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届音乐节见证天衢新区干部作风之变

5月31日深夜，德州天衢新区新青年音乐节散场。音乐节主办方合作商毕靖站在德州工程职业学院的广场上，看着最后一批乐迷在志愿者击掌告别中离开，突然红了眼眶。

这位走南闯北、在全国操办过无数场大型活动的行家，说了句让人意外的话：“做了这么多年，德州是我见过服务最细致、配合最顺畅的城市。”

这不是客套。采访毕靖时，他反复强调：“不是因为你采访我才夸，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

一场音乐节，为什么能让一个外地合作商如此动情？连续三年，这座城市的干部经历了怎样的淬炼？

破题：从“求稳”到“求赞”

时针拨回三年前。2024年，新青年音乐节第一次落户德州。那时，不少干部心里并不轻松。

天衢新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大队长刘中涛坦言：“说实话，第一届是有畏难情绪的。压力太大，心里没底，感觉干这个事自己还不会呀。”那一年，警力不足千人，四万多人涌入奥莱广场，干部们一路摸着石头过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惯性思维，在数万乐迷的欢呼声中被悄然打破。

转机出现在第二年。人数骤增至六万，实战倒逼机制优化，边干边完善成了工作常态。“照着去年干，边干边完善。”教体卫生事业发展部副部长郭鹏这样形容。

到了今年第三届，节奏明显不同了。

5月7日的推进会上，“五个不出事”的工作要求掷地有声。5月19日的调度会上，天衢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大山反复叮嘱：“要坚持以乐迷为中心”“把流量变留量”。从“求稳怕乱”到“主动宠粉”，话语变化的背后，是干部们开始认真琢磨一件事：怎么让年轻人愿意夸德州？

毕靖的感受来得直接。去年第一次来德州天衢新区新青年音乐节，综合执法部就主动联系他，提前帮忙梳理本地供应商名录，对接到远低于市场价的货源；深夜11点多他发微信咨询材料填报，工作人员秒回，还帮忙整理好表格模板。“很多手续我都不用跑一趟，资料线上提交，他们直接办完送过来。”

“在其他城市，前期筹备特别难，连该去哪个部门办什么手续都问不出来。”毕靖说，“但在德州，我还没主动打电话，他们就先联系我了。两天，所有手续全办妥。”

从“被动接招”到“主动谋划”，这种转变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是在服务对象的一次次反馈中、在兄弟城市的对标学习中，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大型活动保障是个系统工程，单个环节的主动，背后是整套工作机制的重新梳理——谁牵头、谁配合、谁兜底，不再靠临时协调，而是写进预案、落到人头。

落细：一件便服和一百块钱

观念的转变，最终要落到行动上。而行动，往往藏在细节里。

综合执法部副部长王延东讲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

今年音乐节期间，执法人员特意换上便装去检查食品安全，为的是不给商户造成压力。一位年纪稍大、头发稀疏的同事，反复叮嘱冰箱温度要达标、生熟要分开，问得细、查得严。正忙着的商户不耐烦了，当面说了句不好听的。

“我当时赶紧解释，说这是综合执法部的同事，专门换了便装来沟通。结果对方没听进去，又说了两句。”王延东回忆，那位被骂的执法人员什么也没说，继续耐心把要求讲完，临走还帮商户理了理货架。

毕靖看在眼里：“我端西瓜给他们吃，他们怎么都不肯。我放下就走，他们追过来硬塞给我100块钱——这种既讲原则又重情义的作风，我做这行这么久，真没见过几回。”

一个“便装”的细节，折射出执法理念的深层变化。监管不是找茬，服务不是口号。当执法者主动站在被管理者的角度去设计工作方式，政商关系就从“猫鼠游戏”变成了“并肩作战”。

细节里的功夫，远不止这一处。

今年，交警部门为了破解乐迷“走错门、绕远路”的痛点，在学院东西门之间开通了内循环接驳公交。看似简单的一个决定，背后是天衢新区高铁大队10余次实地踏勘、多轮沙盘推演。“停车位按国标精确核算到个位数，公交接驳车从200辆增至450辆，每一次运力加码，都精准对应着去年乐迷反映集中的出行痛点。”高铁大队骑行中队中队长徐立建说。

天衢新区城管分局办公室主任芦树冬说，今年他们协调路灯所把照明延至凌晨2点，协调环卫处5台压缩车待命，单日清运垃圾60吨。100名执法人员加100名环卫工人，从早6点盯到凌晨1点。“别人看不见我们，恰恰说明工作做到了前面——树没倒、路不脏、摊不乱，这种‘无事发生’才是最大的成绩。”

宋官屯街道新城社区志愿者李荆铎，29岁，连续三年在现场附近路口疏导交通。第一年遇到不理解、不配合，心里委屈。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心得：“我把音乐节当作自己参与的一场活动，不是冷眼旁观的管理者，而是沉浸其中的服务者。”他给自己三年来的表现打了7.5分。扣掉的分，是因为觉得“跨部门协同的响应速度，还有提升空间”。

这种不满足，恰是最大的动力。从“做了”到“做好”再到“做精”，标准的逐级抬升，对应的是干部对自身角色认知的不断刷新——不只是执行指令的人，更是城市形象的第一代言人。

