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山东？

山东，作为半岛半陆的省份，因处太行山以东而得名，又因历史上的两大诸侯国而别称“齐鲁”。

人们可能会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山水，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独特气质？又是什么样的地理格局，让这里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要读懂山东，咱们得先从它的名字说起。因为这个地名背后，藏着一段山河变迁的往事。

跨越千年的空间漂流

公元前219年，咸阳宫。

始皇帝嬴政负手立于羊皮舆图前，目光如炬，死死锁住函谷关以东那片广袤的疆域。李斯躬身侍立在一旁，大气不敢出。

“丞相！”嬴政低沉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朕欲东巡，巡视山东。”

嬴政眼中的“山东”，并非今日山东省所辖区域。对他而言，“山东”是一个极具战略压迫感的宏大地理单元——那是崤山与函谷关以东，囊括了昔日齐、韩、楚、赵、魏等多国旧地的广阔疆土。那是他刚刚用铁骑踏平、用郡县制重新整合的统一天下，也是他必须时刻警惕、防止旧贵族死灰复燃的战略前沿。

嬴政的手指在舆图上重重一点，落在东方海滨的一点坐标上——琅琊。

青岛琅琊台景区

始皇帝一行，顺渭河、过华山，先经关中平原东端的函谷关。早在春秋以前，夹在黄河与崤山之间的函谷关，便是扼守东西交通的咽喉。古人以这座雄关为界，划分出“关东”与“关西”；与此同时，以关南的崤山为界，形成了“山东”与“山西”的地理概念。在那个时代，这两组称谓所指的空间基本重合。所以，在《汉书》中会有“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名将白起便出自“山西”之地。

可以说，在先秦至汉初的语境里，崤山才是界定山东、山西的真正坐标。

这一地理格局在西汉时发生戏剧性转折。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鼎三年，将军杨仆因立下大功被封为“关外侯”。然而，杨仆身为关中人士，竟“耻为关外民”，于是上书请求皇帝将函谷关向东迁移，以便自己能跻身“关内人”的行列。汉武帝顺水推舟应允了这一请求，将函谷关从今河南灵宝市东移了一百多公里至新安县。

仔细审视，汉武帝的决策并非为了满足一位将军的虚荣心，背后的动力源于他在推行“广关”政策——通过将防线外推，扩大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疆域。随着函谷关的东移，关中的东北边界也随之推进到太行山一线。从此，太行山取代崤山，成为划分山东、山西的新界线。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唐人笔下的“山东”多指太行山以东的河北一带，这一地理认知延续了数百年。

然而，太行山作为分界线的地位未能永恒。“山东”“山西”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漂流。

历史的指针拨向南宋与金对峙时，行政区划的变革彻底重塑了地名的含义。金朝统治者在其辖区内设立了“山东东路”和“山东西路”，这是“山东”首次作为一级行政区名称出现。这次划界完全基于政治管理的需要，其范围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山东省境内，与太行山已无瓜葛。

自此，“山东”从一个泛指太行以东的地理概念，固化为一个具体的行政区域名称。

此外，值得探究的还有“东”这一指示方位的字眼。早在1930年，山东籍著名学者傅斯年发表《大东小东说》一文，先论《诗经》之“小东”“大东”分别相当于秦汉东郡和岱、海之间，进而立足于地名重名现象，考订周初燕、鲁、齐三国皆始封于成周东南，其后分别有徙封蓟丘、曲阜、营丘之举，并由此探讨周初方域自西渐东之拓展大势。傅斯年认为，《逸周书》之“东”为国名，乃沿袭殷商之旧，“小、大之别，每分先后”，“小东”在先，乃周公东征所定，“大东”在后，为伯禽子孙所经营。

所以在《诗经》中，我们会经常读到“小东”“大东”等称呼，实为周人在东土范围内按远近划分出的两个不同地域。而因太行山脉的纵贯阻隔，汾水流域和山东地区在古代中国人的地理概念中，通常被视作两个具有对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并分别称作“山右”和“山左”。饶有意味的是，即便在这样相对独立的区域之间，不仅在明清时期有着频繁的人口迁徙互动，在上古时期也存在着频繁的族群交流。当时，以“並”“纪”为代表的姜姓国族和媿姓国族，作为商人集团的补充力量，从殷西地区积极投身于商王国的东土经营，最终在今山东境内建立了新的根据地，这一过程与周初东征后分封齐、鲁等诸侯的情形不谋而合。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韩茂莉认为，站在历史的角度回顾山东、山西地理概念的变化，凭借函谷旧关界分关东、关西或山东、山西，是以关中为“根本之地”，突出军事战略的结果；而以函谷新关与太行山划分山东、山西，则更多考虑的是政治控制；至宋、金时期，山东退至青、齐之地，既失战略根本之地，又失政治控制之意，最终成为与“山东”地理内涵无关的行政单元。

