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城市依附力、生活方式等方面存有明显代际差异[2]，面临着冲突感更强的生存境遇。

中年农民工个体的风险感和不安感不仅受各类客观因素影响，也受社会比较过程的主观地位认知影响。[3]社会比较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和“大鱼小池”即反映了人们倾向于通过比较来获得相对有利的位置。社会比较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就主观阶层认同而言，李培林认为，客观结构分层需要通过主观阶层认同才能与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动选择建立逻辑关系，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比，主观认同在解释态度、行为和考察社会冲突意识时，都是更重要的指标。[4]陈光金也认为，改变阶层认同的格局，降低中下层和下层的认同比例，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5]社会比较的内容丰富，除了经济地位，还有教育、外貌、境遇、情感等。[6]本研究即关注农民工通过对社会地位、境遇和情感的比较，进而主动调适自身不稳定感的过程。

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移动媒介不仅重构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秩序，更深刻地形塑了信息流动与认知建构的路径。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媒介的“空间驯服”打破了社会比较的传统地域藩篱，使其得以接入一个由他者生活状态构成的、高度可见的参照系。这种“他人信息的易得性”使得社会比较从偶然接触转变为一种日常化、结构性的心理过程，农民工群体会更频繁地进行社会比较。如此，移动媒介究竟如何影响农民工的社会比较过程？在多重中介化在场情境中，中年农民工本身的不稳定感是否加剧？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

二、文献综述

（一）社会比较、“不稳定感”及社会比较对情绪的影响

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在1954年首次提出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倾向于进行自我评价的需求与动机驱使着个体与相似的他人进行比较，以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这一过程中，通过比较他人的行为和成就，个体可以获得参照标准，了解社会期望和规范，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态度，以更好适应社会环境。[7]在比较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比效应或同化效应：对比效应指个体倾向于关注自身与比较对象的不同之处，认为差距无法通过努力弥补；同化效应指个体倾向于关注相似之处，认为差距可以拉近或持平，并产生与比较对象类似的行为。[8]费斯廷格定义的比较内容是能力与观点，如前述，比较内容还涵盖情绪、处境和地位等多方面。社会比较的类型有三种：上行比较、平行比较和下行比较，分别指个体以优秀者、与自己相近者或不如自己的人作比较。[9]参照群体的变化，会带来位置考虑变化和主观感受的不同。上行比较通常会负向影响个体心理，而下行比较则带来正面反馈。[10]此外，为了缓解消极比较信息所带来的压力，比较主体常采取回避、选择新的比较维度、降低社会比较的水平和数量等来应对威胁[11][12][13]。比如，有研究发现，农民工虽然比城市居民的收入低，但生活满意度却相对更高，这主要是因为农民工的参照对象不是城市居民，而是比自己收入更低的农民。[14]

当前关于农民工的社会比较研究多数集中在经济地位这一维度[15][16]，而较少关注境遇和情感比较。根据情绪评价理论，当面临潜在不明确情绪体验时，个体若将自身情绪反应认知、状态和强度与经历相似情境的他人进行比较，评估情绪的适切性可以缓解压力和焦虑[17]，结束情绪反应的不确定[18]，情绪足够接近时还能产生共情安慰效果。[19]

既往研究较少关注社会比较对不稳定感的影响。当前，我国农民工普遍具有一种不稳定感。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提出“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概念：指的是处于落后地位而无法进行长期规划的人。[20]斯坦丁、李静君和潘毅等围绕阶层认同等议题展开了探讨[21][22][23]。本文无意对此进行讨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来自教育、医疗、低保、养老、融入等城镇生存能力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农民工的生存不稳定感[24][25]，从而给农民工主体带来一种远非阶级意识或公民权利意识所能概括的“不稳定感”。如有研究将农民工感受置于日常生活的多重情境之中时发现，他们同时感到困惑和乐观，沮丧和忧郁，快乐、热情和冷漠；尽管农民工之间存在内部差异，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共同感受的基本结构，情绪结构的不稳定构成了农民工的意识僵局。[26]

