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是好是坏？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如何理解“合理”？丨学有道

●物价不仅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变量，更是影响微观个体生活的关键因素，关乎民生福祉。近年来，我国物价持续低位运行，反映需求侧疲软、供需结构性错配、市场主体预期减弱以及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等情况，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持续显现。引导物价合理回升到与经济增长相适配的温和区间，有助于激活经济内生动力，稳定市场预期，对居民生活、企业经营、政府调控、市场机制运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把握变化规律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

□ 刘洪愧

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年四季度扩大0.4个百分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凸显物价在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基础性地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发展正在加速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要科学研判当前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制约因素，在把握物价变化规律的基础上，使物价在合理区间运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物价持续过低并非好事

要理解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的必要性，须准确把握当前物价运行的态势及其反映的深层经济矛盾。

对于居民生活而言，物价下降意味着同等收入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也会引发更大的潜在风险。物价下跌通常伴随经济活动的放缓，企业被迫缩减生产规模，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和工资增长停滞。即便名义价格下降，名义收入的同步甚至更快缩水也会使其陷入“无力消费”的困境。物价下降还会影响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当价格水平下降时，即便名义利率为零，借款人的实际还款负担也会上升，而当前我国居民部门的高杠杆率和债务总量较高，实际债务负担会上升。

对于企业经营而言，物价过低会使得利润下降、投资趋缓、竞争失序。在利润层面，物价下行对企业盈利的挤压并非简单的“价格下降等于利润减少”，而是源于价格与成本调整速度的深层不对称，表现为产品价格被迫迅速下降，而原材料、劳动力和融资等成本由于合同刚性、制度惯性等原因，难以同步下降。

这一现象在中游环节表现得更为明显，成本压力无法有效地向下传导，利润空间被双向挤压。在投资层面，当价格持续下行时，企业对市场前景形成悲观预期，对未来投资项目的预期回报系统性下调，引起投资加速下降。在竞争秩序层面，当价格成为重要的竞争维度时，企业的理性选择是不断降低成本，而成本的降低往往伴随产品质量的下降、研发投入的减少以及售后服务的缩减。这一过程还可能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不仅损害企业的自身发展，也会扰乱行业生态。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物价持续下行会对财政收支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产生不利影响。在财政收支方面，物价下行会加剧财政收支缺口，税收收入增长停滞，限制政府可用的财政资源，而失业保险、社会救助和就业支持等支出被动增加，政府债务偿还的实际成本上升。在宏观经济调控层面，持续的物价下行会降低货币政策刺激实体经济的效果，大规模财政扩张也会使财政政策空间面临限制。

对于市场机制而言，物价并非简单的交易尺度，而是协调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的信息中枢。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从价格信号传导看，长期物价低迷会严重干扰价格信号，使市场主体无法准确判断市场需求变化，容易导致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失衡。从供求互动看，消费者预期价格继续下降而推迟消费决策，企业因利润下滑而减少供给，形成“需求萎缩—供给收缩”的恶性循环，打破供求动态平衡的内在机制。从资源配置效率看，长期物价低迷使得价格信号失真，导致市场无法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一些低效企业依靠低价竞争占据市场、占用大量资源要素，优质企业反而难以发展壮大。

物价合理回升的积极效应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对家庭部门有多重积极影响。

一是收入效应和预期恢复。价格的合理上涨与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形成正向反馈。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带动工资增长，有利于形成“适度价格回升—企业盈利改善—就业稳定扩大—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的良性循环，从根本上增强消费能力。二是资产负债表修复。物价合理回升意味着实际利率保持适当水平，不会加重家庭债务负担。三是预期重塑和消费正常化。物价合理的回升有助于打破“持币观望”的防御性心态，促进居民消费行为从“被动收缩”回归到“正常消费”，使消费在更高水平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促使物价合理回升会对企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利润恢复机制，适度的价格上涨为企业提供了一定的定价灵活性，使成本压力能够通过合理的价格调整向下传导，并实现利润的恢复，从而为后续的投资创造条件。二是对企业投资信心的影响，价格的回升提高了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期，并提升了企业的市场估值。当企业的市场价值超过重置成本时，理性的企业将会增加实物投资。三是竞争秩序的规范，当市场不再仅依赖价格竞争时，企业就有机会将竞争重点转向差异化、质量提升和技术创新，推动行业从低水平的“成本消耗”竞争向高质量的“价值创造”发展转变。

