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由泰山“施茶碑”谈施茶文化

文|刘恒杰

泰山万仙楼门洞内，东西两壁各镶嵌着一块明代万历年间的石碑，历经四百余年风雨侵蚀，碑文字迹依然清晰可辨。这两块均为“施茶碑记”的石刻，不仅记录了济南莱芜乡民朱自然等数十人连续三年在泰山施茶的善举，更见证了古代“施茶”这一文化形态的兴盛与传承。

施茶，这一看似微小的民间善行，实则承载着“仁爱济世”的传统。从泰山之巅到南海之滨，从明代乡野到近代都市，一碗免费奉送的茶水，凝聚着古人对“善”的理解与践行。

泰山施茶碑是明代慈善实践的物证

泰山万仙楼位于红门宫以北，是泰山传统徒步登山的必经之门。门洞内东西两壁镶嵌的两块施茶碑，均为明代所立，是研究明代民间慈善活动的重要实物资料。

东壁之碑刻立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题为《莱芜县进香施茶镌石碑记》，高104厘米、宽51厘米，圆首。额题“施茶碑记”四字，碑文记载济南莱芜籍道人苏冲气“自幼弃俗，初入道教”(本段及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两块泰山万仙楼施茶碑)，后“携众诚心，同名会社，各出己资，共集一处，普舍施茶”，在三元宫中寓居施茶三载。值得注意的是，此碑立碑人阵容显赫，包括时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的萧大亨及其家族成员共192人，足见这一善举受到高度重视。

西壁之碑刻立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由莱芜廪生郭沐恩撰文。碑文记载“莱芜县乡民朱自然等数十人”，自万历戊申岁(1608)起，“因四方来登山者苦于登山道中无水饮用盘聚山下，而在此施茶三年”。碑文末尾的赞叹尤为动人：“主一邑者，几曾施一邑？主一郡者，几曾施一郡？主九有者，几曾施九有？而今一匹夫，捐资所沾沃者，动至百千亿万人，不可指数。”这段文字以小见大，将普通乡民的施茶善行与官府的治理责任相对照。

万仙楼施茶碑的设立，与明代泰山信仰的兴盛密切相关。泰山为“五岳独尊”，自秦始皇封禅以来便是祭祀重地，民间祭祀活动也渐渐兴起。及至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刻立《去东岳封号碑》，宣布废除唐代以来东岳大帝的帝王封号，改称“东岳泰山之神”。

此后，民间的朝山祭拜活动另寻对象，碧霞元君女神的出现，恰好为信众提供了一位合适的神祇。明末沈一贯(1531-1615)、清初孔贞瑄(1634-1716)对此都有诠释。沈一贯在其《游泰山记》中说：“宋以前泰山为天子封禅地，缁人羽流不敢据而有，崭业未雕，行固难也。我自文皇帝(明成祖永乐)却封禅以来，人绝望幸，故泰岳之权寄于玉女，而天子封禅地共于齐民。”孔贞瑄在其《泰山纪胜》中写道：“抑或东岳非小民之所得祀，故假借祀碧霞云尔乎？”

当代泰山文化研究学者刘慧认为，“(泰山)女神的出现，完全是按照民众现实生活的需求来塑造的”(刘慧《泰山信仰与中国社会》)，故“自碧霞宫兴，而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瓣香岳顶数十万众”(明王锡爵在《东岳碧霞宫碑》)。“齐、晋、燕、秦、楚、洛诸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其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约而同。”(明谢肇淛《五杂俎》)。诚如明诗人陈第(1541-1616)在其《泰山夫人庙》一诗中所写：“铁瓦铜楹佳丽地，进香人自九州来。”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碧霞元君诞辰，泰山庙会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面对如此庞大的朝圣人群，“每岁登山进香之人，不下亿千万辈”，登山者“苦于登山道中无水饮用”，施茶活动便应运而生。而施茶地点的选择也颇具匠心。万仙楼作为登山起点，香客多于此聚集。据泰山文化学者周郢研究认为，“嘉靖间天书观铁塔题名铸列男女善士达万人以上，万历至崇祯间万仙楼社众题名碑更有三万之中”(周郢《泰山编年通史》)。过了万仙楼，也就意味着登山正式开始了，在此设点施茶，恰好解行人之燃眉之急，而施茶者“于就顶路三元宫中寓居”，既解决了住宿问题，又便于就近施茶，体现了民间慈善的务实智慧。

从两块碑文可知，泰山的施茶活动已具备相当成熟的社会组织形式。苏冲气“同名会社，各出己资，共集一处”，表明施茶活动采取了“会社”这一民间组织形式，参与者共同出资、分工协作。朱自然等“数十人”连续三年施茶，更体现了这种慈善活动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施茶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地域分布

作为一种民间慈善形式，“施茶”可追溯至更早时期。

在唐代，施茶主要指的是寺院向大众免费施予茶水的行为，是寺院茶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唐代茶文化走向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百丈清规》中，记载了寺院中设有“茶堂”“茶鼓”“茶头”以及“施茶僧”。施茶僧即专门在寺门前为行人惠施茶水的僧人。唐代史学家、文学家封演在其撰写的《封氏见闻录》中记载：“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师，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宋代大臣刘黻(1217-1276)在描写浙闽一带沿途施茶习俗时，曾留下“世路几销歇，一翁常施茶”的诗句，说明施茶在宋代已相当普遍。

