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汶口遗址，触摸史前文明的脉动

泰山南麓，大汶河畔，6300至4600年前的史前岁月里，晨光日复一日洒落这片沃土，原始聚落的烟火生生不息。半地穴式房舍周围，男人们扛着石镰耕耘田间，粟黍飘香；不远处，渔者持骨钩、石叉捕捞河鱼。聚落中央，陶窑火光熊熊，女人们忙着揉捏陶土，用陶纺轮纺织、研磨骨牙，已烧制成型的觚形杯、陶豆堆叠在旁。

这里是海岱文明的重要源头——大汶口遗址。岁月更迭中，先民足迹深埋地下，却又因1959年修建津浦铁路复线工程，而意外展露容颜，为世人揭开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如今这里成为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内研学队伍络绎不绝，遗址本体上油菜花与粉黛子花田次第绽放，吸引着游人打卡拍照。

第五次发掘正在进行中

夏日的暖阳铺洒汶河两岸，大汶口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为配合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依托数十年考古研究积淀，遗址于2024年启动第五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周期预计持续五年，深耕史前文明密码的破译与解读。

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主任、大汶口遗址考古领队孙启锐介绍，此轮发掘工作，在南北两区同步开展勘探，合计900平方米，今年已布设了30多个探方。此次发掘清理出5座大汶口文化早期房址、31座早中期墓葬，以及大量建筑遗迹与一处关键环壕，填补了南区居址资料空白，进一步完善了学界对遗址的整体认知。

南区环壕是此轮发掘的重点成果之，目前正在清理中。壕沟位于南区东、西、南三个方向，处在遗址边缘区域，南区北部未发现，应该是东西两侧壕沟直通汶河。勘探表明，壕沟平面呈半环绕状，宽度为80至100米左右，底部最深6.3至7.2米。地学考古证实，环壕依托古河道，由人工开挖、清淤而成，兼具防御与资源管理功能。靠近遗址的壕沟内侧，发现多期大型建筑垫土、宽大基槽及石块柱础，表明存在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建筑，可能与社区公共活动或权力中心相关。

这些成果为解读海岱地区社会组织结构补充了实证。孙启锐表示，近些年大汶口遗址的考古重心已发生转变，过去考古侧重文物发掘与修复，以及器物本身的功能研究，现在更聚焦于研究史前聚落、史前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员流动，探究当时的社会性质。

比如，权力与阶层除了在墓葬中体现出来，是否也通过房址等载体呈现？房址是否存在历史性、阶段性变化，变化过程如何表现？孙启锐表示，目前尚未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房址，需进一步发掘研究。“研究借助DNA、同位素等科技手段，能更精准地还原史前社会面貌。”

遗址本体

据了解，本轮发掘将至少持续五年，目前南北两区均在开展房址相关发掘，后续，北区将深入清理既往发掘区域，南区则重点勘探环壕与房址遗迹。孙启锐表示，环壕的功能解读是一大难题，需经过解剖后逐步研究、逐个破解，力争通过此次发掘，进一步论证大汶口遗址作为区域中心的重要性，在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上实现新突破。

在大汶口遗址发现之前，学界一直存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东西二元论”的观点。在它之前的花厅遗址、滕州岗上遗址、安丘景芝镇遗址等多个遗址的文化面貌并未被明确分辨。

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内的先民生活场景展示

大汶口遗址的发现拨云见日，为学界重新审视该理论提供了契机。1959年，大汶口遗址首次抢救性发掘惊艳学界：共发现133座史前墓葬，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随葬品2400余件，因地处堡头村西，最初被称作“堡头遗址”。1964年，考古学家夏鼐正式将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并一直沿用至今。此后，历经三次较大规模发掘，北辛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与房址陆续现世。

在中华文明版图上，大汶口文化西邻仰韶文化，南连良渚文化，北接红山文化，与几大文化交流密切。同时，它上承北辛文化，下启龙山文化，串联起海岱地区史前文明的清晰脉络。

远古生活图景徐徐展开

不少人来到大汶口遗址博物馆，都会被一件小小的展品吸引，它就是大汶口遗址出土的象牙梳复制品。这把梳子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社会时期的梳子之一。梳身采用镂雕技术，下端分布细密均匀的17根梳齿，梳身中央是精致的“8”字形图案，内部填充“T”形花纹，造型优美。

一起展出的还有一把猪獠牙制作成的、月牙形的束发器，古人用它来固定发髻。几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注重打理发型、追求时髦，将爱美的意识融进了日常生活。

象牙梳（复制品）与束发器

这让人不禁联想，大汶口先民们，究竟过着怎样热气腾腾的生活？

优越的自然禀赋，造就了繁盛的史前聚落。大汶口文化时期，当地气候比现在更温暖湿润。先民们选中了一处环境绝佳的家园扎根繁衍：依徂徕山、大汶河而居，北边是泰沂山脉，南边是平坦肥沃的鲁中平原。这片土地从北辛文化晚期就有人类活动，到了大汶口文化中后期，一跃成为海岱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