推动物价合理上涨可以为政府治理提供多重支持。一是对财政收入的恢复作用。适度的物价回升会促使名义GDP增长，从而扩大税收基础，实现税收收入的内生增长。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与基金收入在预期环境改善的情况下也可能得到恢复。同时，合理的物价上涨能够有效缓解政府债务压力，缓解收支失衡问题，为增加教育、医疗和改善公共服务的投资提供财政保障。二是提高财政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当物价回归到合理区间时，央行可以摆脱低利率的限制，优化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使利率工具发挥更大作用，财政政策也可以从被迫采取强刺激措施转变为更具可持续性、常规性的逆周期调节。三是预期管理与政府公信力。适度的物价回升所带来的名义收入增长和市场乐观情绪，能够有效增强居民和企业对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信任，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转型营造更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价格的适度回升同样能够促进市场的健康运行。当价格上升至合理区间时，相对价格的信号功能得以恢复，价格波动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不同领域的供需状况和稀缺程度。市场参与者可以据此做出准确决策，从而在宏观层面上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同时，适度的价格上涨有助于打破价格下行预期，恢复“价格—需求—供给”的动态调整循环，使市场的自动稳定机制再次发挥作用，使供需在更高的均衡水平上实现匹配。物价合理回升能够压低实际利率，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降低银行坏账风险，同时为央行预留降息空间，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什么是“合理”的物价回升

物价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并非简单追求物价上涨，而是要引导物价回归到与经济增长相适配、与民生需求相契合的合理区间，发挥其在保障民生、激励企业、优化市场、驱动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怎样的物价涨幅是合理的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随着经济结构和时代背景的演进动态调整。一般而言，需要满足以下四点：第一，合理的物价增速应与名义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相适配。其涨幅不能高于居民名义收入涨幅，更不能高于名义经济增速，这样才能使得居民实际收入持续上升、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带动社会需求上升。第二，合理的物价上升体现为结构性的温和上涨，而非普遍上涨，即表现为部分商品的价格正常上涨，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正常下降，而不是所有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第三，合理的物价涨幅应服务于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强调“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因此，合理的物价水平应有利于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稳定和扩大就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第四，合理的物价回升目标应有利于稳定和改善市场预期，一个清晰、可信且与政策行动一致的通胀目标，有助于锚定社会各界关于价格上升的预期，为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提供稳定坐标。

各国在长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中探索出了符合自身实际的合理物价涨幅。以我国为例，21世纪初期曾将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4%，从实际运行数据看，2023年—2024年间我国CPI同比连续两年仅上涨0.2%，2025年CPI同比增幅为零，物价上升动力明显偏弱。若继续维持原有较高涨幅目标，既脱离实际，也不利于引导微观主体预期。2025年与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将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设定为2%左右，这不仅是基于经济发展形势变化所设定的合理涨幅，更体现了从“控制通胀”向“促进合理回升”的政策重心转变。

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2%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目标，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合理物价涨幅并非一成不变的绝对数值，而是取决于各自发展阶段、结构性特征与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笔者认为1%至3%的物价涨幅区间既能为货币政策提供操作空间，又能为企业盈利和居民收入增长创造良好环境。而且，这将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市场主体走出“持币观望”和“低价内卷”的困境，推动经济步入“物价温和回升—企业盈利改善—就业扩大—收入增长—消费提振”的良性循环。

因此，当前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通过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推动物价从低位逐步回归到这一合理区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价格基础。在需求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形成政府、企业和居民支出同步增长机制，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改善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在供给侧，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低效产能出清，优化供给结构，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此外，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对优质服务的需求增加，因此还要通过放开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规范服务标准、引导价格合理波动等手段推动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促使教育、医疗、文旅、体育等服务消费加速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