海岱之间，文明的原始胎记

要理解“山东”为何成为现在的山东，我们可以追寻到一个比“山东”更古老的名字——“海岱”。

“海岱”一词源于《尚书·禹贡》，它精准地描绘了这一区域独特的地理格局：东临渤海与黄海，南接淮河，背靠泰沂山脉。这一地理单元相对独立，面积广阔，内部地形多样，既有鲁中南的山地丘陵，又有环山的平原和胶东半岛。

从地质构造上看，山东半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东临波涛汹涌的黄渤海，西接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南依淮河故道，北隔渤海海峡与辽东半岛相望。而在其腹地，泰沂山脉如一条巨龙横亘东西，将全省分割为鲁中南低山丘陵、鲁西北冲积平原和胶东丘陵三个各具特色的区域。

这种“背山面海、中贯丘陵”的格局，决定了山东文明的底色是多元共生且相对独立的。早在旧石器时代，当古人类还在蒙昧中探索世界时，“沂源人”就已经在鲁中山区的溶洞中点燃了文明的火种。考古发现证实，山东地区拥有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晚期连续不断的文化序列。这意味着，这里的先民并非外来移民的匆匆过客，而是这片土地的长期守望者。

从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沂源猿人”，再到新石器时代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山东的人类文明从未断层。尤其是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先民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这一时期形成的东夷文化，崇尚鸟图腾、擅长制陶与农耕，其开放、尚武与崇礼的特质，深深烙印在了后来的山东人性格之中。特别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的“礼”制萌芽，以及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早期国家形态，奠定了山东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双鋬白陶鬶，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4400年）。陶鬶器形首次发现于山东，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中最富特色的典型器物。

近日，潍坊市博物馆名誉馆长、特聘研究员孙敬明，标注出泰沂山脉南北两侧考古发现的23座龙山文化古城遗址分布图，揭示出海岱区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构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从地图中可以发现，这些古城遗址与黄河河道有密切关系：渤海入海口处的古城位于黄河东岸，东海入海口处的古城则位于黄河北岸。典籍记载“鲧作城郭”，如此23座龙山文化古城应属鲧、禹时期，人们面对泰沂山脉沿黄河而建造，以便协调合力治理洪水。

如果说地理环境是底色，那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进程，则为山东涂抹上了鲜明的政治与文化色彩。

在夏商时期，山东地区主要分布着强大的东夷族群。中原的华夏集团与东方的东夷集团在山东大地展开了漫长的碰撞与融合。“后羿代夏”的插曲，显示了东夷势力的强大：夏王朝初年，东夷族势力较为强劲，东夷族人皋陶、伯益曾辅佐大禹成功治水。此后，东夷族首领后羿代替太康，掌握夏王朝政权直至少康复国，史称“后羿代夏”。

随着商王朝不断东进，山东地区逐渐形成了“商文化”与“东夷土著文化”并存的局面。夷商交错、交恶、斗争成为这一时段的重要内容，山东开始从“方国林立”的原始社会向早期国家形态过渡。

商代中期以后，商人势力逐渐东扩至泰山西侧的济南至滕州一线，到了晚商阶段，鲁南的淮泗地区和鲁北的古济水流域至淄博、青州一线，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商文化有向胶莱平原以东扩张的趋势。此时，海岱地区成为商王朝的“东土”，青铜器、甲骨文等文明要素传入。今山东多地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铜器，展现了从商代早期至晚期统治者的征伐路线，也传达着海岱地区的重要战略价值。

真正将山东“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模样的，是西周初年的分封制。周武王灭商后，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并勾结东方的奄（今曲阜一带）、薄姑（今临淄一带）等东夷大国发动叛乱。周公旦率军东征，历时三年平定东方。

为了巩固统治，周王朝实行了“封邦建国”：姜太公（吕尚）被封于齐，建都营丘（今临淄）；周公旦被封于鲁，建都曲阜。

齐国地处薄姑故地，太公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利用渔盐之利，发展工商业，这塑造了山东人性格中务实、开放、重功利的一面；鲁国地处奄国故地，伯禽治鲁，强制推行周礼，改变了当地习俗，这塑造了山东人性格中重礼、守规、崇文的一面。