（二）移动媒介对社会比较的影响及既往研究的不足

参照群体的形成通常取决于两个维度，信息可获得程度（或称可观察性）与相关性程度[27]：信息可获得程度指参照对象的信息来源及多寡，并依此形成基本判断；相关性程度是参照对象与自己的可比较程度，会影响比较对象的选择。移动媒介能突破时空和圈层限制，使得线上比较相较于线下比较产生了新特征。首先，在线社会比较并不一定是个体主动发起的动机性过程，甚至只要呈现他人信息，比较就会自动发生。[28]账户好友数量及获得的评论、点赞数量及其他视觉刺激性信息也丰富了比较内容。此外，传统媒体中的娱乐明星等虽然也会成为比较对象，但由于与普通人的相关性较低且差异性较大，个体卷入度会降低。在移动网络中，活跃着更多与普通人相近、但拥有较多粉丝的网络红人，他们通常会展示普通人渴望拥有但普遍缺乏的物品或生活方式，容易引发比较行为。已有不少研究表明，人们在线上倾向于上行比较，通常导致负面情绪[29][30]，因为人们在线多呈现积极形象，比较者也倾向于上行比较，并以对比而非同化的方式做出反应。[31]

既往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32]，并以量化研究为主，难以说明比较场景和情境的复杂性，且较少研究关注农民工在数字时代的比较特征。农民工的社会比较过程有其特殊性：农民工位于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空间边界，同时和当地居民保持了社会距离，其私人时间也已被高强度劳动压缩，社会关系和私人生活具有明显的孤岛特征。农民工拓展对狭小物理空间的控制范围，从而在最大空间范围内实现媒介连通并集合各种社会关系，由此可能导致农民工更频繁地进行社会比较，且比较结果对其的感知影响更大。此外，长期面临的结构化困境及其所具备的心理韧性也可能使得该群体积极调适的动机更强烈，农民工寻求情感认同的趋向更强。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空间、情感认同空间的集合性空间角度来关注这一实践特征，以深入探究这一群体的情感逻辑。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时间跨度为2023年3月至2024年7月，田野调查点为浙江绍兴SY工业园区。园区以多个精细化工产业为优势领域，已成为长三角最强制造产业集聚区，2016年以来，该园区在浙江省率先全面启动化工产业改造和绿色升级。[33]但经济重组常会加剧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和生活脆弱性。由于工厂进入受到严格限制，考察范围限于园区附近的农民工生活聚集区G镇。本研究以滚雪球的方式招募到22个农民工（青年农民工用作参照，受访者详见表1）。研究者首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每轮持续60—90分钟），了解受访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包含工作情况和社会关系网络；农民工的主观意识，包含身份认同、情感体验及未来规划等。随后，受访者还受邀分享了自身的移动媒介使用现状和心得。在线上观察环节，研究者主要聚焦于22个农民工的抖音账号，结合受访者的说明来确认其账号所关注的同伴群体；在征得部分农民工同意后，研究者还和受访者一起浏览了其日常所“刷”视频内容，并一起讨论分享了浏览心得。研究者还对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即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7月1日发布的视频内容进行了主题分类与归纳。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二）受访者的不稳定感

与其父辈相比，受访农民工群体经历了社会转型，且无法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长期规划。首先是工作环境压力。尽管农民工群体长期以来多嵌于非正规产业，但新冠疫情及产业调整加剧了该群体职业流动的频率和规模。受访者多为有过建筑行业就业经历和下岗经历的外包工，由于人力资本劣势，他们难以在自动化工厂中找到合适的正式职位。新冠疫情导致该工业园区外贸订单锐减，受访农民工的薪资大幅降低至旺季的一半甚至更少，部分农民工选择在空闲时间兼职临时工作增加收入，但难以摆脱伴生的低保障困境。关于工作条件，农民工之间已达成“轻工业累人，化工业对身体危害大”的共识：受访的男性农民工多在化工厂从事洗料工作，长期接触化工原料导致出现了眉毛变色、皮肤红肿、免疫力降低等健康问题。此外，当前自动化工作强调技术操作流程的严谨性，但部分中年农民工难以胜任。部分农民工由此产生转行转业想法，但面临反应力迟钝和记忆退化等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其次是土地情结与返乡迷茫。农民工对土地有复杂感情，一方面，土地被认为束缚了其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土地仍是农民工的精神寄托和归乡时老有所养的保障、退路。如今，土地政策有所调整，尽管农民工消除了在外务工的后顾之忧，考虑到与祖辈不同的发展轨迹时，中年农民工感到迷茫。

