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丨梁鸿：别吹灭那光

2022年夏天，作家梁鸿在网上发了一条征集：如果你正在休学或有心事，愿意聊聊吗？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人回应。

她叫雅雅。

雅雅在全市最好的中学考过班级第一，从那以后，她开始紧张、焦虑，害怕去学校，害怕下次考试。最严重的一次，同桌翻卷子写字的声音，在她耳朵里变成一句话：“她是不是要超过我。”她盯着试卷，每个字都认识，却无法落笔。她甚至不敢出门，不愿见人。她的故事后来被梁鸿写进了新书《要有光》。

写这本书，原本不在梁鸿的计划里。以“梁庄三部曲”闻名的她，一直在书写生养自己的村庄。但作为母亲，她在儿子成长中也经历了“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刻”。学业压力、情绪挣扎，都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直到她看到一组数字：《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我内心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冲动。”梁鸿想走进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

梁鸿一直以为自己知道怎么做一个好母亲。她幼年丧母，做了母亲后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想尽心尽力成为一个好妈妈。”儿子三个月大时，她在回河南老家的火车上，躺在儿子脚头，用两腿圈着他，怕他从铺位上摔下去。

但她没想到，这个她曾经能“圈住”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她那么远。

2022年，梁鸿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额头抵住粗糙的石块时，脑海里浮现出儿子倔强而孤独的身影。“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她瞬间流下眼泪，忽然意识到，自己无法回应和触碰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

从耶路撒冷回来后，梁鸿和身边朋友聊天，才发现很多孩子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几乎是一个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深层的原因。”于是她决定“去看一下这些孩子们的整体状况”。

从雅雅开始，梁鸿的采访像一张网慢慢铺开。她花了近三年的时间，走进那些“生病了的家庭”，足迹覆盖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县城。她见到因成绩下滑而焦虑自伤的雅雅；见到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两年的男孩小关；还见过更多孩子：有的喝药自杀，有的被母亲扯着头发往墙上撞。

采访的过程极其消耗。梁鸿坦言，每一次走进那些家庭都要做好精神准备。孩子的抗拒、家长的防御、她自己作为母亲的身份代入，都让她承受着双倍的疼痛。但她没有退却，“没有那股冲动，根本撑不下去。”

梁鸿曾给梁庄的女性写小注，可过了十年她才意识到，自己从未在书中记下过任何一个堂嫂的名字——那些嫁进梁庄的女人，自动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谁谁媳妇”“谁谁妈”。她称之为“震惊时刻”，并由此反思：女性意识的觉醒如此艰难，而更广义的、关于“如何爱一个人”的觉醒，又何尝不是如此？

《要有光》出版后，一个曾被送去特殊教育机构的高二男生写满了三页纸的读后感，他说：“孩子学会行走时，我们的每一步是在父母的搀扶下学会的，当父母接触到不会的领域时，他们也会和不会行走的新生儿一样。作为孩子的我们，也该挽起他们的手，与父母一起摸索着前行。”

雅雅也是一样。在治疗和休学的时间里，她大量阅读、四处旅行，后来考上了香港的大学。最让梁鸿意外的是，这个刚从抑郁中爬出来的女孩主动说：“我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如果别人能因此获得一点信心和启发，我会非常开心。”她在病友圈里结识了天南海北的网友，用明信片彼此支撑。梁鸿看着她拿着明信片到处给人看的模样，心里酸楚却又肃然：一个孩子，刚从深渊里探出头来，想到的却是照亮别人。

书名原本叫《别吹灭那光》，来自雅雅的一句话：“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长大快乐。”后来梁鸿改成了“要有光”。

她说，她在这些孩子身上获得的力量，比她给予的多得多。

以下是梁鸿和记者的讲述：

面对孩子，而不是读者

记者：您在《要有光》一书中深刻呈现了青少年的心理困境，也揭示了其背后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此前的“梁庄三部曲”相比，您这次走进的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村庄，而是一个心理上的世界。为何转向这样的主题？

梁鸿：我写梁庄是因为梁庄是我的家，我想回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那里的人怎么生活。写《要有光》的动机是一样的——作为母亲，我在自己孩子的成长中也经历过许多迷茫和无助的时刻。当我真正去关注孩子时，才发现这不只是我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我孩子的问题。很多孩子已经陷入深刻的情绪困扰，甚至无法读书、上学、走出家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现象。

