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动态调适、生态转型与数字赋能

作者：李金格（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常益敏[（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来源：《青年记者》2026年第5期

导 读：

新闻人才培育应该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内核，并在娴熟运用数字技术的适应性前提下，努力开拓新闻传播力与马克思主义解释力相向生成的持久之道。

一、引言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工具的裂变式发展正在重塑数智时代新闻传播的底层逻辑。从算法推荐重构信息权力分发格局，到生成式AI颠覆新闻内容生产范式，传统新闻观教育面临生态新局。这种变革不仅给新闻传播论带来技术工具的系统创新，同时也给新闻认知论带来了新的价值冲击。当智能体写作超越人类个体效率、社交传播消解专业壁垒时，新闻观教育的本体价值面临诸如哈贝马斯所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系列风险。鉴于此背景，新闻人才培育应该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内核，并在娴熟运用数字技术的适应性前提下，努力开拓新闻传播力与马克思主义解释力相向生成的持久之道。于师者而言，当以乐观进取的方式制约技术的僭越，引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践行者保持理性，建构超越“数字茧房”“智能替代”的新闻观教育新秩序，回应传媒改革需求，“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1]。

二、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内涵的时代化重构

面对21世纪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必须“开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新局面”[2]。媒介技术与社会结构的双重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内涵演进创设了全新路径。自谷登堡印刷术催生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启蒙起，到大众传播时代形成新闻教育的专业主义范式，乃至今日数字变革浪潮引发的认知革命，新闻观教育的内涵始终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中动态调适。信息技术发展进一步带动了新闻写作的“换笔”运动[3]，推动人们“在科学和人文的交融中认识和描述新闻观念，体验和把握新闻传播规律”[4]。Web2.0时代，随着微内容、开放性和社会性成为第二代互联网的主要特征以及智能手机的推广和云计算技术的成熟，新闻生态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元宇宙技术的兴起，数字化和融合文化的新特征则象征着新闻业态迎来了新的跃迁，与现代社会流动性相匹配的“液态新闻观”应运而生。客观上，中国进入数智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生态三大转向，即：从机构本位到网络节点、从内容生产到关系建构、从专业垄断到生态共治，并主要体现在价值、认知、实践三个维度。

（一）动态校准的算法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在数智时代呈现技术化、生态化、精准化的实践新形态，实现了从“制度规训”向“技术嵌入”、从“单向传播”向“生态治理”的范式跃迁。传统新闻观教育语境下的党性原则主要体现为新闻机构的组织归属与内容把关，而在算法主导的数字传播生态中，其践行路径已拓展至技术架构的价值观校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党性原则的价值锚定正通过三种技术化路径重构实践范式。其一，在数据采集环节建立意识形态过滤机制。如人民网运用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时扫描全网信息的定向巡查和实时预警，通过知识图谱匹配实现敏感内容自动拦截，实现群体、类别和形态层面的全媒体、全领域覆盖。[5]其二，在算法分发环节构建正能量传播模型。在新冠疫情时期，今日头条和抖音等平台积极推动算法价值观建设，通过人工干预设置权威内容优先机制和多目标优化模型，算法增加“媒体权威性”维度、目标增加“社会价值系数”，发起的抗疫话题“坚信爱会赢”，话题传播量累计超33亿次。[6]其三，在人机协作中设置价值判断优先权。例如，央视网开发的全媒体信息巡检预警平台“智晓助”具备视频监测能力，能够分析全媒体平台的内容风向变化，及时捕捉、精准分析与其相关的各类负面敏感信息内容，并提供快速反馈预警，为政府、企业的品牌口碑检测、用户行为分析、事件态势感知、信息危机预警、数据洞察分析复盘提供全方位支持。[7]由此可见，依托数字技术加以建构的数字空间“正日益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8]。在数智时代，“通过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需要物料、算力、训练等，其中隐含各种的‘偏见’，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的审慎辨别”[9]。综览“学习强国”“央视频”等智媒型主流媒体平台，党性原则已嵌入互联网用户日常媒介接触场景，形成“内容生产—分发—消费”全链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闭环。

（二）重视“技术—社会”的辩证思维方式

把握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从新时代中国新闻教育的现实来看，由数字传播所导致的认知革命不仅重塑了大众获取、处理和传播信息的方式，也对传统的社会关系以及文化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技术迭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日趋复杂。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表达来看，科学把握“技术—社会”辩证关系是尊重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前提性要求。在新的技术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动摇，必须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为立足点。新闻教育在数智化的生产取向中得以发展，也在正确舆论准则的引导中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三）聚焦生态构建能力的新闻生产实践