走进大汶口遗址博物馆，能看到各式各样打磨光滑的石锛、石镰，刃口锋利、做工精细，可见当时的农业已经十分发达。光靠种地还不够，先民们还会上山打猎、下河捕鱼。陶网坠、骨镖、蚌刀这些捕鱼工具制作精巧，河湖鱼鲜成为重要食材。家畜饲养更是蓬勃发展，猪、牛、羊、狗、鸡成群饲养，其中猪是最主要的肉食来源，更是财富的象征。

大汶口遗址博物馆内陶器

纺织缝纫技术的成熟，彰显了史前文明的进步。大汶口遗址出土了31件陶纺轮、20件骨针，最细骨针仅1毫米，针孔小到只能穿过一根细线。地层里留下的大量布纹痕迹，说明几千年前，先民已经告别了兽皮，穿上了自己纺织的布匹。

1971年出土于邹县（今邹城）野店遗址的玉串饰，由11件玉饰组成，包括8件玉璧、2件联璧和1件绿松石坠，该组合是迄今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结构最清晰、组件最完整的史前玉串饰之一。轻薄的玉件由青玉和白玉磨琢而成，加工工艺以片切割和钻孔为主，器表素而无纹，造型丰富灵动。

此时的先民们，已熟练掌握了截、锯、削、穿孔、雕、刻、镂等复杂工艺，骨、角、象牙在他们手中，被打造成精美的饰品和日常用具。

伴随粮食丰收、谷物剩余，当地还催生了酿酒工艺。陶鬶、陶盉、高柄杯、觚形杯都是酒器。大汶口遗址首次发掘的133座墓葬中，有42座随葬高柄杯、筒形杯、单把杯等酒器，多达171件，说明当时饮酒已蔚然成风。

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制陶工艺。大汶口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的大量陶器，包括灰陶、红陶、彩陶、白陶、黑陶等。

大汶口文化早期，生产力水平低，陶器样式简单，以红陶为主。中期进入彩陶鼎盛期，盆、钵、豆、鬶、鼎等器型繁多，几何纹样丰富，八角星纹和连栅纹最具特色。

其中的标志性文物，是1978年出土的八角星纹彩陶豆，它也是“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这件泥质红陶盛食器，口径26厘米，通高28.4厘米，腹部绘有五组八角方心纹，有人认为象征光芒四射的太阳，有人认为寓意天圆地方。彩陶色彩对比鲜明，构图手法丰富，线条流畅拙朴，充满原始美感。

八角星纹彩陶豆

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人们的审美悄然改变，不再沉迷繁复的彩绘，转而偏爱素雅、光滑的黑陶、灰陶，彩陶大量减少，素面磨光成为主流。这为后来龙山文化出现惊艳世界的黑陶工艺奠定了基础。

阶层蜕变映照文明演进曙光

随着生产力发展，远古先民的社会结构不断变革。后李、北辛文化时期“人人平等”的局面，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被打破，先民们完成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从平等社会到阶层分化、由简单社群到复杂聚落的重大演变。

墓葬形制与葬俗演变，是社会结构变革的直观佐证。大汶口文化早期，多人同性合葬较为盛行，男女间地位平等。进入中期，多人同性合葬逐渐消失，开始出现成年男女合葬的情况，表明社会正向父系氏族过渡，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也慢慢出现。到了晚期，父系氏族社会彻底定型，“穷人”“富人”界限越发分明了。

墓葬规格与随葬品差异，是阶层分化、贫富不均最直观的体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已清晰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墓配有棺椁，随葬品丰富多样，显示权贵阶层的显赫地位；中型墓虽不及大型墓奢华，但也有陶鼎、陶罐、陶杯等器物随葬，还会搭配小件玉石、蚌类装饰品；小型墓最为简陋，大多没有随葬品，即便有也只是少量陶器、骨器。

1959年，大汶口遗址10号墓的发现堪称石破天惊。这座归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竖穴土坑墓，比同期的普通墓葬“高档”得多。墓坑长4.2米、宽3.2米，虽深度仅0.36米，却采用了复杂的原木葬具结构。墓壁由原木卧叠而成，顶部南北向排列着7根原木，葬具中央专门留有一个长方形坑位，放置墓主遗体。

大汶口遗址M10墓葬复原

经鉴定，墓主是一位50至55岁的女性，采用仰身直肢葬，双手握有獐牙。墓主头部佩戴由77件单件组成的三串石质装饰品，手上有玉臂环、玉指环，还有玉铲、象牙雕筒、象牙梳以及大量陶器，仅陶瓶就有38件之多，葬具外还放置着大量鳄鱼鳞板、兽骨和猪头……如此丰厚的随葬品，在整个大汶口文化已发现的墓葬中独一无二。

大汶口文化的礼仪制度和精神追求，如棺椁厚葬、随葬礼器组合，后来被夏商文化继承和吸收，影响深远。大汶口遗址出土了占卜用的龟甲、獐牙做的勾形器，还发现先民“睡扁头”、生前拔牙等习俗，都证明先民有统一的精神信仰。而从灰坑出土的完整猪骨架，提示我们，当时或许已有规范的仪式活动。

从平等氏族到阶层分化，从原始聚落到权力中心，从简单生业到专业手工业，大汶口遗址用一件件实物、一处处遗迹，铺展出中国史前文明从部落走向早期国家的蜕变历程。它不仅是海岱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撑，更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佐证。

（大众新闻记者 宫小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