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往事故事连载】① 1996，胜利西进的第一声春雷

编者按：

为纪念新春公司入疆勘探开发三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时刻，公司策划推出新春往事故事连载，希望通过这些故事回望来路、致敬奋斗、传承精神。本系列报道在采写过程中，部分篇章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进行了适度的二次文学创作，以增强可读性与感染力。

1996

胜利西进的第一声春雷

1996年4月22日，济南遥墙机场。

候机大厅里，李丕龙匆匆穿过熙攘的人群，找了一排空椅坐下，抬手看表：上午10时30分。离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还有不到一个钟头。

他靠在椅背上，轻轻吁了口气。一大早从东营风尘仆仆赶来，脑子里塞满了待理的头绪。作为胜利油田勘探公司经理，并即将兼任塔里木胜利和田勘探项目经理部首任经理，他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油田领导反复叮嘱的话还在耳畔：西部新区要尽快突破，为胜利的未来打开新局面。

登机广播响起。李丕龙背起行囊，步入机舱。

五个小时后，飞机降落乌鲁木齐。候机厅里等了三个多小时，转机飞往和田。落地后再换乘汽车，颠簸着驶向前线指挥部驻地。到达时，天已经黑了。

这一天，他几乎一直在路上。

第二天一早，李丕龙乘车前往区块现场踏勘。出了和田市区，近两百公里的沙石路，一路颠簸。4月初春，窗外却没有春天的影子，湛蓝的天空下，一望无际的戈壁滩，黄灿灿的沙粒泛着光，苍凉而辽远。而此刻的东部，早已绿草青青、花团锦簇。

这就是新疆，春风不渡，万物稀疏。但胜利人来了。

“八大金刚”与“友谊宾馆”

1996年4月29日，新疆和田市，友谊宾馆。

这是一栋不起眼的四层小楼，维吾尔族人开的旅店，平时冷冷清清。这一天，楼前一长串红鞭炮“噼里啪啦”的炸响。二楼四间客房，住进了八名从山东来的石油汉子。

自此，塔里木胜利和田勘探项目经理部正式成立。新春公司的前身，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诞生了。

这八个人，后来被称作“八大金刚”。李丕龙、李涛、邹奋勤、施凤成、李公总、于德聪、张宝森、王连学……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从东部到西部的迁徙。

张宝森，时年35岁，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毕业，原在现河采油厂地质所，工作舒适、离家近。得知油田要开发西部，他第一个报了名。“好男儿不能躺在安乐窝里，”他说，“应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

王连学，爱写诗、骨子里藏着文人气息。初入疆时，他不认得戈壁上那种挺拔的树，打听后才知是胡杨，传说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朽。后来，他在诗里写下了1996年的春天：

公元一九九六年

一个沙尘弥漫的春天，几个胜利人

来到西域古城和田……

还有杜永灯，时年不到三十岁，负责物探管理。他记得地震队的40辆大解放车，从东营一路浩浩荡荡开往和田，跑了半个多月，抵达时只剩不到十辆能正常工作。路况差，风沙常把路埋了，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沙漠。

不只是“走出去”

项目经理部的成立，并非胜利油田一次试探性落子，而是一场有准备的战略进军。

从组织层面看，这是胜利油田第一次以建制化方式挺进新疆。人员、设备、技术、后勤保障迅速向西集结。从发展脉络看，1996年完成了战略方向的确立、组织载体的搭建和先遣力量的投送，让“胜利西部”由一句战略口号，转变为可推进、可落地、可考核的现实工程。

当年6月，来自胜利物探和物探局地调三处的5个地震队，沿昆仑山北麓在民丰—和田—皮山一线展开地震施工。8月，在北京，“塔里木油Ⅲ区块”风险勘探承包合同正式签署，区块面积达43117平方千米——比东部华北平原总面积还多出10万平方千米，堪比整个瑞典的国土面积。

机构建立、物探启动、矿权与合同落实，几乎在同一年接续完成。

春雷过后，是漫长的沉默

地震队的第一声炮响，像一记惊雷炸响在昆仑山腹地。

起初是欢呼。但第一张地震记录纸上，近乎空白，昆仑山脉似乎在示威。

先行者们没有气馁。他们结合地质构造反复评判分析，在茫茫大漠中苦苦寻找战略机遇期。午饭顾不上吃，召集技术人员研究对策；天黑透了，图纸上的线条还在反复勾画。

勘探人都知道，地下情况的复杂超乎想象。而地质人员要打破禁区，往往先要打破头脑的禁锢。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无穷无尽的科学探索。

1996年的这场出发，在很多人口中后来都被说成“像被一声春雷推着往前走”。可春雷过后，是漫长的沉默与坚守。第一批西进者把一句话压在心里：国家把目光投向西部，胜利就不能只站在黄河口望风。

后来有人问李丕龙，那一年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有点苦，但更多的感受是是心里那团火刚点着，谁都不忍心让它灭。

放在三十年的时间跨度中看，1996年是一切的开始。它打开的是空间版图，更是精神版图。后来所有关于和田、准噶尔、春光、春风、永进的故事，归根到底，都是从这一声“向西去”的出发号令中生长出来的。

那一年的戈壁上，没有油田，没有基地，没有道路，只有八个人、一间旅店，和一纸合同。但胜利的西进之路，从此牢牢扎根。（李龙 王俊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