既然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背后一定有深层的动因。我想弄清楚，我们的家长怎么了？我们的孩子怎么了？我们的教育怎么了？这种内心的冲动非常重要，因为写作这个题材极其艰难——要去探访很多家庭，进行艰难的交流，孩子们情绪敏感，家长们往往固执，彼此很难沟通。只有拥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和情感支撑，还有足够的敏感度、社会关怀、对青少年群体的关心，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无论是《要有光》还是“梁庄三部曲”，都是如此。

记者：您在写作《要有光》时，是否会有意识地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您如何看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梁鸿：真正沉浸在一件事情当中，面对的是孩子和家庭，而不是读者。我想的是如何把这件事写好，至于读者能不能读懂，那是非常遥远的事。我的任务是把采访到的孩子、家庭以及背后的思考梳理清楚，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

只有让我和采访对象之间建立起真正的身份和问题的联系，我才能写出来、写得好。当然，要重视个人感受，也要有立场，但更需要克制。如果只停留在情绪宣泄，就没有思考。一个真正好的写作者，在让读者感动的同时，更要让读者思考，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震动，而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纯粹的宣泄，过后什么都没有了。但如果是一种真正的震动，它会对你的思想产生长远的震颤，书读完了，思考却不会停止。所以，文笔优美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事物背后的深刻思考。

我们真的会爱吗

记者：您在书中记录了那么多痛苦的孩子，有没有哪个孩子或瞬间，让您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觉得心中一痛？在接触过这些孩子之后，您对教育和爱的看法有没有动摇？

梁鸿：说实话，我爱书里的每一个孩子，他们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无法忘掉。就拿小关来说吧。

有一次我在杭州领奖，要做一个获奖发言，我讲到了小关。原本以为颁奖场合不会流泪，但一刹那，真的控制不住了。

小关的妈妈是教授，爸爸是工程师，家境好，孩子成绩也不错。但从初中开始，他变得调皮，跟爸妈发生冲突。父母去学了心理学知识，试图沟通，但终究没能成功。小关把门一关，两年没有出门。最后走出来的时候，一头长发，又脏又瘦。

有一位心理咨询师说：“我再试一试，看能不能让他出来。但所有家长都不要干涉，你们远离他。”那时孩子自己租了一间房子住。在补习中心开家长会时，小关给补习中心的阿叔发了短信，说“我来了”。瞬间，所有人都不说话了——一个两年没出门的孩子，要来了。我们虽然还在说别的事，但脑子里都在等着他。

他走进来的时候，头发很脏，人极瘦，裤子空荡荡地挂在身上，身上有很重的味道。但每个人都非常感动，因为都知道他太不容易了。他能跨出家门，走到这个补习中心，已经用尽了毕生的力气。我们都很自然地做自己的事，没有刻意去关注他。一个同龄的小伙伴陪他打开电脑，一切都显得正常。

后来我买了点心，每个房间送一份。我去了他的房间，也送了一份。看着这个孩子，你会觉得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惶恐的——他太久没见过人了，害怕人。那一刻，你能感觉到生命的艰难。可他那么艰难，还是想走出来，愿意走出来，渴望走出来。

为什么心理咨询师说“爸爸妈妈不要管”？因为妈妈和孩子之间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冲突。妈妈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一直敲门想让孩子出来。很多家庭都这样：家长敲门，孩子不开，家长就把门砸了。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孩子关着门打游戏，家长一脚把门踹开，门再也关不上了。从此，孩子像在监狱里一样，吃喝拉撒都暴露在父母面前。我们说这像笑话，可它真的很残酷——你的孩子没有任何隐私，你要监管他，控制他。

我讲这些，是想说：尽管如此艰难，生命还是有力量的。他自己想努力攀爬，努力找到光亮。这一点，是让我在写这本书时，虽历经煎熬，却依然获得最大力量的原因。我始终觉得，没有哪个孩子愿意躺平。当我们说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你就是怎么怎么样”。没有哪个生命一开始就愿意躺平的，他渴望光，渴望走出来。

记者：不少家长在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会陷入崩溃或极端施压。您认为家长应该如何调整自己，才能真正支持孩子？

梁鸿：我在北京采访过一位非常知名的心理咨询师。他说，来他这里咨询的孩子，70%来自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这些名校。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自身能力较强，对孩子要求更高、更推崇成绩。一旦有一次考不好，孩子就会陷入极大的惶恐。

