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丨钱锺书和他的南非友人司徒亚

一直以来，钱锺书、杨绛夫妇伉俪低调而深沉，从不张扬，他们两位身上流淌着浓郁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情怀，却是馨香绵绵！这对志同道合的仙侣神眷，在国难当头、易帜之际“不愿去父母之邦”，与祖国的命运同频共振。

一九三八年三月，与杨绛一同留学法国的钱锺书从巴黎写信给牛津同学司徒亚，表示国难当头，不愿与自己的同胞披离：“我们将于九月回家，而我们已无家可归。我们各自的家虽然没有遭到轰炸，都已被抢劫一空……我的妻子失去了她的母亲，我也没有任何指望能找到合意的工作(指国难期间)，但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我准备过些艰苦的日子。”钱锺书信中的这番话，义正词严，大气凛然。

司徒亚参加了国际支援西班牙人民阵线的志愿纵队，此时正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为保卫共和国同法西斯分子佛朗哥作战。

在这之前，牛津同学中有来自南非的唐纳德·邓肯·司徒亚，和钱锺书一样，司徒亚也是来埃克塞特学院攻读B.Litt学位的，而且是同一年登记入学。司徒亚后来成为钱家另一位常客，爱德华八世逊位的消息就是司徒亚跑来告诉的。杨绛记得，他们搬入新居之后的一个大雪天，从前的房东老金踏雪赶来，惶惶然报告大事:“国王去世了。”英王乔治五世去世是一九三六年早春的事。“我们没想到英国老百姓对皇室这么忠心爱戴，老金真的如丧考妣。不久爱德华八世逊位，锺书同院的英国朋友司徒亚忙忙地拿了一份号外，特地赶来报告头条消息。那天也下雪，是当年的冬天。”

和钱锺书一样，司徒亚最感头痛的功课共两门，一门是古文书学，一门是订书学。课本上教怎样把整张大纸折了又折，并画有如何折叠的虚线。

但他们俩怎么折也折不对。两人气得告状似的告到杨绛面前，说课本岂有此理。她是女人，对于折纸钉线类事较易理解。她向他们指出正好折反了。课本上画的是镜子里的反映式。两人这才恍然，果然折对了。他们就拉她一同学古文学。她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针尖点着一个个字认。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渐变形。

他们的考题其实并不难，只要求认字正确，不计速度。考生只需翻译几行字，不求量，但严格要求不得有错，错一字则倒扣若干分。钱锺书慌慌张张，没看清题目就急急翻译，把整页古文书都翻译了。他把分数赔光，还欠下不知多少分，只好重考。但是他不必担忧，补考准能及格。所以考试完毕，他也如释重负。

从牛津学成后，钱锺书和杨绛来到了战云密布、动荡不安的巴黎，非常关心时事，他们如饥似渴地读着《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一篇篇社论，其中《我们的主张》社论，在他们眼里，尤为激动人心：“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全国军事上的总动员；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要实行全民族统一战线；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实行民主自由；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武装民众；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就必须全国人民一致奋起为抗战军队与政府之后盾；要实行全国之总抵抗，须立即肃清一切日寇奸细。”声声召唤，字字惊醒。

钱锺书的庚款奖学金原可延长一年，但在一九三八年早春，已决定如期回国，尽管回去后的工作毫无着落。钱锺书与杨绛中断学业，匆匆踏上归国征程。

杨绛在《我们仨》中说过，“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奖学金还能延期一年，我们都急要回国了。当时巴黎已受战事影响，回国的船票很难买。我们辗转由里昂大学为我们买得船票，坐三等舱回国。那是一九三八年的八月间。”

（罗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