数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实践有其特殊的信息生产场域。与传统新闻教育注重信息采集、编辑与传播的线性能力相区别，数智技术的兴起打破了以往新闻生产的场域和模式，新闻教育也应该相应地扩展成为一个包含多元主体互动、多样平台协同的复杂生态系统。生态建构能力在新时代新闻教育目标体系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即要求新闻从业者在人机协同、多主体参与的环境中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构建可持续的新闻传播生态。面对当前复杂的舆论环境和多元的网络思潮，生态建构能力塑造的首要条件就是用好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所蕴含的科学新闻观和新闻方法论，宣传好人民喜闻乐见的新闻信息。

三、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基本原则建构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10]，是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贯彻和表征，集中反映“人民至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11]。数智时代坚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必须充分认识到新技术和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的复杂性。哈贝马斯认为，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人走向异化和物化的风险。为了实现新闻传播的交往理性以及应对因技术、信息和社会互动的复杂性而产生的数字混沌，就需要建构起一种在新媒介技术变革中既能够涵盖社会教化功能和价值整合功能，同时可以在数字化传播生态中切实保障新闻舆论工作的核心能力维度的新闻观基本原则。

（一）政治性与专业性相统一

在算法分发场景中实现意识形态安全与传播效能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首要原则。算法分发的技术逻辑与意识形态安全的价值诉求构成新闻观教育的元矛盾。这一矛盾的化解需遵循“技术向善”原则，通过算法架构的价值观嵌入实现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动态平衡，保证新闻教育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方向。在技术哲学层面，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此提供分析框架：传播效能对应着“策略行动”的工具理性追求，而安全诉求体现着“交往行动”的价值理性规约。《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将“充分发挥算法服务正能量传播作用”作为算法生态安全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具体实践中，抖音、小红书、微博、快手、微信视频号、哔哩哔哩等平台围绕正能量内容加权推荐、用户自主选择权保障、推荐内容多样性优化、提升算法透明度等核心环节，系统性优化完善多项功能。[12]这种技术路径的创新性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转化为可量化的算法参数，如设置地域分布权重、圈层穿透系数、情感共鸣指数等动态变量，既避免传统“一刀切”式内容管控导致的传播力衰减，又防止算法黑箱引发的价值偏离。政治性与专业性辩证统一原则的本质，就是技术工具性与价值目的性的有机融合，为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引导提供方法论创新。

（二）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潮流的媒介技术革命已有将数字技术安置于新闻专业主义之上的趋势，偏颇的工具理性膨胀可能导致新闻教育陷入“技术至上主义”认知陷阱，因而在新闻教育的具体情境中亟须构建一种具有制度约束力、能够动态界定并规约技术与社会互动中的行为边界的伦理识别与干预机制。韦伯（Weber）的理性二分法揭示，当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时，技术异化将瓦解新闻工作的本体价值。为此，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制定了国内高校公开发布的第一份生成式人工智能学生使用指南——《生成式人工智能学生使用指南》，该指南明确规定：AIGC生成内容必须经过准确性、知识产权、数据隐私等多重自查校验，且直接生成内容不超过全文的20%[13]。这种机制设计呼应了弗洛里迪（Floridi）的信息伦理理论，将“技术善用”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约束条件。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风险分级管理制度”为此提供域外参照，将技术应用场景按社会危害度划分为四个风险等级，对应差异化的监管强度。这些实践表明，建立技术应用的“伦理新阈值”机制，能够有效规避工具理性异化风险。通过“技术谦抑主义”平衡创新冲动与价值守护之间的张力，以此来为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构筑理性防线。

（三）理论传承与实践创新相协同

经典理论的数智化转化和表达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路径创新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元典性原则在数智时代面临着解释力实现的艰巨任务，其高水平存续依赖于理论内核的技术化转译与时代化重构。以“真实性原则”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科技强国融合新闻报道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创新具有代表性。该项目旨在构建服务于国家战略科技传播需求的高保真虚拟仿真系统，在教学场域设计层面，创新性采用扩展现实（XR）技术构建多模态沉浸式学习环境，使学生能够以第一视角介入科学传播的全流程实践，包括但不限于选题策划、信源验证、多模态叙事建构、跨平台分发等关键环节，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科技伦理等知识模块嵌入新闻生产仿真场景中。这种教学法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典理论在数智教学环境中重获解释力和技术适应性，其深层价值在于通过教学手段的创新延续理论的生命力，既保持了理论核心的稳定性，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新形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应对技术伦理挑战的智慧选择。