书中写到一个叫雅雅的姑娘。她生病时，妈妈来探望，哭得比她还厉害。雅雅不吃药，妈妈也不吃；雅雅不住院，妈妈就说：“给我也留个床位。”爸爸甚至下跪，说：“你赶紧好，再不好我就……”这种极端表达，只会让孩子陷得更深。孩子出现情绪问题，家长当然痛苦，但孩子需要的是支持，而非一同崩溃。雅雅后来告诉我，如果当时父母能给她一点支撑，她或许不会那么严重。

雅雅休学了一年，通过阅读、旅游，与新鲜事物交流，慢慢了解自己。后来她复读，考上了香港的一所大学。今天的孩子，阅读量和思考深度很容易超过我们，再用极端压抑的方式教育他们，是行不通的。

雅雅是通过我在网上留的一个小帖子找到我的。她说：“我现在已经复学了，但还是有些困扰。可是如果我的事情讲出来，别人能因此获得一点信心和启发，我就会非常开心。”你看，这个孩子自己刚从抑郁中走出来，就想着帮助别人。

她生病期间，在网上有一些病友互相通信。有一天她收到一张陌生网友寄来的明信片，高兴地到处给人看。一点点温暖，就能让她如此开心。看着这一幕，我心酸不已——作为她最亲密的人，我们没能给她支持，反而埋怨、逼迫她，让她脆弱、焦虑、消瘦。我们把负面评价全给了孩子，却不知道她正深陷痛苦，她需要的是支持。

让思考延续

记者：面对这些孩子和家庭，您在采访和写作中是否曾感到压抑甚至崩溃？您是如何克服身心双重煎熬，坚持完成采访和写作的？

梁鸿：选择去书写那些陷入精神困境的孩子和家庭，这条路本身就非常难走，首先要做好精神准备。所以我知道，如果没有一股巨大的冲动，我根本撑不下去，也不会去写这本书。

当我真正沉浸进去，所有的身体劳累和精神劳累都会被抛在脑后，完全被这些孩子、家庭所纠缠。要从庞杂的资料和无数面孔中，找到可以书写的内容，更要找到背后的复杂性。文学不是给出确定的答案，不是告诉你这件事按一二三四五来解决。文学要表达的是生活背后的复杂性——你要写出一个孩子生病背后，那些复杂的家庭背景、社会阶层，以及他自身的精神状况。这对作者的要求很高，你必须对所面对的事物有更深的理解。

我们没有经历过那种痛苦，不能对他人的痛苦进行简单的批判。我们不知道当那种痛苦来临时，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来写这种痛苦，只是简单谴责“都是妈妈的错，都是爸爸的错”，那读者会怎么看？也许我们是错了，但背后仍有我们深陷其中的东西，并非是我们不好，并非是我们不爱孩子。不是的。我们也深陷在认知的困境里，深陷在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语言、表情、动作和话语之中。虽然非常累、非常辛苦，但当触摸到生活更深的内核的时候，那些杂乱的东西就会慢慢呈现出来。

表面上我写的是孩子，但实际上我也想去探查：在中国人的生活内部，我们都说爱孩子、爱家人、爱爱人，但我们到底知道怎么去爱吗？我们到底该怎么跟家人好好说话，该怎么跟孩子好好说话？其实我们都很茫然。我们想想，我们经常对自己的爱人多么不客气，对自己的孩子多么不客气。

我写这本书，本身就是在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试图探讨，我们到底该怎样重新点亮我们自身，点亮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爱。

记者：这本书所呈现的家庭冲突与代际关系，似乎与当下社会中“逃离原生家庭”的讨论有一定契合。许多年轻人正在重新审视自己与父母之间复杂的情感纽带。书出版后，读者反馈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梁鸿：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大的反响。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接触了很多人、很多一手资料后，我逐渐意识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本书的读者是真正在读的人。它击中了我们生活中的某个点——情感的点、痛苦的点，也有幸福的点。当读者愿意通过这些故事来思考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我写作最幸福的时刻。

当年写“梁庄三部曲”也是这样。人们读的是“梁庄三部曲”，谈的却是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因为你在思考自己。

虽然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我想，孩子对每个家庭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做家长的，往往有一种固执的自信，觉得自己很爱孩子，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天然地认为自己拥有权威。这本书就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砸碎了我们的心，让我们惊醒——原来我们并不完美，可能还有问题。它对我们那种自满自得和内在的无意识，是一种冲击。在这个层面上，读者会有震动。当然，对于那些孩子已经出现困扰的家长，那就可能是另一种更切肤的感受了。

（大众新闻记者 蔡可心 实习生 张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