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帮办｜精准围猎、换壳跑路，揭开高价AI培训课的“画皮”

“他就对老人说，你连1000块钱都没有吗？你不能借吗？有这1000块钱，你月月都能赚1000多。”

24岁的河南女孩程元向记者复述起前同事的“逼单”话术，仍难掩愤怒。

4月中旬，毕业于师范专业的程元在网上看到开封一家公司招聘“AI助学师”职位，承诺月薪过万，主营业务是提供AI培训课程。本因没有任何AI技术背景而忐忑，她却出乎意料地轻松入职。

然而，仅3天后，程元便提出离职，两名同事也紧随她离开。

“那几天根本睡不着。”程元说，“我觉得那就是骗子公司，一天都待不下去。”

加码与“陪跑”：被操控的AI“淘金梦”

入职当天，程元被分配了一个用于对接客户的新名字——“莹莹老师”。她被要求注册企业微信并导入统一话术。

很快，程元发现，比起助学师的噱头，这份工作的本质就是客服。头三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量”——每位助学师被分配百名由前端投流公司通过短视频平台精准捕获的学员，通过定时定点发送批量复制的话术，诱导其在3天免费试学后买下高价进阶课程。

“上课内容就是教你用豆包，根本不用花钱学，网上一搜一大堆教程。”程元向记者透露，课程内容极其简单，就是教人用豆包生成一段文案、一张图片。

多数学员为经济状况不佳的中老年人，有的来自农村。在狂热的AI风潮中，他们恐惧于被时代抛下，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也更相信AI是新的造富风口，渴望发展一份“跟得上时代”的副业，用以帮衬子女、缓解家庭重担。

部分AI培训机构，正是利用这一技术狂飙时期特供的“淘金梦”，仅用最简单的信息差，收割处于信息贫困中的老年群体。

这三天内，学员被要求打卡、交作业，“就是要让他们觉得付出了，半途而废就亏了。”程元认为，这是经典的沉没成本陷阱。与此同时，她需向学员持续发送伪造的AI作品收益截图，这些“成功案例”主角不乏70多岁老太，鼓噪着大龄学员愈加膨胀的淘金美梦。

销售伪造70多岁老人案例诱导升级课程（受访者供图）    

但真正让程元决心离职的，是三天试学期满后的“逼单”。此时，收费的名头转为“陪跑”——即许诺学员交费后可助其投流推广，全程陪伴学员起号，待有收益后双方再分成。

公司转向扮演MCN的角色，课程也从699元福利价，逐级推高至2980元高阶课、6980元大师课等，并言之凿凿地保证学成后可轻松月入过千，否则全额退款。

程元回忆，为了催逼老人续费课程，驾轻就熟的老员工会用这样的话术：“1000 多块钱都没有，抽出你一个月的生活费怎么了？你就没有长远的眼光，怪不得这么穷。”甚至诱导老人们开通花呗和信用卡分期，以贷养课。

最令她气愤的是，一个员工面对已患病的老人仍步步紧逼，“人家都生病没钱吃饭了，还让人家借钱。”

而学员付完钱后，很快会发现根本无法以简陋的AI作品获得收益，购前承诺的投流、保底收益通通落空。一旦要求退款，则会被员工删除联系方式，或被告知收钱的总公司在北京，各个环节的主体均已拆分，费劲投诉也没用。

4月21日，离职当天，程元四处寻求举报渠道，属地警方告知她并非受害者，无法立案；12345则称此为诈骗，理应由警方受理，此后再无进展。

程元很无奈，“我很想让这些骗子吃点教训，但感觉瞎忙活一场，真没办法了。”

精心设计的“换壳”戏法，让大批人陷维权窘境

事实上，被不良AI培训“围猎”的远不止低学历、低收入的中老年群体。记者调查发现，受害者画像极为混杂：既有退休前拥有体面工作的银发族，也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宝妈”，甚至包括急于求职的应届毕业生，他们被共同的焦虑击中。

