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文物医生》：非遗与科技让国宝重生

近年来，文博热潮持续升温，从故宫文创走红，到《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为现象级纪录片，再到《国家宝藏》等节目广受关注，文物修复这一曾经深藏幕后的职业，正式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备受喜爱的文化热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聚焦文物修复前沿、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科技的大众读物——《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近日出版。该书由上海博物馆两位文物修复师执笔，以真实修复故事为核心，全面展现文物修复的专业魅力，为读者打开一扇专业、生动、前沿的文物修复之窗。

《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

戴维康　张珮琛　著

大方｜中信出版集团

劫后余珍：商代中期兽面纹壶

文｜张珮琛（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匆匆赶往郊区的废品回收站，手中紧握着一份清单，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当天从各地新运到的一大批即将被送入熔炉的“废铜烂铁”。这些堆积如山的金属中，极有可能掩埋着亟待抢救的珍贵文物。

随着上层叠压的铜制品被逐个搬开，一件带有清晰纹饰的残破器物渐渐露出了真容。尽管器身残破严重，但依然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其直口鼓腹的造型——这分明是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壶。

上海博物馆从有色金属冶炼厂废墟中抢救出的商早中期兽面纹壶

经专家鉴定，这件自废铜堆中抢救而出的青铜器，是商代早中期的兽面纹壶。器身残缺严重，无法直立。由于器身缺失部分过半，且当时尚缺乏可靠的复原依据，上海博物馆的专家决定采取“维持原状”的保守方式保存，不盲目干预修复，避免人为误判带来的破坏。

仔细观察这件青铜壶，直口长颈，折肩鼓腹，寰底圈足，颈部的系钮上仍留有一截残断的绳纹提梁。壶的口沿下有三道突起的弦纹。肩部饰抽象的兽纹，腹部饰大兽面纹，上下皆镶连珠纹。兽面纹两目圆睁，眼角上扬，宽鼻下垂至边栏，两侧是口部，其间有锯齿状的兽牙。兽身则逐渐弱化而上卷，与“有首无身”的饕餮纹的描述非常接近。整个纹饰除了眼睛突出外，其余部分皆采用单层平雕手法；器表满布勾曲横直相交错的条纹，条纹甚宽而留地较狭，纹饰流畅对称又有变化规律，展现出商代早中期典型的青铜艺术风格。

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黄陂盘龙城考古发掘取得重大进展，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遗物，其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商王朝大体相同。其中，李家嘴编号M1的商代墓葬出土的一件商早中期兽面纹壶，无论器型、体量还是纹饰风格，都与上海博物馆这件残壶极为接近。这一发现，为此件残壶的复原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依据。

黄陂盘龙城李家嘴 M1 出土的商早中期兽面纹壶

手工塑形是大面积残缺青铜器物补配修复的传统方法之一。修复师依据壶身残留部分的弧度，推算出壶身的腹径与高度，继而选用雕塑泥进行初步塑形。泥塑是最古老的塑形方法，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原型塑造的方法之一。黏土或雕塑土通过揉、搓、捏、盘、挖等手工技法，经搭内骨架、上泥造型、深入修整、石膏翻模等一系列步骤，完成青铜文物缺失部分从泥塑形到石膏形的转换。

左：使用雕塑泥塑造壶身残缺部分 右：利用翻模，将塑造的泥型转换成石膏模型

青铜器的纹饰堪称其灵魂所在。尽管这件壶部分残缺，但其器腹残存部分的纹饰仍极具观赏价值，一组二方连续的兽面纹，古朴而神秘。

拓片是采集此类青铜器纹饰最直观与精确的方式。先使用宣纸和墨汁，将青铜器纹饰转为平面图案。再将拓片纹饰精心转绘至补配的石膏形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纹饰雕刻。这件壶的兽面纹除眼睛突起外，其余部位皆采用单层阴刻手法呈现。阴刻线条与阳线相互映衬，巧妙勾勒出主体框架，这正是商代早中期青铜纹饰的主要表现形式。阴刻的纹饰底部平整，侧壁均匀，纹饰线条呈现上窄下宽的状态；而阳线纹理呈现微微的上宽下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纹饰上窄下宽的现象，不仅与当时青铜器制作过程中在模与范上分别修刻纹饰有关，还与青铜器铸成后加工打磨的工序紧密相连。尽管纹饰间距略有宽狭变化，却展现出一种自然流畅之美。

依据原件残留部分的两方连续兽面纹饰进行扩展延伸，按原器型进行衔接雕刻

在雕刻纹饰时，选择不同宽度的双坡平口白钢刀至关重要，它能更好地体现和还原青铜器纹饰的特性与规律。纹饰雕刻是一项极其考验制作者精湛技艺与耐心的工作，容不得丝毫马虎。通过内模外范中的双向雕刻，修复师最终完成壶身与壶盖的纹饰雕刻。

在模型制作中，使用的石膏通常是经过精细加工的熟石膏。在青铜器修复的翻模过程中，复杂精巧的分块模无疑是修复师高超技艺的绝佳体现。分块模，又称为石膏分型模具，主要用于那些布满纹饰、形状不规则的青铜器。修复师需根据器物的形体起伏与角度，精心设计分型面，巧妙运用镶块、滑块、抽芯等分型方法，使硬质石膏外模能够轻松脱模，形成既可拆散又能组装的石膏模具。