错金银青铜牺尊，战国时期齐国手工业巅峰之作，出土于山东临淄。

考古学证据表明，齐鲁两国在城市建设、墓地营建、手工业生产等多个领域成为海岱地区的佼佼者，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者，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鲁文化，海岱地区进入了齐鲁文明的辉煌时代，“齐鲁”二字从此成为山东的代称。而海岱地区土著文化的衰微正是向着齐鲁文化、中华文化统一融合迈进的结果。东夷文化含蓄内敛、独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在夏商周三代建立与覆灭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华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一脉。

虽然齐国与鲁国的治国理念不同，可两者在地理上唇齿相依，在文化上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最终，鲁国的儒家思想上升为汉代以后的国家正统思想，而齐国的法家、黄老思想及工商精神则提供了务实的补充。“齐鲁文明”由此确立了山东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文化核心地位。

行政版图的重心转移

为何不叫“海岱”，而称“山东”？这要追溯到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的一场变革。彼时，金朝中央政府正式设置山东东路与山东西路，并设立山东东路统军司，治所在益都（今青州）。这是“山东”一词首次作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名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标志着其从一个地理概念向政区名称的根本性转变。

金朝此举，有着深刻的现实考量：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需要一套高效、稳定的行政体系来统治广大的汉族地区；山东地处南北要冲，是连接华北与江淮的战略重地，将其整合为统一行政区，有利于加强军事控制和资源调配。

由此，经过秦汉以来一千多年的整合，山东地区内部的文化认同和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具备了成为一个独立政区的社会基础。因此，“山东东路”与“山东西路”的设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地方行政区划的一次成功塑造。

元朝时，山东地区被划分为燕南河北道、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直隶中书省。尽管名称繁复，但“山东东西道”的称谓，依然延续了金代以来的地域划分传统，并且明确地将山东视为一个整体性的监察与行政单元。元代的宣慰司，是行省与路府州县之间的承转机构，其存在本身就预示着山东作为一个独立行省的雏形已然形成。

明洪武元年（1368年），朝廷置山东行中书省，治所在青州；洪武九年，治所移至济南，又改置山东承宣布政使司。省级行政中心的转移，不仅关乎山东治理格局的重塑，更折射出山东在全国版图中地位与作为的深刻变化。

青州作为最初的山东行政中心，可谓抢占先机。早在汉朝，中央政府将全国划分为十三州，青州即为其一，东面和北面至大海，基本覆盖今山东省大部分区域。青州城“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资治通鉴·晋纪》），雄跨陆海，沃野千里，交通便捷，物产丰饶，在冷兵器时代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且位于山东东西向中心位置，最利于兼顾全省治理。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国家大势变迁，山东治理重心从东西转向南北。元朝统一全国后，山东划入行中书省管理，省会设在青州府。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先攻占山东、后进攻中原的战略，徐达攻占山东各地，省会继续留在青州府。但随着元朝势力败退北方，明朝开始重新考虑山东省会问题。

济南府何以取代青州？从地理位置看，济南北临黄河，南面泰山，易守难攻，“依山傍水，环湖抱泉”。凭借地形优势，济南躲过了黄河、济水改道带来的持续河患，城址自始至终未曾改变。众泉汇集成湖，形成城内巨大的水利调节系统，旱时蓄水，涝时释水，增强了城市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济南城水陆四通，舟车辐辏，簪缨相望，工贾毕集。

更重要的是，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山东南北向交流日益频繁。省会设在济南，有利于沟通南北两京，兼顾鲁西北和鲁西南。济南地位上升的最大资本，是元明之后发达的内河航运体系，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位于济水沿岸的济南可利用巨野泽—白沟水道沟通大运河，又能靠小清河将海盐西运至大运河沿线。

金元时期，青州城迭遭战火，金兵五次大规模进攻，纵火焚烧，整个城市遭灭顶之灾。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的“归来堂”及数十屋书籍杂物皆毁于战乱。济南城虽也遭遇战争，但元气尚存。经济数据更显济南优势：宋代时，济南城所在的齐州有市镇46处，青州仅8处；金泰和七年（1207年），济南府户数30万余，青州城所在的益都府仅11万余；元代天历年间（1328年左右），济南商税额在山东行政区域中最高。这意味着山东经济核心区由半岛中部向半岛西部转移完成。

1376年的山东省会迁移，不仅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合二为一，更是对济南经济中心城市地位的政治确认。直到清代，朝廷始将山东政区的名称定为“山东省”。此后，济南一直是山东核心城市，直至青岛在近代崛起，山东进入东西“双子星”阶段。

（大众新闻记者 卢昱 实习生 金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