退休教师李桦就是其中之一。退休金丰厚的她，如今变成了每日刷着短视频的“闲散人员”。

“我妈个性要强，退休后就一直想再干点啥，证明自己还有价值，还走在最前端。”女儿游莉向记者分析，相较于赚钱，母亲的动力更多源自“自证”的渴望，这一心态同样被算法精准捕获。

2025年3月，李桦在平台直播间刷到了“零基础用 AI 赚钱”的广告：无任何资质证明但头衔花哨的“大咖讲师”在镜头前鼓吹 AI 变现能力，承诺“2900元可抵万元课程”“直播带货包教包会”……

从2900元私域链接课程起，母亲一路交钱走到了线下“大师精讲课”——花2000元前往位于杭州的“培训基地”获得大师面授。

拗不过母亲，游莉陪同她前去，发现所谓“基地”实为临时包场的酒店。偌大的酒店会议室里，海报上的讲师头衔光鲜亮丽，台下坐着形形色色的人，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像母亲一样的中老年人，“现场气氛热烈，甚至还有人当场刷卡交钱。”

李桦花费2000元参加于酒店举办的线下大师精讲课（受访者供图）

然而，课程内容与AI核心技能无关，仅限于如何使用剪辑软件发视频。“这其实就是一种筛选，”游莉后来意识到，“把愿意花钱又好骗的人留下来。”

线下课的重头戏实则在课后。游莉回忆，讲师会事先打听学员的家庭资产以便“看碟下菜”，随后将筛选出的优质客户请入单间，由自称年入百万的大师进行一对一辅导。

听闻李桦想要开家饭店，大师便极力推销起2万元的私教课，承诺将其饭店打造为爆款“网红店”。李桦因资产不足未能当即交费，身边有不少做生意的学员痛快付款。游莉说，“气氛很热烈，你根本分不清周围是不是托儿。”

四天课程结束，游莉强硬地将母亲拉上高铁。但不久后，她却听见母亲躲在厕所里打电话，对方正催促再交2万元“锁定名额”。游莉以未获得机构承诺的收益为由要求退还初级课程费用时，对方一口回绝称，“软件和课程都发了，退不了款。”

作为律师，游莉决定起诉，试图彻底斩断其圈钱链条。然而，她很快发现，为规避风险，对方早已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换壳戏法”——其授课企业的注册地在济南，上课在杭州，收款主体却是另一家泰安企业。  

这些公司均在不久前刚刚成立，注册资金虽动辄百万，实缴却为零，“注册门槛很低，基本就是无本注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莉说，她曾查到一家AI培训机构名下竟挂靠了十家空壳公司，以便最大程度分散风险，拉高追责门槛，“你告都告不过来。”

有受访者经历了从引流、入直播间、缴费、授课、签订合同，均为不同主体（受访者供图）

此外，皮包公司的注册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也均为编造，游莉试图向工商部门举报时，被告知查询不到企业地址也联系不到人，只能将其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其注册地与真实办公地刻意分离，也形成了一道逃避追责的天然屏障。

天眼查界面显示，游莉提及的泰安那家公司曾在济南注册，实缴资本为零，经营范围不包括教育培训且涉司法案件众多

在记者进入的一个27人组成的“抱团维权群”中，购课者则为另一典型群体——“宝妈”，不同机构还使用同一所谓名师的录播视频当作教学材料，其私域链接几天后便无法打开。

机构曾承诺“按照老师规划，第一个月预估最低1万收益”“若做不到，申请退学，不收你钱”。当学员发现其承诺无法兑现要求退款时，对方便拒绝退还。有学员将其遭遇曝光于网络，反被对方警告称“两个月内不收法院传票算你厉害。”

机构承诺高额回报和全额退款（受访者供图）

此后，学员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监管部门，陆续向12345、当地市场监管局和仲裁委员会等机构提供维权材料，则要么“正在办理中”，要么被告知企业并不在注册地经营，注册地无法进行查处，维权之路最终演变成一场在原地打转的拉锯战。