四、社会比较空间的生成：媒介化与空间融合

农民工生活必要的日常信息搜寻、情感交往和休闲娱乐活动均已被媒介化重塑。(1)媒介成为获取信息与支持的生活百科。弹性用工制度的普及，使雇佣双方对招工信息的即时性需求增加，从而催生了劳务中介公司、招工信息群等渠道，拓宽了农民工依靠同事和老乡关系之外的求职路径。此外，二手家具等物品拥有较大交易市场，相关交易信息通常发布在老乡群、中介群中，有助于降低其生活成本。微信和抖音等平台也为该群体应对文化、技能等难题提供了学习途径，例如通过短视频学习工伤赔付维权知识（SSG）。(2)媒介助力农民工实现中介化的家庭沟通与数字求偶。例如，常年在外务工的ZLW通过每日与在家乡的父母视频通话以尽孝道，并通过查看家校群消息来督促子女学习、履行父职。同时，移动媒介如微信“附近的人”、抖音“打招呼”等功能，为建立浪漫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ZXW）。(3)媒介重构了农民工的休闲空间。他们会在线上浏览幽默视频、电视剧解说、体育比赛，并进行在线听歌和唱歌等。有受访者受抖音“附近的人”所分享的捕鱼乐趣与技巧启发，网购渔具后常在停工期间与老乡一同捕鱼，也有的会自驾游并在“自媒体”账号进行“旅游打卡”（ZJZ）等。除了12小时常态化工作（工作时普遍被禁止使用甚至携带手机，且几乎没有节假日），以上构成多数受访农民工的全部生活内容。可见，强路径依赖使得农民工居住空间已成为媒介空间，其行为习惯和认知态度在其间固定。

在这一媒介化空间中，除了连接强关系的微信，受访农民工使用最频繁的是其素养技能足以应对的抖音短视频应用。其间，媒介逻辑渗透致使农民工社会比较的空间体系发生变化，物理空间（生活空间）、心灵空间（情感）和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发生了融合[34][35]：物理空间的封闭性、边界性，催生了农民工主体走进虚拟空间以探知社会形势和社会参照的需要，民工在此居住实体中进行实际比较行为；虚拟社会空间再现或重建了农民工远方和附近的同异质、层次化社会关系，也即潜在比较关系；心理空间催生了农民工公民认同或弱者认同等确定性情感。可见，这三者都已被媒介化重构，且共融于农民工实体居住的这一空间。这一社会比较空间因流动性迁移和自我繁殖特征，以及农民工的主体性选择，又可以划分为双重子比较空间：想象的远方空间以总体社会共在场景延伸了农民工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感知，并提供上行比较机会，促生底层认同和公民认同；在地附近空间则以圈层同质经验再现的方式促进农民工的实际参照行为并带来群体归属感。

五、想象空间：上行比较与总体“我们”的境遇感知

短视频为农民工搭建了一个与远方他者相连接、可进行泛比较的虚拟总体社会空间，农民工在其间能认识到自身所处社会的丰富与复杂。但在判断自身社会位置时，比较已无法通过具体感觉来实现，仅能通过某些抽象的社会标准衡量。[36]比较标准嵌入在消费主义的总体景观符号、社会化“自媒体”博主的焦虑话语和其他普通用户的感慨中，这激发了农民工的想象性认知。