通过再次翻模，将石膏模型制作成待铸造用的蜡模

器型越复杂，对模型的分型要求越高。修复师凭借精湛的技艺，将复杂的青铜器分解为多个可操作的部分，确保每个部分都能精准地从模具中取出，同时又能完美地重新组合。当重新组合好的石膏分型模具灌入蜡液后，便完成了青铜文物缺失部分从泥塑形到蜡形的华丽转变。这一过程不仅考验修复师对青铜器结构的理解，更考验其对石膏模具制作细节的把控。

修复师将修复后的铜壶摆进展柜

最终，通过手工作色，修复师赋予了器物外部以和谐的色彩与质感，使其在展陈中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而在器物内部，则保留了可辨识的修复痕迹，这些痕迹如同历史的注脚，便于后期的研究工作，也让修复后的青铜器在传承文明的同时，也传承了修复者的智慧与匠心。

御器厂的瑕疵品：永乐釉里红高足碗

文｜戴维康（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陶瓷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自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起，这座资源丰富、地理优越的小镇便成为御用瓷器的核心产地。明清时期，景德镇建立了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涵盖原料开采、成型、烧制、装饰等多个环节，每道工序均由专门的工匠负责。这一高效模式确保了瓷器的大规模、精细化生产，使景德镇能稳定供应国内外市场。其中，御器厂所生产的瓷器当属官窑器，由朝廷设立，其生产为宫廷所需而制，是官窑的特殊形式，只有皇室才能使用。

景德镇御器厂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瓷器制造史上的巅峰存在，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然而，景德镇御器厂的辉煌，并非建立在一帆风顺的生产线上，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与淘汰中铸就的。由于其特殊的御用身份，所承制之瓷专供宫廷使用，质检标准之严苛堪称前所未有。明清两代，凡御器成品若稍有瑕疵——釉面气泡、纹饰偏斜、釉色不匀、釉层厚薄不均、器型轻微变形——皆被判为不合格品，当场击碎掩埋，严禁流入民间。任何违规流通、私售御瓷的行为，皆属重罪。

考古发掘显示，这些被集中废弃的器物堆积如丘，形成如今考古学中常称的“御器厂废瓷坑”。这些废弃层中，既有因烧造温度失控而釉色暗灰的残片，也有因画师笔误导致纹饰偏斜的精品。它们共同见证着御器厂在“精益求精”道路上的无情与执着。

明代文献称，永乐、宣德年间御窑的红色器物“鲜红为宝”，其光色“鲜红夺目”。这种瓷器被称为釉里红。釉里红的烧制难度极大，因此自14世纪以来就是瓷中珍品。永乐釉里红瓷器存世量稀少，上海博物馆藏的永乐釉里红高足碗是一件修复件，是来自景德镇御器厂出土的瑕疵品之一。

永乐红釉及釉里红埋藏坑小坑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釉里红高足碗，曾在几十年前由馆内经验丰富的修复师进行过一次极具艺术性的修复。那次修复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修复师凭借极高的技艺与审美，不仅准确复原了瓷釉原有的温润质感，还巧妙模拟了釉中铜料经高温烧制后所呈现出的色彩层次与流动感。其修复效果之精致，即使在近距离观察下，也很难分辨出哪些部分是修复添加的，哪些是原始材质，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然而，随着博物馆学科的发展和理念的更新，修复工作的方向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从过去以“物”为中心，强调外观完整与视觉统一，到如今逐渐向“以人为中心”转变，更强调文物信息的真实性、对历史痕迹的尊重及保障公众认知的透明度。这一观念的演变直接影响了文物修复的目标和方法。

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的文物修复工作已经不再仅依赖人工经验和肉眼观察，现代科技的加入为文物保护注入了强大动能。各种先进的检测与评估设备正在全面赋能修复工作，让文物修复变得更加科学、精准与可控。

明永乐景德镇窑釉里红高足碗，上海博物馆藏

通过对这件釉里红高足碗的CT图像进行深入分析，修复师发现器物内部的碎片拼接状态存在一定问题。各碎片之间的契合度普遍偏低，拼接面不仅存在明显的不平整，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形变。这表明早期修复时可能在碎片配对、黏合方面存在一定误差，或当时的技术条件难以实现更高程度的契合。

CT扫描釉里红高足碗的过程

通过局部照片的进一步比对观察，我们注意到一些小碎片与相邻大碎片之间的边缘（俗称“茬口”）并不吻合。由此引发了一个重要的疑问：这些小碎片是否真的属于这件器物？换句话说，它们可能来自其他相似的器物，后来被误拼进了这件高足碗之中。

永乐釉里红云龙纹高足碗的CT照片及局部

面对这件釉里红高足碗的修复问题，修复团队一度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选择剥离旧有修复，再实施新一轮修复，势必需要对文物进行拆解，这将不可避免地对器物本体造成新的、不可逆的物理损伤；另一方面，一旦拆分后发现其中存在大量并非原器物的碎片，反而会使后续修复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无法恢复到当前状态。在多方论证与模拟实验后，修复团队最终决定采取“最小干预”保护策略——不拆除现有修复结构，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拼接状态与历史痕迹。这一决定不仅基于对文物结构稳定性的考量，更体现出当代文物修复理念的转变：从“重塑原貌”向“尊重历史”过渡。

观察修复痕迹

这样的决定并非“放弃修复”，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不动”——一种在“做”与“不做”之间取得平衡的专业判断。这种克制本身，正是当代文物保护精神的体现：以尊重历史的方式延续历史，以最小干预的手段实现最大保护。

（本文摘选自《文物医生：当国宝遇见非遗与科技》，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