明代是施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除泰山外，全国各地有许多施茶亭、茶棚等。海南省海口市至今有“施茶村”，村名源于明代大学士丘濬(1420-1495)所建“施茶亭”。据《琼山县志》记载，丘濬因卜葬母，途经其地，“建亭施茶水以济行人”，并“出资雇人长期在此烧水施茶，普惠路人”。丘濬官至礼部右侍郎、文渊阁大学士，其施茶之举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参与。

浙江海盐金粟山下金粟寺，为三国东吴赤乌年间康居高僧康僧会创建，位于杭嘉古道旁，是江南最早的寺院之一。康僧会不仅在这里传法，还在此“构亭施茶”。明正统十四年(1449)所立的《重建金粟广慧禅寺记》石碑，专门记载此事，留下了“施茶”的重要遗迹。古碑青石碑体，碑高2.22米、碑宽0.98米、碑厚0.27米，碑文由明正统礼部尚书胡滢撰写，兵部郎中沈为忠书丹，徵仕郎中王叔安篆额。文中记载：“康僧既而游方至海盐金粟山，时值炎暑，构亭施茶以济渴，朝廷闻之，赐名茶院。”金粟寺一脉，由此成为江南施茶文化的重要源头。

清代施茶文化延续发展。相传，蒲松龄(1640-1715)曾在家乡柳泉设茅草茶亭，为过往行人义务供茶，请饮茶者给其讲故事异闻，将施茶与搜集民间文学相结合，成为一段文坛佳话。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记载的“望苏亭”，由僧人见修与母亲共同主持，“母子一起为行人施茶”，体现了施茶活动的家庭传承性。清康熙进士戴亨在其《谷口茶棚庵》诗中的“谷口施茶僧，击磬迎来往”，则描绘了施茶僧人的日常景象。

施茶文化在不同地域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在泰山，施茶与朝圣文化紧密结合，施茶者多为进香信众，施茶本身也成为一种“修善”行为。如万仙楼《莱芜县进香施茶镌石碑记》所言：“千条圣路，无过修善第一。”施茶被视为积累功德、祈求福报的重要途径。

在南方，施茶多与交通要道、商旅活动相关。浙江象山行者岭头的清乾隆“茶会”碑，记载了郑太焕等兄弟捐助田产以维持施茶的故事，反映出南方施茶活动与宗族、田产制度的密切关联。当地乡人刻立石碑，对捐助人、田亩数目“具刻如右”并再做约定，以防助茶田地被“私相买卖”。

在晋商活动地区，施茶还体现了商帮的社会责任。清乾隆年间，在泰安府经商的晋商侯义和等人，倡议并联合同乡捐出白银三百多两，在位于“泰山之趾”的关帝庙对面，修建茶亭，免费为登山者提供茶水。当地著名史学家万斯年(1617-1693)特撰《创建茶亭碑记》，记载这一“以济行人之渴”的善举，说明施茶已成为商人回馈社会、树立商誉的重要方式。

施茶文化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

古代交通不便，长途跋涉者常面临饮水困难，尤其在盛夏酷暑或高山缺水之地，一碗茶水尤显重要。泰山施茶碑的碑文明确指出，施茶是为了解决登山者“苦于登山道中无水饮用”的情况。碑文中就将“一匹夫”的施茶善举与“主一邑者”“主一郡者”“主九有者”的治理责任相对照。

施茶还是“修善”的实践方式和“仁爱”精神的具体体现。苏冲气碑文强调“千条圣路，无过修善第一，将施茶视为修行途径。朱自然等人的施茶活动，也被赋予“积善积德，祈求消灾禳病、保佑人畜平安”的意涵。泰山施茶碑显示，参与者既有苏冲气这样的道人、朱自然这样的乡民，也有萧大亨这样的朝廷重臣。

历史上莱芜不产茶，“莱芜老干烘”(又名黄大茶)原产于安徽霍山、六安一带，明代时才传入莱芜。然而，莱芜乡民却能在泰山坚持施茶三年，说明茶叶已成为跨地域流通的商品，施茶活动也成为连接不同地区的文化纽带。

施茶在中国文化中还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茶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是“清”“雅”“和”的象征。施茶行为将茶的物质功能(解渴消暑)与精神功能(修身养性)相结合，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文化特质。施茶还体现了“礼”的精神。免费奉茶，不求回报，是“礼”的自发实践。同时，受茶者也会以投钱等方式表达感谢。

施茶文化延续至近代，并呈现出新的特点。1935年，鲁迅与内山完造在上海的施茶活动，是传统施茶在近代都市的延续。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内山完造在其回忆录《便茶》中详细记述了这次善举，特别提到中国劳动者在受茶后仍投钱入缸的细节，“不禁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品格感到由衷的敬佩”。

泰山施茶碑静静伫立于万仙楼门洞之内，四百年来见证着无数登山者的来来往往。这两块石碑所记录的，不仅是乡民三年施茶的善举，更是“仁爱”互助”“修善”传统的生动写照。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