（一）对比效应：总体消费景观符号与焦虑话语中的底层认同

在线偶遇信息以总体性、符号化和商业性景观特征冲击农民工的心理，使农民工产生遥不可及的“平行世界”之感（ZJZ）。这种心理距离的产生源于短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平等的自我展演机会，人们普遍倾向展示良好形象，使观看者认为他人生活状态更好。其中，他人环境展示如旅游打卡行为、网红的炫富行为等易导致观者的物质主义倾向增强。在平台所建构的感官世界中，农民工被消费主义景观俘获，资本的大量涌入、流量刺激、商业变现等消费主义逻辑则直接推动了这些视觉符号的流行。参照范围的扩大不仅凸显了农民工结构性劣势地位，更在持续的上行比较中加剧了其负面情绪的积累。

在主动的信息搜寻过程中，农民工对“自媒体”博主提供的认知提升类内容表现出显著偏好，这种偏好可能强化其底层身份认同。表面上，这类信息被赋予消弭信息鸿沟的期待——如受访者ZXW所言“手机会让人变聪明”，这里的“聪明”实质上指向农民工的认知重构与理性发展。然而深入观察发现，其信息获取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化特征：多数受访者主要关注三农政策、劳工权益等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内容，通过围观不断确认自身的社会位置。当前，部分以“觉醒 / 认知提升”为名义的“自媒体”为博取关注、实现流量变现，对各类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夸张化解读，使得民工群体不自觉地将自身与“贩卖焦虑”话语所指向的上层群体、精英群体进行抽象化参照与比较。焦虑话语使民工在进行消极社会比较后得出更多批判性的自我评价和负面想法。

（二）同化效应：社会情绪一致性感知与公民认同

以上为消费主义符号景观带来的经济地位的比较，此外还有情绪比较。情绪比较的对象是相似他者，强调情境的相似性更为普遍。情绪比较具有三个功能[37]：(1)帮助个体了解是否过于担忧或焦虑，降低对当前境遇和情绪反应的不确定性，即实现对情境和情绪的认知澄清。(2)带来共情慰藉：相似他者彼此认可对方感受并使其合理化，提供移情、理解、鼓励和关心等情感支持。(3)高效寻求信息的方式之一，具有预防借鉴的作用。与网络上的消极信息进行社会比较后也会产生同化效应，如感知到他人也正在经历负面情绪影响，促进个体出现更多积极情绪体验。

因强烈民间文化属性[38]，短视频具有扁平化传播特征，平台话语自下而上流动，且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具有话语一致性。在不确定时代，随着社会转型及价值观出现变化，“内卷”“躺平”“牛马”“内耗”和“佛系心态”等网络热词的广泛传播反映出一种普遍的疲惫感的蔓延。农民工在媒介实践中感知到整体社会氛围，将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他人相比较，共同归因于“大环境不好”，并生发“都不容易”的感慨（SSG）。由此，农民工实现认知澄清和情绪唤醒，即在同化效应中适应性理解即将到来的情境，评估并确定了自身情绪及强度是合适和普遍的，并不因社会阶层等发生变化。因相似情感体验，此间的社会比较也增强了农民工对总体“我们”的心理认同，这种认同源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致被动遭遇，是一种与公民认同相类似的情感，能部分抵消经济劣势地位感知带来的自我批判情绪，并缓解农民工原本的不稳定感。

六、附近空间：平行比较与在地“我们”的情绪感知

对于身处熟人社会的农村居民而言，平行比较是个体获取面子、人情等生存资本的重要场域，不仅影响个体认知与情绪，也形塑了声望、地位的产生路径。[39]中年农民工的生存逻辑依然保留乡土熟人社会特征，因而也更关注平行比较。附近空间平行比较的具体化、日常化特征不同于想象空间的抽象化和总体化。“在地我们”包含农民工的老家村民、老乡群体、产业集聚区的同行，尽管有的未曾谋面，但因为同一生存空间的相似生活体验，他们共享相似情感结构。由此，经由短视频平台，农民工在情绪分享过程中加速平行化情绪比较（调研时发现，下行比较从平行比较中产生且两种比较类型的效果相似，因此这里主要讨论平行比较）。