协同：从“归谁管”到“一起扛”

大型音乐节保障，涉及20多个部门。过去，遇到模糊地带，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不归我管”。如今，这句话正在被“我们一起想办法”取代。

袁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学谦说，作为属地镇街，他们的角色是配合区直部门做好末端兜底。考虑到音乐节一结束就临近中高考，镇里提前摸排辖区有考生的家庭，逐一上门告知交通管制时段、留好应急联络方式，确保孩子出行备考不受影响；对近期有婚丧嫁娶的住户，也帮着协调出行路线和静音安排。散场时，他和同事还自发送打不到车的乐迷回酒店。“我去年就送过3个外地学生。”

跨部门协同的默契，是从一次次并肩作战中沉淀下来的。

刘中涛回忆，第一届音乐节时，部门之间“开会才碰头”；到了今年，工作群内“秒级响应”。西口电子票无法识别导致乐迷积压，文旅部门第一时间在群内同步信息，交通分局增派接驳车、卫健安排医护巡场、发改巡查周边餐饮价格，整个链条十几分钟内全部动起来。

“现在听到一个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归谁管’，而是‘怎么一起解决’。”郭鹏说。

这种协同也延伸到了对流动商贩的治理上。跟着音乐节全国跑的摊贩，语言不通、情绪敏感。芦树冬和同事们早上6点就布控，在辅道预留合规摊位，对背着包卖扇子、垫子的流动人员，不驱赶、不扣货，而是一遍遍解释：“您看这个位置既不挡路又靠近入口，顾客多，生意更好。”

毕靖亲眼看到，有摊贩卖的东西不合规，执法人员没有简单取缔，而是耐心沟通：“你们要是卖德州特产，我们还专门给你们设摊位；但这些没标签的，确实不能卖。想经营，去指定区域，合法合规就行。”

“这才是真正的柔性执法。”毕靖感叹。

场内的协同靠工作群，场外的响应靠热线。音乐节期间，新区“12345”热线办实行“首接负责”“闭环管理”。累计办理群众诉求180余件，每一件都要求“接得通、转得快、办得实、回得暖”。

从“各管一摊”到“协同作战”，磨合的不仅是流程，更是心态。跨部门协作最难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破除“谁牵头谁吃亏”的隐形壁垒。新区用三年实践证明：当每个部门都往前多迈一步，“三不管”地带就会变成“共同守护”的阵地。

沉淀：散场之后，留下什么

音乐节两天，直接拉动新区消费约2.8亿元。但这场“大考”留下的，远不止一笔经济账。

更重要的，是锤炼出一支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沉淀下一套可复用的协同机制，塑造了一种“把事当事、把人当人”的服务自觉。

三年实践，形成了一套“压力测试—问题复盘—机制迭代”的闭环逻辑。第一届暴露问题，第二届优化流程，第三届形成标准。每一年的进步都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站在上一年的肩膀上，把痛点变成改进点，把改进点固化成制度。这种“干中学、战中练”的方法论，比任何培训都管用。

而变化不只发生在干部身上。出租车司机赵建军，开了20多年出租，今年音乐节期间一天能拉四五拨乐迷，收入多了百八十块。但他更在意的是：“街上天南海北的人都来了，我们当东道主，心里挺自豪。希望以后多办这样的活动，让德州越来越火。”

德州工程职业学院副校长刘建波说，学校为音乐节投入了大量资金，承担安保、餐饮、电力等多项保障。“我们是德州也是新区的学校，发展离不开地方托举。这次承办，是履行社会责任、反哺地方发展。”

最动人的变化，还发生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张学谦发现，辖区群众自发在抖音发帖“我家免费停车”“电动车接你入场”，商户主动腾出空房、调整营业时间。“这种由内而外的认同感，比任何考核指标都更真实、更有力量。”

一场音乐节，测出了新区干部的真实底色。大型活动安保、文旅融合、营商环境、基层治理……这些看似独立的考题，在音乐节这个大场景中被一次性“联考”。干部们交出的答卷证明：作风不是虚词，是一件件具体事垒出来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一个个人用心服务攒出来的。

郭鹏说，这段时间团队连续加班是常态。“不是为加班而加班，是因为协调进度、处置突发，样样都绕不开人盯人、事盯事。”这种状态，从筹备期一直延续到散场那一刻。

5月7日推进会提出“五个不出事”时，干部们感受到的是沉甸甸的压力。而到了5月31日散场，当最后一辆接驳车驶离、最后一盏路灯熄灭，那种疲惫中掺杂的笃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底气。

毕靖说，他去过很多城市办活动，只有德州让他“毫无后顾之忧”。“新青年团队每次提到要来德州，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是没道理的——审批快、执行准、服务暖、管理细、环境净、人心齐。”

音乐终有散场时。但那些亮到凌晨两点的路灯、追着还西瓜的100块钱、深夜秒回的微信消息、被骂之后依然耐心的背影……这些细碎的瞬间，留在了商户的记忆里，留在了乐迷的短视频里，也悄然沉淀为这座城市最硬核的营商环境。

一座城市能不能留住年轻人，归根到底，看的是这里有没有人愿意为他们用心。三届音乐节，新区干部用行动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