多位维权者曾尝试举报此类机构，但因企业地址与联系方式均为虚假而告终（受访者供图）

如今，维权群中大部分人已灰心地打算放弃，一位学员说，“平时只宣传AI有多厉害，却很少告诉大家这里有坑，我们认栽了，骗子就更猖獗。”

圈钱模式或已涉诈骗，亟需多方合力建造“防火墙”

记者多方调查发现，这类骗局已形成高度模式化的套路。在这套成熟的收割链条面前，司法惩处与维权成功案例寥寥无几。

有调解员透露，此类案件在法院已呈扎堆态势，案例高度集中、特征明显，具备欺诈性质。但受害者分散在全国各地，取证困难，且单人受骗金额多在数千元，一般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即便诉至法院，通常也只能按民事纠纷处理。

作为律师的游莉曾与法官沟通，得到的回复令她无奈，“他们确实提供了服务，你也上了课，法官最后估计只能按服务合同纠纷算。”在少有的维权成功案例中，最多也是法院判决扣除部分课时费后退还余款。

在烦琐流程面前，个体追责动力更是被削弱，多数人觉得“花两三千块买个教训”就算了。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预先准备几个空壳公司、搭建私域、炮制大师及有简单的授课行为，这套“擦边球”模式就可以游走着运转下去？

“本质上说，这是以知识付费为名，行诈骗之实。”北京权佑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林丽鸿向记者解释，正规培训提供的是与价格相匹配的知识产品，而此类骗局将可免费获取的基础信息包装成“赚钱秘籍”，并伪造收益截图、诱导借贷，属于典型的虚构核心事实、骗取财物。

这类事件实已超出民事违约的范畴。民事违约是指有履约意愿但履行不符合约定，而部分机构虚构“投流”“保底收益”等核心服务，收钱后拉黑跑路、换壳经营，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目的，涉嫌触犯《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

她提到，过往法院将此类套路按民事纠纷处理，往往是受制于单人金额小、证据分散的现实，并不代表不构成犯罪。  

从《刑法》第224条看，若机构没有实际履约能力，以少量虚假服务诱骗学员继续交费，收款后逃匿，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同时，过度承诺收益、夸大宣传的行为也可能触犯《刑法》第222条虚假广告罪。所谓教授简单课程的“部分履约”行为，只是掩盖非法占有目的的手段，不影响本质定性。

在实际维权层面，林丽鸿建议，受害者应联合起来提交“并案申请”。

具体实践中，三类证据需重点固定：一是宣传时承诺“月入过千”“包投流”等内容的截图或录屏；二是实际课程内容，证明与免费公开信息无异；三是付款凭证及对方失联、删除好友的记录。受害者多人联合维权时，需将同类证据汇总，证明系同一团伙所为。

“难点可能在于在多个空壳中，查找真实控制人。”她补充说，可以通过收款账户、域名注册信息、微信和支付宝实名信息等线索逆向追查。

此外，平台不可隐身，即不能以“仅提供技术服务”为由免责。

林丽鸿认为，要溯源性地根除此类骗局，理应实现“系统性协作”，构建起使每个公民免于陷阱的坚实“防火墙”，而非相互推诿。在执法协作上，市场监管、公安、网信等部门应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和联合执法，“必须对换壳跑路的团伙实施‘一锅端’式打击。”

最后，工商登记机关应加强对空壳公司的穿透式监管，对注册地址无实际经营、实缴资本为零、成立时间过短即大量收款的企业自动预警。

“单靠公民个人发起民事诉讼是很难穿透机构预设的层层防线。”林丽鸿反复强调，“必须通过监管机构的主动作为和协作，才能有效降低社会维权成本。”（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程元、李桦、游莉为化名）

（大众新闻记者 张瑞雪 曾轲 实习生 徐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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