受访者普遍表示自己和身边朋友对微信朋友圈的使用频率降低，因为“朋友圈充满更多没劲儿的攀比”，转而提高抖音等的使用频率。这与短视频平台的下沉策略有所关联，抖音和快手等成为展现该群体主体性和情感结构的重要载体[40]，重复性展演内容潜藏了底层群体的集体意识。[41]受访农民工的媒介表达有相似性且可分为两类：个体自我抒发与圈层内群体狂欢，由此，农民工获得附近空间情绪一致性感知。

（一）同化效应：“忧思自白”型群体情绪表达与共鸣

农民工群体常常难以表达自己的生活困境和内心感受，而短视频的低技能门槛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声的机会，尽管这种表达形式有时被批评为“土味儿”。其中，“心灵鸡汤”类视频尤为常见，这类视频通常以歌曲或自述的形式表达人生的不易和内心的挣扎。画面多为自拍的景物或转载的视频片段。这类表达所选文字具有强感染力且能表达该群体难以名状的心声（SSG），比如“跟自己情况类似，表现孤单、生活不易、没钱、没人说话、不幸福，内心难受，但依然要振作精神”（ZLW）。此情感源于民工的弱势性主观认同，个体呓语表达成为该群体感情宣泄的稳妥出口。

受访者所发布视频的浏览者和点赞者为同事、老乡或其他附近居住的农民工（这主要基于平台的推送机制），短视频的传播过程即为社会比较过程。其间的比较内容是“生活类消费、收入、职业及社会地位状况、家庭资产、社会资本、婚丧嫁娶”[42]。农民工的媒介表达还重在记录生活，如美景、美食、家庭剧情等，他们在朋友圈分享的内容也经历了精心筛选和自我管理呈现，“吃一碗素面没法发朋友圈”，这背后也牵涉深刻社会比较逻辑——平淡日常信息因缺乏可展示性而被排除在公共视野之外。但受访群体更在意情绪比较，认为圈层内物质水平差异并不大，且刻意的物质型炫耀很快会被熟人识破（ZGY）。有学者指出，在集体中分享情感，实质上是分享对社会现实的特定感受，分享对世界的理解。[43]在情绪社会分享的圈层传播中，农民工之间通过检验情绪体验的社会一致性来建构情绪意义[44]，个体得以确认并正视自身以往游移不定的不安感。此过程使个体在社会水平上参照情绪反应的适当性，也为群体间寻找情绪解决方案提供前提。

（二）同化效应：“娱乐狂欢”作为群体共识性方案

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个体不仅会评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还会通过观察他人来获取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农民工创作的搞怪类“土味视频”以幽默形式表达开心或苦闷，其表演形式的夸张性常被认为弱化了表述内容的公共价值。但文本所负载的已经不单是创作者本身的价值取向，而是某种集体共有的潜意识，胡泳和彭予阳将此形式视为一种应对前述社会压力的消解式抵抗。[45]其间的圈层比较过程涉及情绪同化效应，即对自己行为的同向性期待和预测。

受访农民工拍娱乐短视频的动机往往与深刻现实感悟有关。ZJZ抖音账号获赞较多的搞笑段子是“向往着逍遥自在”，其背景音乐取自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时的插曲《五百年沧海桑田》，画面朝向出租房的窗口，背景全黑且只窗口处透光，以模拟孙悟空被压时的场景。表演者ZJZ通过凌乱发型与涂抹污渍的妆容，模仿孙悟空的委屈神态，当其未出镜的妻子将半个橘子与一根香蕉抛入画面中央时，ZJZ迅速抓取并剥食的动作，与画外持续的哄笑声效及“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啥时候是个头啊”的文案相互叠加，完成了戏谑生活的展演。评论有“你真有才”“生活都不容易，但还得生活”等。其间，“乐观的他者”情绪比较激活了农民工个体与社会支持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加强了社会融合。[46]“土味视频”的拍摄者与观看者之间通过特定符号或话语辨识彼此、形成联结，达成主体性解决方案，“就是叫穷开心嘛，打起精神才能面对以后”（ZLW）。积极情绪的传播使得农民工在群体狂欢中构建了安全感和开启新生活的动力。