以上原则既构成独立的新闻价值观坐标，又形成相互支撑的新闻认知网络。政治性原则确立价值基点，平衡性原则构建调节机制，创新性原则注入发展动能。三者共同构成动态稳定的“教育原则金字塔”，为应对数字混沌提供规范性框架。

四、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现实困境

数字技术的迅猛迭代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渐进调适之间形成了“速度鸿沟”，这一矛盾本质上是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的结构性冲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面临着源于信息技术赋能与文化价值规训张力失衡所产生的现实困境，是“人作为机器和机器作为人”的比例失衡。[14]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困境可抽象为三重理论冲突：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化侵蚀、线性知识生产与网络化传播的结构性错位，以及教育制度惰性与技术革命速度的制度堕距。这些矛盾不仅威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本体价值，更可能导致数字公共领域的伦理失序。

（一）线性知识生产与网络化传播的结构性错位

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是一条从信息采集、编辑加工再到新闻传播的单向路径[15]，选择“采编播”新闻生产流水线式的线性教育模式，强调知识的单向流动和过程积累，遵循“教师—教材—学生”的笛卡尔式理性主义传统，并形成“课堂—媒体”的传导，忽略了媒介本身的互动性内涵。网络化传播的兴起打破了这种二元线性模式，信息传播格局的重组造成了线性知识生产与网络化传播的结构性错位。这种结构性错位表现为传统新闻生产逻辑与网络化传播生态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线性知识生产难以适应网络化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特征；另一方面，网络化传播的复杂性也对传统新闻生产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传统新闻教育的“课堂—媒体”二元结构遭遇解构，数字传播的分布式特征要求教育模式向“平台—节点”网络转型。而从目前的新闻教育实践来看，课程体系仍以“采写编评”的线性技能训练为主线，这与新闻行业“数据挖掘—算法协作—生态治理”的网状能力矩阵实践转向存在断裂。新闻的生产早已突破文本制作的传统范畴，新闻教育也应当嵌入社交传播、算法推荐等新兴传播关系的研究，以促进受教育者形成适应非线性新闻生态的新闻观。

（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扩张化侵蚀

社会学分析揭示，工具理性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对达成既定目标之手段的技术效率与可计算性的优先考量，却往往悬置或边缘化了社会行动本身所承载的价值与伦理目的。当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系统性僭越导致技术被异化为谋取私利与权力的纯粹手段时，技术作为解放性生产力的本真性便随之消解，进而加剧了数智时代人类存在的异化状态。在新闻传播语境中，一方面，工具理性的膨胀表现为技术手段的僭越。新闻从业者对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和对流量、点击率等量化指标的盲目追求，淡化了新闻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价值。“流量为王”的新闻生产逻辑极大地冲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及其现实实践，从而引发新闻业的伦理价值冲突甚或危机。当社会形成对技术工具的过分信任和情感依赖，受众将在复杂失序的信息生态中困顿于真实性的迷局[16]，这将考验着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另一方面，工具理性的膨胀还表现为技术课程过度增殖所导致的新闻观教育目标异化。这无疑是理性二分法困境在数智时代的映射。以信息处理工具为代表的技术类课程被拔高到新闻教育体系中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有挤压新闻人文素养培养空间的嫌疑。这也许就是哈贝马斯所批判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数智时代表征，是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压制。[17]在教育生态系统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是永远不应该被自动化的技术取代的，当接受单一技术训练的学生面对考验新闻观的伦理价值困境时，我们不得不设想更坏的结果。

（三）教育制度惰性与技术革命速度的制度堕距

教育制度的路径依赖特性与技术的破坏性创新形成速度鸿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所面临的另一困境。在面对数字技术引起的外部变化时，新闻教育表现出了一定的滞后性与不适应性，教育系统的制度刚性难以适应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当前国内多所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课程体系建构仍处于20世纪大众传播时代形成的理论范式，其核心知识图谱长期围绕5W1H传播模型、议程设置理论、“媒介即讯息”等经典理论展开，未能充分适配数字技术驱动下传播生态的范式转型[18]，导致课程内容与学科发展前沿、行业实践需求形成显著的“认知断层”。以AIGC技术为例，GPT-4在2023年已实现多语种新闻生成，但受各种因素制约，直至2025年《新闻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才将其纳入相关伦理规范。而这种“制度堕距”[19]（亦可称为“文化滞后”）会拉大数字鸿沟，尤其制约欠发达地区的传播能力建设和新闻观教育的持续发展，制度与技术的匹配速度失衡最终导致教育供给体系陷入“持续性追赶陷阱”。新闻行业本就身处数字化变革的不确定性当中，而新闻人才培养也具有周期性并且需要专业资源的支撑，这种双重的混沌性必然会导致新闻教育的改革滞后于媒介技术的发展。这种制度性矛盾的本质是技术进步与教育进化之间的堕距，反而在多重维度引发系统性风险。