七、结语

本文探索了处于不稳定状态的中年农民工在社会比较过程中重寻情感确定性的数字图景。基于农民工生活情境中对移动媒介的强依赖及型塑后果，即其流动生活中边界空间的媒介化特征，本研究将媒介空间与社会比较过程相勾连，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比较空间”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指向农民工群体寻找参照对象时的三重空间即物理、心灵和社会空间的融合：孤岛型居住实体承载了农民工的不稳定感，催生了农民工探照社会的实际需求，农民工于此进行媒介实践和实际比较行为，从而调整情绪和行动以重塑现实生活；农民工的心灵空间有找寻情感认同和群体归属感以获取情绪调适的需要，当然这种调适需置于社会关系互动中；社会空间将农民工与外界相连，远方和附近关系不同方向、不同程度地影响农民工的比较结果，基于虚拟空间的流动、自我繁殖和农民工主体的心理选择，这一社会比较空间具体又划分为两类子空间。在呈现总体社会的想象空间中，农民工产生正负情感体验：一方面，平台的自我优化展演机制及其所带来的消费景观、“自媒体”博主散播的焦虑文化，使农民工在上行比较的对比效应中加剧对不利地位的感知；另一方面，普通用户间的情绪比照使农民工在同化效应中适应性地理解周遭，完成情感认同和调适。在可及的多元信息中深刻影响农民工的是对其有实际参考意义的附近空间，农民工于此更换了比较对象——想象空间的情绪纾解是不彻底的，只有在与附近的比较中，即基于相似具身体验产生的情感经由视频媒介表达和传播后，农民工才得以确认自身情绪的正当性，从而获得群体归属感。

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中阐释了人们总是倾向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47]农民工在多重比较中感知自己的社会位置和处境，从而评估和开启自身行动的过程即是寻求确定性的过程。农民工寻求确定性的比较过程揭示并再现了底层韧性。韧性是一种心理资本，这种资本使得农民工在与外部环境交互时能表现出“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特性，并使其获取自我稳定的力量和持续生存、发展的意志与能力。[48]“大家都是这样过的”以及比较空间的划分、比较维度的转换，呈现了农民工构建自身微观社会生态的主体性生存策略。笔者想申明的是，农民工的这种态度是基于其对城乡边界实体空间生活的真实感受，及对自身能力、环境约束所做客观评估后的结果，而通过摘引经典文献中的个别论断来批判这一群体具有保守意识的做法，具有现实生活中的“教条主义”色彩。[49]在当下，也许这种韧性心理资本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借鉴思考。

但是，尽管社会参照有一定情绪纾解作用，农民工不安感的消解终究仍赖于制度保障，制度性保护的不足使得民工的“悬浮”式生存不仅具有现代性的一般特征，也凸显了其在当前社会语境下的特殊性。此外，应当注意到，农民工在想象性总体空间中是以“探照”姿势被动地接触社会比较信息，农民工的情感话语表达也只是在同质圈层中完成了自我实现，这不利于农民工真正走近公众以促进其社会融入。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本文的移动媒介介入比较过程是基于民工的主体性策略做出的理想型版本，民工日常信息接触的芜杂和不确定性使得其实际比较过程可能更加复杂。此外，访谈对象来自河南民工圈，但在河南等中部地区，“面子”的工具性更强[50]，农民工个体可能会更频繁地进行社会比较，由此，文化习性不同可能会使得不同地域的社会比较内容和对象产生差异。后续相关研究可以针对此展开探索。

【本文为浙江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常规课题“分化或整合：中国现代化发展阶段特征研究”（编号：24NDJC122YB）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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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张璐璐，陈爱梅.中年农民工社会比较空间的媒介化建构与不稳定感调适[J].青年记者，2026(05):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