五、数智技术驱动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范式转型

从教育思想的历史语用背景来看，数智技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重构，在本质上就是教育哲学认知论与方法论的双重革命。“科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数智技术是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有力杠杆。可以确认的是，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而是作为重塑人类感知、理解与世界交互的认知模式与意义结构的存在论框架，也是认知论和方法论的条件。而在教育学领域，知识获取本质上是特定技术情境中的社会实践过程。

（一）技术引领的价值灌输：意识形态的算法化转译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生命力在于其核心内容与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创新，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技术工具化应用，而是基于技术哲学视角的价值观重构。浙江大学开展的“重大时政新闻智能生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被教育部认定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该项目利用虚拟仿真技术，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为背景，利用3D技术模拟诸多重要场景和智能媒体中心，突破了新闻教学实践的场域壁垒。[20]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体验新闻智能生产的全流程，熟悉新闻智能制作工具的使用技巧和数智时代媒体传播策略，为成为新时代新闻人才奠定基础。以此为例的“技术化价值灌输”创新了新闻观教学模式，在方法论层面，新闻观教育实现了从“说教灌输”向“体验内化”的范式转换；在技术层面，学生在其中获得了“政策语义分析—智能新闻生产—新闻观文化范式转变”的数智化学习体验，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算法时代的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数字化转译并非单向的价值输入，而是通过算法架构的“价值—技术”反馈回路实现的动态调适。

（二）认知重构的跨学科矩阵：“新闻学+”的知识生产革命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发展的科学。[21]作为一门高度依赖信息传播与技术应用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发展应当立破并举，构建“新闻学+”的复合知识体系，以应对数智时代复杂多变的舆论业态、日益增长的跨学科研究需求以及新时代卓越新闻人才培养的时代使命。跨学科矩阵的学术研究模式应遵循认知发展规律，通过“同化—顺应”机制实现知识结构的动态平衡。[22]这样，一方面能够为数智时代新闻传播学的本体价值提供可靠解释力，另一方面也为新闻人才培养体系开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新境界提供了多元视角拓新和交叉方法论支持。革新的知识认知框架改变了新闻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生产范式，有效提高大学师生正确运用和创造大众传播资源的素质能力[23]，也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在跨学科的新闻生产视角下，要引导学生从适应信息传播的新变化中审视新闻舆论工作，从传媒变革的新趋势中分析新闻舆论工作，从应对舆论引导的新挑战中思考新闻舆论工作。[24]

（三）实践创新的数智化平台：虚实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

随着数智技术的飞速发展，新闻传播的生态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也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出新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新闻观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变革需要在坚守新闻的真实性、党性原则以及新闻事业的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实现价值嵌入与技术赋能的互构、知识生产与认知框架的共变以及教育场域与社会生态的共振。数智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生态治理能力的“新型新闻人”，即培育广泛的自觉的“社会主义传播主体”。新型新闻人需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能够理解技术、社会和文化等多重维度的交互作用，并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发挥新闻生态治理的职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理念的革新要求通过培养具有新时代新闻价值观的行动者，持续参与社会传播生态的建构，密切关注社会生态通过技术环境、制度规范与文化惯习反向形塑教育场域的实践逻辑。

六、结语

数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正处于信息与通信技术文明形态转型的十字路口，通过技术哲学、社会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对话，新闻观教育的“社会—技术”转向已然十分明朗，传统技术基础之上的信息线性灌输装置，演化为技术中介化的价值双向再生产系统。突破传统新闻教育研究的技术决定论与人文主义二元对立并破解工具理性异化、文化脱嵌与制度堕距等结构性矛盾，是构建意识形态安全与传播效能辩证统一的新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实践的必由之路。唯有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观照下，新闻教育才能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实践中守护人民的主体性价值，为构建“技术向善”的传播生态提供强劲动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列宁思想研究”（批准号：20&ZD314）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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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李金格，常益敏.数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动态调适、生态转型与数字赋能[J].青年记者，2026(05):10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